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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波的资料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这让他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4）
2004年4月，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在北大未名湖临湖轩举行，这里曾经是司徒雷登居所。在座谈会上，北大副校长、学者郝平提出了傅泾波与中共具有极其微妙而密切的关系，主要根据大致是：（一）1949年4月，解放军即将发动渡江战役，为了安全起见，美国驻华使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家眷都撤离南京，人们也劝司徒雷登撤到广州，但是傅泾波却极力反对，他和司徒雷登都认为，一旦南京失守，他们就有机会近距离和共产党接触，讨论中美关系。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傅泾波马上代表司徒雷登拜访了中共派驻南京的外事主任黄华，而黄华又是周恩来点名派到南京并且允许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的人选。（二）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2年，为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也是访华团成员。临行前，傅泾波将他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托女儿带到中国，傅在心中表达了他对中美之间开始重新对话的祝贺和欣喜，并表达了想回国看看的愿望。收到信后，周恩来即向傅泾波发出秘密邀请。1973年，傅泾波在离国24年后回国，在北京住了十个月。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如果没有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即使作为中共的客人，也不可能在北京一住就是十个月。（三）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侨务参赞陈启道和大使馆海陆空三军武官，以及新华社驻美分社社长等人都前往悼念，并且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是中共在海外给予一位党外人士的最高礼遇。（15）
傅泾波是个谜团，谁知道他的谜有多少？
（1）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2）《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3）傅铎若：《傅泾波》。载于《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燕京研究院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4）《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5）《傅泾波生平纪年》。林孟熹辑，引自《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
（6）傅泾波与Philip West 1972年的谈话录音，见Philip West所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英文版）。中文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7）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8）《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9）何迪：《悼傅泾波老人》。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燕大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10）王如君：《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原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12日。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1）徐英：《司徒雷登返美以后》。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2）《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3）郝平：《傅泾波与中共的关系》。引自《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
（14）何迪：《悼傅泾波老人》。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燕大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15）郝平：《傅泾波与中共的关系》。引自《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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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翰：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1）
王钟翰，1913年生于湖南省东安县。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本科毕业之后在燕京继读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先是辗转天津，后到成都燕大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为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
1949年之前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清史，1949年之后由清史转入满族史研究。受顾颉刚影响，在清史研究上形成“质疑”的风格。主要专著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等等，合著及主编著作多部。
王钟翰先生
1
1934年，21岁的王钟翰在长沙雅礼学校毕业之后，考入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燕京大学。王钟翰回忆，他当时所在的历史系虽然是一个小系，但却颇有一点名气。当时全系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来人，老师和学生人数相当。也是在这里，王钟翰遇到了在学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邓之诚和洪业。在他四年大学生涯的第三个年头，“七·七事变”爆发，王钟翰回忆当时的局势：
“在日本人还没有打进华北之前，他们的势力已经渗透过来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燕京大学挂着美国旗子，高高地飘着，日本人也不敢造次。”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等大学都南迁了，北京只剩下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三所学校当中，燕京大学名气最大，教学质量最高，所以当时最好的学生都报考了燕京大学。
“当时在校园里，处处都弥漫着抗日的气氛，大家都不希望做亡国奴。当时在燕京大学的保护之下，日本人也不能随随便便进来抓人。但是日本人买通了很多汉奸，帮助他们搜集燕京人反日的证据。我们燕京的学生也不能总待在校园里啊，有些同学进城的时候，就在西直门被日本人逮捕了。”
“学校里当时有很多小团体，七八个人，聚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是一个宗教团体，讨论的却都是抗日的事情，平常听不到的消息也可以在这里听到。我参加的第一个团体是“六人团”，“六人团”最早由宗教学院的六个人发起，这六个人我记得起名字的有邱运熹、魏允清、陈仁烈，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六个人坐在一桌，边吃边讨论问题。“六人团”后来逐渐扩大，我加入的时候已经有比较多的人，那时候侯仁之已经是其中的成员了。当时燕京采用的是“包饭”制度，一个月六块钱，吃得很不错：早饭是豆浆、油条，还有一点小榨菜；中午六个菜，两荤四素，六个人一桌，晚饭也是如此。”
2
1938年，王钟翰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旋入研究院史学部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说到六年读书生活，自然有印象最深的事情。但是王钟翰最深刻的记忆出人意料，不是燕园里面好读书，也不是呼朋引伴，甚至不是大师们的谆谆教诲。王钟翰对于大学最深刻的记忆，竟然是喝酒。
“在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美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醉了酒。那是当时在海淀很有名的一个小吃店，那里最出名的酒就是莲花白。我因为喜欢喝酒，就经常到那里去。那一次我在同和居喝酒，喝了莲花白之后还嫌不过瘾，又喝了不少杏花村的白干，结果喝醉了。出了同和居在过马路的时候，我晕晕糊糊地就摔倒在马路旁边了。这种情况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那时候我在燕京上学，除了第一年家里给了一百大洋之外，其他的全靠奖学金和寒暑假打工挣得一点钱。从我入学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一共两次得到学校的奖学金共四百大洋，后来战争爆发，学校也就不再提供奖学金了。那几个老太太添油加醋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听了知道传话会有夸张之处，没有说话，之后他找到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明天十点到他家里。那天我去了之后，邓先生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问我：‘你昨天喝酒啦？’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邓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再喝这一杯。’邓先生解释说，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点，压整一下，以后再见了酒也不会害怕。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他是怎么跟司徒雷登交待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喝酒而且能喝，却在燕京里面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王钟翰：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2）
一则小小的轶事，却可以体现一个学校的精神。遇到这样高明而且有学问的老师，若不是冥顽不化之辈，要想不生问学之心，恐怕也难。霎那间，我忽然对于燕京学子在岁暮之年仍然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有了一份感性的理解。
3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燕大，在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之下，虽然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是固若金汤，对燕大心存觊觎之心的日本宪兵队时常不断会到燕京“拜访”。因酒得名的王钟翰，因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战”，上了当时北京的报纸。九十一岁的王钟翰说起这件事，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
“燕京没有关闭之前，日本宪兵队总队住在西苑，统管着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总队的队长华田常常到燕京大学去，名义上是“拜访”司徒雷登。华田去燕京的时候，只带一两个人，不带侍卫队，枪也是掖在衣服里面。司徒雷登对于这种拜访，自然不好拒绝，不但不好拒绝，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善于处理关系的司徒雷登还会请华田在临湖轩吃顿便饭。餐厅在临湖轩的东头，西头则是司徒雷登的卧室，中间是个比较大的客厅。
有一个秋天，华田到燕京大学，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职员比赛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让洪业先生找到我，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陆志韦先生。我去了之后，那个日本宪兵队长华田摆了10瓶啤酒，并且说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儿喝！我当时正年轻，心想：打仗我打不过你们，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结果喝了不到九瓶，华田已经塌倒在桌子底下去了。而我还在那里要喝够十瓶。当时在场的老师们表面上没有显露什么，但是心里确实欢欣鼓舞，那个日本人华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北京一家报纸还为此事做了报道。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闯进我们的校园，逮捕了很多师生。我虽然也多次参加抗日的活动，却没有被逮捕，我想，也许是那个华田觉得见了我很没有面子吧。”
4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并非纪晓岚之作。这种大好题目，在洪业做来自然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却把王钟翰叫了去，对王钟翰说了他的看法以及思路。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王钟翰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又是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当时鼎盛一时的《大公报》上发表。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呼朋引伴，又到饭馆去“美餐一顿”。后来他把这篇在学术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给另一位他同样尊重的老师邓之诚，不料却引来“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几条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正如严父慈母之于踽踽学步的孩童。
同是在1936年，对王钟翰学术思想起了重要影响的老师是顾颉刚。王钟翰回忆顾颉刚讲课的情景：当时大学课程一般没有讲义发给学生，全靠学生笔录老师的口述。顾先生的两门都有讲义发给学生，用的是白话文讲义，很通俗。但是顾先生讲课却完全是另外一套。所谓讲述，其实并不多讲，几乎完全是抄黑板。从打上课铃开始，顾先生不停板书，从黑板左头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