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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打败北魏，统一全国也不是不可能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调和意识形态
谈萧衍不能不提佛教，来自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原，至魏晋南北朝时得到空前发展，原因是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政权更换快速；篡弑频仍；故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灵涂炭；人民生活艰苦。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於是各种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这背景下兴起。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小乘为主；其教义主要为：人死后精神不灭、因果报应、轮回之说、布施等等，此等教义正好给予在现实生活中受尽折磨、困苦和灾难的人民对来世有所企望；因而大盛。到萧衍创立梁王朝时，佛教在民间已具有相当影响力，有钱、有地、有信众，在世俗世界和宗教领域都集聚了极大的能量。作为梁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维护安定、稳定的社会秩序出发，萧衍无法忽视这股力量，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正确引导这股力量为其所用。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原发展的黄金时期，气势很盛，但中国本土的儒家礼教、道教也已发展很久，比如萧衍的家族原来就一直是信道教的。佛教日盛后，信者益众，寺院益多，感受到威胁的儒家和道教不高兴了，三方之间开始发生一些论争，起初这些论争只局限在学术探讨领域，例如东晋时儒佛之间曾有过关于“礼”的争论，主题是和尚见皇帝和父母是否应该行跪拜之礼。这种事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无聊，但当时的大儒和高僧们可是当作一件天大的事，两方在政府的主持下举行了多场辩论会，儒方的论点是：人不拜父母和皇帝，根本就是伦理丧失，断不可行。佛方的论点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一心事佛，已然与俗世了无牵挂，倘若跪拜皇帝和父母，等于否认出家人的弃俗出世观，万万不可。几番辩论难分高下，官方也反复不定，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决断，但最终政府还是决定认可佛教的观点。到了南朝的宋、齐之间时，道教和佛教的矛盾日深，双方的斗争开始超出理论的范畴，进入互相造谣诬蔑的阶段。例如有道方观点说：道教始祖老子骑牛出关后，实际上是往西方走，在西方想了一会后，就创出佛法，又流传到中土来，意思就是说佛出于道。当时的道教还攻击佛教徒是“舍华效夷”，就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佛教方面也不是吃素的，开始还击反攻，他们说佛佗曾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为儒童菩萨，后来化身为孔子，一为光净菩萨，后来化身为颜渊；三为摩柯迦叶，后来化身为老子，这意思很明白，你们的圣人、祖师爷都是佛门弟子出身，佛教当然是老大。至梁王朝创立时，三方之间的口水战还很激烈，都想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至尊。由于三方都有很多忠实信众，任由争斗发展显然对刚刚形成的安定、稳定的政治局面极为不利，于是，学者皇帝萧衍开始介入干预了。
如前所述，萧衍学识渊博，知识面广，对儒学、道学、佛学乃至史学、文学等都颇有研究，并撰写了大量涉及儒、道、佛三方的理论研讨著作。他对儒家学说是相当尊重的，这从他建国学，开五经馆等举措可知，梁王朝的行政体系也都由推崇儒家的官员执掌，而他的家族一直以来都是信道的。但在这场三方大论争中，萧衍最终站到了佛教的一方，原因就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从东晋起，佛学的理论即与玄学开始合拍，这种宗教与上层士大夫的玄学兴趣十分适应，因而深受豪门士族欢迎。同时当时佛教又大力宣场因果报应、劝人隐忍的教义，用作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再好不过，因而上层建筑的成员不管信不信仰却都提倡这种宗教在民间广为流传。萧衍崇佛最初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为此，他在即位的第三年即正式宣布舍道归佛，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信奉佛教，并鼓动和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几乎把佛教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但同样是出于更好维护统制的需要，萧衍在祟佛的同时并未对本土的道教采取打压政策，对儒学也依然发挥其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三方的信众相安无事，互帮互促，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稳定。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想在这三者之间和稀泥并非易事，非常人所能办到，但萧衍还真就做到了，他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为要调和三方矛盾必须解决思想根源上的不统一现象，于是，三教同源说横空出世，佛教、道教和儒学原本就吉详如意的一家。
萧衍独创的三教同源说，其核心是儒教和道教同源于佛教。他认为，据他考证，老子、周公、孔子确实是佛祖释迎牟尼的弟子，释迎牟尼和老子、孔子是师生关系。他在三教同源说中把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儒教、道教比作众星，彼此既有高下区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萧衍宣扬，儒、道之所以低于佛，是因为只能求世间的善，佛之所以高于儒、道，是因为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三教同源说以佛为主，把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如此三者合用，对统治的稳固是极为有利的，所以，萧衍有时又把释巡牟尼、老子、孔子同称为“三圣”。这套由萧衍独创的理论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当时有真才实学者未必都认同这种师生和同班同学的说法，但萧衍以身为皇帝的特殊政治地位，加上身为大学者的权威学术地位，亲自著书立说推广这种理论，那影响是相当大的，随着梁王朝政权的稳固，这种理论也逐为士、民所接受。但三教同源说必竟是靠萧衍的威权来维系的，是以加强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为目的的，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因此，当萧衍亡故后，这种说法也烟消云散了。
第五章 大兴佛学
萧衍推崇佛教虽然是以维护统治为主要目的，但他的确真心对佛学的理论、教义感兴趣，早年当文学青年时，他博览群书，所学庞杂，对佛教经书也有涉猎，称帝后则对佛学愈加痴迷，他精心研究佛教理论，亲自撰写心得体会，向天下宣扬佛法，计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百零一卷、《大品注解》五十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十六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等。他礼遇僧尼，极力奖励佛教义学，创建大型佛寺，盛造佛像，热心佛教教理的研究。他还时常亲自升座说法，听讲者有太子及文武百官约万余人，世人称其为“皇帝菩萨”。在他亲历亲为的带动下，梁王朝的佛教事业达到顶峰，全国民众都兴奋起来，争先恐后地跑去当和尚和尼姑，狂热的劲头一点都不输给现在报考公务员，梁王朝大地呈现出“一人为僧，全家光荣”的火热场面，据统计，梁武帝在位48年间，寺院增加了八百多所，僧尼增加了五万多人，是南朝佛教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崇佛盛况放在全世界也只有印度的阿育王可以之遥相辉映，相互媲美。
萧衍对佛教事业的热爱还表现在他亲自参与对佛教的本土化改造上，这种改造的后果不同于他的“三教同源说”，而是影响极其深远，直到今天仍在汉传佛教界大行其道。其一，吃素。素食并非源自佛教，素食之风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就已经是上流社会的流行事物，士大夫受老庄的清净无为玄学思想的影响，隐逸文人则崇尚自然，追求返朴归真，大家一致认为吃肉使人气浊，吃素使人气清。这些人一带头，普通百姓就跟风，正好一般民众也没那么多肉吃，素食就成了成本最低的追求时尚方法，就象现代流行的一种断食减肥法一样。而在梁王朝之前，佛教戒律中并无禁止吃肉的规定，禁止的是吃“荤”，请注意，此“荤”并非指现在的大鱼大肉这样的所谓“荤菜”，而是指“大蒜、苔葱、慈葱、兰葱、兴渠”这五种东西，这五样拿到哪里都是五种蔬菜，而当时佛教界认为吃了这五样大气味的东西，耗散人气，有损精诚，难以通于神明，所以禁食，而我们现在鱼、肉之类的所谓“荤菜”，佛教则称之为“腥”。对于“腥”这样的东西，早期的佛教徒（主要是信仰小乘佛教）是可以食用的，但必须是“三净肉”，何为“三净肉”？一为我眼不见其杀者（我没看见杀的）；二为不闻为我杀者（我没听见杀的）；三为无为我而杀之疑者（不是为我或怀疑为我而杀的），当然也不能放开了吃，一般是化缘时得到才能吃。有时对于生了病的僧、尼，“三净肉”之外的“腥”也是可以吃的。梁武帝是上层士族出身，又有信道的家族渊源，对素食早已身体力行，称帝崇佛后，他就从佛教“戒杀生”戒条引申开来，颁布《断酒肉文》，要求全国的出家人都不得食用“腥”物，“三净肉”都不许吃了，皇上金口一开，出家人不敢不从，何况只要食材充足，烹饪有方（这些在梁王朝是不成问题的），素食同样能够创造出富有营养的万千美味。从此以后，素食就成为汉传佛教的专有标签，一直坚持到今天。而在藏传、南传佛教影响的地区，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肉还是可以吃的。其二，烧戒。汉传佛教和尚的光头上都有用香火烧灼出的几个疤痕，或3个、或6个、或9个，最多的达到12个，这就是烧戒。凡愿遁入空门者，剃度之后，便是烧戒，烧戒结束，即为正式的佛门弟子。 这种仪式并非佛教戒律规定，藏传、南传佛教的和尚就从不烧戒，只有汉传佛教的出家人要受这皮肉之苦。这种人无我有的现象同样源自梁武帝的独创，当年，他为了推广佛教、传播佛法，曾大赦天下囚徒，令其信佛当和尚，但又怕他们当和尚是假，逃出寺院是真，就从黥刑上得到灵感，要求有关部门在这些人头上烧上戒疤以便随时识别，加以捕获。也就是说，当时和尚头上的这些圆点实际上是曾犯过罪的标志，到后来，烧戒被认为是入佛门苦修的开始，逐渐适用于所有汉传佛教的寺院，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出家人的标识之一（另有一说烧戒源自元代的志德和尚）。 其三，敲钟。俗语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佛寺必有钟楼，但在梁王朝之前，佛寺里对敲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和规矩，正是萧衍将敲钟这件事发扬光大，使得悠扬的钟声成为天下佛寺的象征。关于敲钟这件事，有个宝志和尚不得不提，这宝志历经南朝宋、齐、梁三代，是个特立独行的僧人，人称志公，据民间传说是济公的原形，他日常行事怪异、全无章法，经常光膀子光脚在街上随意行走，传说又云宝志有大神通，主要是能未卜先知，为此他与宋、齐皇室走得很近。萧衍创立梁王朝后，对宝志更是尊祟，两人相知相识，常常在一起探研佛法，萧衍对宝志十分信任，有一次，他询问宝志应如何解救地狱中众生的痛苦，宝志回答：“惟闻钟声，其苦暂息”，于是梁武帝下诏要求天下寺院都要制定完善敲钟的制度，认认真真开始敲钟，从此以后，我们才能闻听到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后来不同地方的不同寺庙还发展出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敲钟文化，这也是后话了。
萧衍崇佛，著述佛经，广造寺庙、改造戒律、升座讲法，忙得够可以，但他还不过瘾，还想去庙里当和尚体验生活，公元527年，萧衍亲自督造的同泰寺建成，他几乎每天早晚都要去该寺礼佛诵经，说是给全国臣民消灾祝福，有一天他到同泰寺后就没再回宫，并放出话出他已决定舍身为僧，不打算再当皇帝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梁王朝的大臣们只好天天去寺里恳求萧衍回宫，梁武帝在寺里住了四天，觉得体验的差不多了，便在大臣们的苦苦哀求下，回到了皇宫。两年后，萧衍的和尚瘾又犯了，第二次到同泰寺舍身事佛，大臣们照例去寺里求他回宫，但这回去了一次又一次，萧衍都不为所动，大臣们急坏了，最后，梁武帝放出话来，他已经是同泰寺的人了，要想让他离开同泰寺，非得积大德、做善事不可。怎么积德行善？大臣们思来想去，只有捐款给寺庙了，于是，由公卿以下群臣出钱一亿奉赎，当然这些钱也不会真掏自个腰包，最终还得向老百姓搜刮。钱到账后，同泰寺僧觉得差不多够花了，就默许梁武帝回宫了。第三次、第四次当和尚就隔了十几年了，当时萧衍已经八十多岁了，每次都由大臣们援引旧例花巨资将他赎出来。好端端的皇帝不当，却跑去当和尚，由此可知萧衍对崇佛可是够上心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萧衍三番四次去庙里体验生活，最长的一次长达37天，他也不怕有人趁机抢班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