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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个女同志是多么难。
教导员也说，要不是政委，过去谁给女同志说一句话。她们来了，谁也不理。
晚上，和团长、政委谈了一会儿与洪水作斗争及工兵的心理。他们在九时才走的。
他们真是热情，他们俩都很想写作。我给他们鼓了气，并约定他们在明年三月寄给《解放军文艺》。
晚上，飞机来了三四批，对附近轰炸甚烈，栗里的确是敌机封锁的重点。
今天去取的定时弹没有了，并不是上面炸下面未炸，而是未炸，竟成了笑话。
十二月二十三日
今日晨，与团里两个女同志扯谈。一个是十九岁的收音员刘昭琳，一个是文教刘为莲。刘昭琳，湖北人，一九四九年入伍，是青年团员。脸孔红得鲜明，眼睛又黑又亮，从眼睛看来是一个聪明人。另一个则不很健康。我特别问了她们是如何战胜封建意识的惯性来进行锻炼的。从她们谈话中得知，她们在开始下连前是有些害怕的。为了教歌子，关起门来练习打拍子，因为教歌子不能不在战士的面前呀。直至下了连队，正如政委所谈过的那样，那里的人群正在谈笑，一去便鸦雀无声了。跟战士们在一块吃饭，战士们给她们另外打一小盘菜。后来说一定在一块吃，开始还有人陪着，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女的。干部更严重，她们一来，有的躲出去，有几个在那里还搭讪几句。如果是一个人在那里，则早早就跑了。她们本身也是这样，特别对干部，则坚决避免一个人与干部谈话。这真是多么奇特。我问她们是否因此而感觉懊恼，她们认为是这样。特别是到了团里，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只有看看书，什么话也插不进去，孤寂得很。她们看了苏联电影《女拖拉机手》时说，你看人家多好。在女同志之间也是这样，尽力表现自己的正派。如果哪一个与男同志多谈了话，则将遭到所有女同志的不齿。即使同你说话，也是为了敷衍。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男子群中无数个张三李四，一个女同志要保持的关系完全都是四两，即使超过半两也不行。可是女同志也真有这种本领，竟然真能够做到这样，不知背地里费了多少心血。
后来，她们在“艰苦奋斗”中，与战士们熟悉了。能够达到一个班战士与她们在一起而不跑了，而且乐于在一起了。但是如果一两个还是不行，写信签名也必须是全班。但是和干部，特别是与营的干部简直毫无改善，她们认为与营干在一起嫌疑最大，故用百倍的努力来争取清白。孔老夫子造成我国人民之间的男女关系，是如何的奇特而令人不解。这些东西，在我印象中近年来是如此之深，使我感觉不能不在文艺作品中与工作中坚决地斗争。
据为莲同志谈，她在和战士同志的接触中，战士躲避别人而不躲避她，原因是她头发剪得短，而被误会成男同志之故。这一点在我未来的小说中，可以加到我的女主人公身上。
这个题目谈过之后，我又启发她们谈了自己的婚姻观，借以了解一些我所不熟悉的东西。据云：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不愿找年龄大的，就是过去所谓“不愿找个爹”。我特别问了她们愿不愿与战士结婚，愿不愿与战斗英雄结婚，而她们说要看各种条件，意思是还想找个投合学生气味的人。很明显还不愿！即是说，在理智上，甚至在感情上，我可以敬佩他，但在结婚上却不可能。让我也在将来的小说中，记下并且纠正这一点吧。
随后又谈了一些她们斗争的故事。女同志就是这样，她们是互相不听对方的谈话的，而只愿自己发表，这大概是“三个妇女一篮子野雀”的主要原因。
她们的斗争事迹，这些平凡的事迹，是让人感激的。她们曾经同样“参工”和战士们一起背木头、背石头，架桥时向木笼里填石头。她们俩都能背动一百多斤而并不觉得如何累。和男同志一样，穿着裤衩在水里干。中午，铺点草赤着小脚丫子睡午睡。天气热得石头发烧，她们的光脚丫也就踩在石头上。人家唱，也随着唱。心里要强得很，光怕战士说不能吃苦。现在她们俩都有妇女病，来了疼得很，但是她们心里并不觉得是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而是竭力忍受着尽力不告诉别人。个别哭哭喊喊的，还遭到大家的白眼。她们在这些锻炼中，都是说说笑笑的感到很愉快。现在她们是来检查文化学习的，为了战士们多识一个字而奔跑着，奔跑着，祖国优秀儿女们。我在将来的作品中表现她们，这是无疑的了。
刘昭琳是老火车司机的女儿。
她们有时想想妈，挺坦白，写信写上父母亲，而父亲只是形式。
一直谈了数小时，感到有些累，而她们似无倦意。教导员说，九连战士很希望我们去，我们义不容辞地在临走之前赶到那里。战士们敲着锣鼓。我给战士们讲了话。杨桦拉了小提琴，战士们给我们跳了工兵舞，给了一些生活的鲜明印象。特别其中有一个战士简直是“小炮弹”，脸圆，满面红光，脖子粗而短，腰粗，腿也短。很有些像喜剧中的角色，善于表情，他将要成为我一个角色的形象。如果我会画，真想把他画下来。
乘摩托车到另一个连去。第一次乘摩托车，搂住通讯员的腰，下午三时开始奔驰。沿途看见一些炸弹坑。于晚上到达了三登芳华里桥边。指导员、副连长率领几个排长欢迎我们。主人给我们腾出一所大屋。炭火、白桌布、四盒前门烟、一大盘苹果，真如招待嘉宾。干部动作拘束，不苟言笑。完全是我们朴素的战士在他的父母那里，接受的标准的中国式传统。吃饭时，他们只吃一小口。我一边吃一边思索着中国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好的传统，一方面要去掉过于拘谨的部分。
不知怎的，很累人，定好了次日计划，在热炕上睡去了。热炕炙人之至。同志们的热情，真使我感到像从去世祖母那里得到的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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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四日
按照计划，早晨到十几个班里，去看望战士，同战士们握手。看到战士们都在那里学文化，屋顶上做伪装用的松枝，都结着白色的冰花。架向山顶的电线，像一条白绒绳飞上天空。
看了他们的铁舟，回返。
又是四个菜，八个人也吃不完。同志们是多么老实。
饭后，干部座谈。大家都像文秀士，斯文得很。中国的礼节把我的小座谈会给封杀了，凭我怎样突围也突不出。一个个老实可爱的农民的面孔，彬彬有礼的姿态，把我压得喘不过来气。头疼。未谈出多少材料，对我有如苦刑。
我只得宣布会议结束，睡了一会儿。
晚上找功臣来，谈了数小时。因谈得活泼，情况大有改善。略有收获。会后签字甚久。
工兵啊工兵，你真有特殊的性格！你完全向我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淳朴老实。你虽然名为兵，但却一点也没有兵的不羁和火爆！同志们，唉，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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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五日
分部接我们的汽车并未按照预定时间到来，害得我们等了一天。早晨他们用酒菜来招待我们。我按照我的不知节制的性格，喝到欲醉的程度。给战士们签字占了两小时。战士们拿出了祖国人民慰问他们的最珍贵的本子。
下午出去和几个朝鲜小孩玩。又到了一家朝鲜老百姓的屋里坐了一会儿，因为彼此不懂话，小弟要求他的姐姐们唱歌。杨桦也唱了一支。他的姐姐，害臊不唱，阿妈妮又下了命令，才唱了。汽车到了，指导员和副连长率领着班以上干部来送。一直送到芳华里桥边才罢。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看着他们，这些可爱的战士，我很有些自豪感，这是我的战士呀，这是我的军队呀！
穿越过三登，在很高的铁路桥梁下穿过。这座高的桥梁，也少不了是我将来小说中的一笔。
车在陡坡上停下。山坡上有几间房子，一进去，里面又是一排排小房，电灯辉煌。见到了院长、政委。他们正忙着开会，说会议多得要命。我说了一句打趣的话：“现在有条件了，要在五次战役想开还没法开呢！”政委不知我是打趣，又说：“是呀，那时是散得简直没法开会。”我将来在小说中也要讽刺一下“开会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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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日早晨一道和干部们去吃饭。也许是基地医院讲卫生吧，吃菜是每人一盘。在临去吃饭的时候，医务院长，头戴大蒲公英般的狐皮帽，穿着红牛皮靴，身上很干净，而他边走还边慨叹地说：“像志愿军这样打扮的，恐怕在北京街上很难找。”可见这位医生出身的人，是如何的看重干净。
饭后，政委给我们找了一些材料，还派宣传干事李涛来领我们到重伤队。路上爬了一个并不算大的山，可是因为穿得很笨，走不动。在山顶上歇了很大一会儿。我仔细端详了一下朝鲜的冬景。我已经两度朝鲜的冬天，不知将来我能不能写得更真切。
下了山坡，碰见了顶着物件的朝鲜老妇人，冻得哈哈的。
你就看见散散落落的平顶房子，这是医院建设的病室。李涛领我们到了一个“朝鲜洞木”（朝语同志）——那些女孩子的住室。有五六个朝鲜女孩一般的高，好像是用米尺量过似的。听李涛讲，这些同志很好，建房时能顶二百斤重的大石头，真是骇人！据说她们的工作比从中国来的朝鲜族为好，而朝鲜族又胜过汉族的同志。我问这是什么缘故，李涛告诉我：“是仇恨。”这话是确切的。我相信，仇恨——对敌人的仇恨，使得她们这样。仇恨，是勇敢与忘我的核心。
到了智陵里。这里房舍还较完整。虽有炸弹声，但日光和煦，鸡犬和鸣，朝鲜人在安乐生活，有些后方气氛。
和教导员魏冠华谈了一会儿。晚上去看伤员。我走进了二队的一个苏醒室。一般臭味和药的气味。这洋灰洞有小电灯，床铺分在两边。伤员在上面躺着。有一个头部负伤的伤员，他在那里喊：“站在这里的是谁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呀？”队长故意迎合他说话：“不要嚷了，好同志，他们来看你来了！”他又嚷：“有我们班的人没有？我很想我们班的人呀！”杨桦同志说：“是他。”意思是指我们在楠亭里见过的那个伤势很重的伤员，要到祖国给我们买表。听声音真的是他。他大声喊医生，队长说：“你找医生做什么？”他说：“医生呀，你们用担架把我抬出去吧，我不在这里，我要到前方去！”队长说：“你在前方服从命令，你在这里听我的话吗？”他温柔地答应：“听。”可是呆了一会儿，他又喊：“指导员呀！你交给我什么任务，我保证给你完成！你们别看我这个样子，我打仗可有两下子！”别人又顺着他的口气说：“知道你打仗很好，你不是还立功了吗？”“立功不立功有什么，不是为祖国吗，你们说对不对？”一会儿，他又喊：“把我抬出去吧！把我抬出去吧。”可见他是多么痛苦啊。那面，又一个伤员接着说：“指导员在哪里，指导员！指导员，我要向你作一个深刻检讨！……我那天实在是疼昏了，我说了一些糊涂话。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说了一些没有立场的话，我还说，什么立场不立场！指导员，请你原谅我吧，我是疼昏了。指导员哪，找我们指导员来，我要作一个深刻的检讨！”他在电灯光下躺着，头不能动，头上打着绷带，他眼眶里满满的两眶滚动的泪水。我解劝他：“那是你疼昏了，以后改正就是了。”他还是照样反复着：“我难受好多天了，我不作检讨，我成了什么人啦！”我后来告诉他：“你对我作了检讨，也就等于给你们指导员作了检讨。你以后注意就是了。”他这才像小孩子一样，说：“这样我的心里才痛快了些。”他又喊护士来，一个朝鲜的小女孩子，给他擦了眼泪。我被这战士的伟大的心灵，这个四川战士感动得眼睛湿润了。又一个47军的伤员，记得也在楠亭里见过。他留着很长的黑发，指导员鼓励他说：“你看你样子不同了，你好多了。”他的瞳子散发着极为愉快的光芒，说：“天哪，天哪，医生把我救活了呀！”他简直像唱歌一样地说着。
我们又穿过了一些房间，护士们在开会，评选模范。朝鲜的女护士也竟然能说中国话了，虽然说得很蹩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