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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穿过了一些房间，护士们在开会，评选模范。朝鲜的女护士也竟然能说中国话了，虽然说得很蹩脚。她们都说到中国护士对她们学习上的帮助。
看完了，又到祖国手术队去看，见两个人正在看书。火炉边放着一点饭，一个女同志说，刚才她正要回来吃，热好了，她又走了。
看过二队，我们又转过一个山脚到三队。轻伤员在围着火打扑克。重伤室有几个严重的伤员，一个是炮弹炸断了前臂的，他在喊着疼呀、疼呀，显然因为他过度的痛楚，说我要吃饺子你们不给我吃！还责备一个同志态度不好。后来杨桦跑到他面前，他说：“你是医生吗？”杨桦说：“我们是从祖国来的。”这一说不打紧，那伤员（杨永富）哇地哭了！“祖国人民哪，你们来看我们啦！我没有困难呀！什么也没有！我对不起祖国呀，我打得不好呀，打下来，我没有守住呀！”这一下我们着慌了，忙安慰他，他还是哭：“有贡献，有贡献，我有什么贡献呢，不行，医生，我要走，我要走！”护理员问：“你要到哪里去？”“到前线守阵地去呗！祖国人民哪，你们对我太好了，我没打好呀！”护士用手绢给他擦泪，他也不让擦。一会儿他的枕头上湿了一大片。好容易过了感情的高峰：“同志，你过来，你坐下，我睡这么宽的地方干什么呢？”他把自己的身子挪了挪。护士给他擦了泪。他黑黑的面孔，对着我，我想把他的断臂盖上，他也不让盖，就对我讲起他的战斗故事。他有个副班长，东北人，积蓄了五年买了一个表，也让炮弹炸飞了。
另一个伤员，呼吸不出，医生给他做了气管切开的手术，才把炮弹皮吐出来。他十分痛楚，还不断咳嗽，可是他咬紧牙忍受着，一点也不说什么。他有多强的忍受力。
那些值夜班的护士们，给伤员取着大小便器，端着开水，想安慰，又不会说中国话，只得用声音来安慰战士们。真是不到医院不知我军的战斗意志，不到医院不知护士工作的伟大。这样臭脏，而她们能够如此安于工作，如此辛苦，真是可敬。
晚九时始归，被这种医院气味熏得真难受。看了伤员的痛苦，也觉得难受。受伤的比牺牲的要痛苦得多。
。 想看书来
十二月二十七日
夜间有轰炸声，及转送伤员的汽车声，颇有战地后方气氛。
听教导员说，昨夜送来一大批伤员。还有一辆坐了九个伤员的汽车在松街里被炸，牺牲数名。他们也去抢救了。
吃过饭后，即和杨桦同志到一队。见到阿拉古（蒙古人）队长。一会儿从那边来了一个护士，阿队长就介绍说，这就是你们要访问的于桂芝。她长得很像我的老婆。脸一红，头一低，和我握了手要走。我说你干什么，她说去找钉子钉好门窗。她的棉衣穿得比别人要脏，由此也可见她的工作。她被称为“铁打的姑娘”。
我们转了几个房子，就到她看护的三病室。她给伤员端水，换了药，又马上拿起扫把扫地。别人都穿了皮靴，而她为了方便，穿了一双长筒的瘦溜溜的黑胶鞋。擦了放碗的板子，又去整炉子。我说，你也不跟伤员扯扯，她把身子靠在炕上，也不坐下。回答我的问话。
我们中午去看施行手术。手术室的一边是洗手室，一边是石膏室。一个武汉来的医生，担任主角，医院的医生担任助手。一个女护士长，有四十岁，不说话只是忙着。光准备工作足有一小时。洗手洗了半个钟头，要用肥皂反复地搓，两胳膊白沫。医师只穿了灰毛衣，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消毒盒子里，煮着器械。一开始，护士走来走去，脚步静静的，说话也悄悄的。医师和助手戴起了橡皮手套，穿上了护士穿的白衣，戴上了有个小红十字的帽子。开始施行麻醉时，病人含糊地跟护士喊一、二、三、四……麻药发出刺鼻的气味。患者全身铺上了白布，只肚子露出一块。“器械拿来！”医生一说，护士长把患者双脚端着摆上了一个小桌，消毒箱打开，拿出了几十把大小剪子和镊子、小刀、钩子等等。医师立刻变得像指挥员一样，变得像另一个人。他声音虽然不高，但沉着、坚定、明确。等开了口检查以后，发现病患在另一处，立即吩咐改变姿势。然后，他又端详起开刀处，两手向上一伸，稍一沉吟，就下了刀。其他的医务人员却用一种敬慕的眼光，看着这位显然较他们高明的医师。
护士们屏息凝视着，想在这上面学一些知识。时间一长，管麻醉的护士已经有些困倦，打起盹了。两小时后，我们困得很，就回来休息。那气味熏得我很疲劳，心头作呕。后来吃了饭才好些。两个文工团员很热情，一个叫史介绵，一个姓韩。史很活泼，很想在这里跟我们学点东西，但文工团要她们回去。临走她还敬一个礼：“你看我像个军人吗？”说过以后，跳着去了。
我们吃过饭去散步，看见于桂芝又在坡上劈柴。她是一点也不闲着。我们散步到山沟里，看见一个煤窑，外面都是黑土，里头搭着架子，是刚开口的煤层，煤发着亮光。这就是护士们常来为伤员取煤的地方，于桂芝满身污黑，大概也与此有关。
回来，我们转了几个病室。转到医护办公室，手术队的两个女护士正在交班。交谈了一会儿，她们都为伤员的精神所感动。
我们又转到手术室，手术刚刚作完。医师这时才脱下衣服，松心地吸着纸烟，又变成温和的知识分子风度和人交谈。护士把斑斑血痕的铺布取下洗着。他们都还没有吃饭呢，我不由得对他们也抱着一种敬意。据他们说，在做手术时，一点不觉饿，有一次持续一天半，也是这样。精神是紧张而集中的，在病情不明，血管出血时，是着急的；结束后，是松心愉快的，有如作战一样。
晚上和护士长冯亮谈护士情形，收获不大。十一时休息并计划今后几天日程。
今天在重伤室，又领略了另一个伤员的感情。他反复称赞祖国人民支援得好，转盘枪和手雷的效率大，敌人如何挂彩。他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他说：“我就不相信有什么敌人打不倒！”很有自豪感，口口声声打帝国主义，我打死了几个帝国主义！……当我走出病房时，还深切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在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变得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坚强，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我逐渐地，一天比一天更深地认识了我们的民族。这个民族要永远存在在世界上，繁荣在世界上，在兄弟民族中一天天地放射着异彩！她的潜力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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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八日
早晨走到于桂芝看护的三号病房。她正在给一个负了伤的电话员洗脸，她连他的手臂都仔细地洗过，洗了一盆黑污的泥水。洗后又去给大家打豆浆。喝了豆浆，她又去扫地，这个全身黑黑的姑娘就是如此工作。
写日记两小时半，一个上午过去了。下午二时开了一个五个人的座谈会，其中有于桂芝、邵淑清两个女同志，谈五次战役前的困难情况。主要谈了一个女护士在艰苦环境中因累致死的情形，颇为动人。这件事启示我，在将来的小说结构中，我要写一个工农出身的女同志的坚强和知识青年女性在她的影响下进步的情形，而后来这个女同志的牺牲更给她的进步以决定性的影响。
在开始谈话时，我和杨桦用了许多方法使会议得以活跃地进行。开始她们很害臊不大发言，而且挤挤挨挨在一起，留给我和杨桦很大的地方。于桂芝和邵淑清都戴着单帽，把头发塞到帽檐里。因为整炉子使她们的头发脏得不愿拿出来。我们所看到的郑桂英也是这样，这大概是女看护员的一般装束。
晚饭后，我们又到二队去看，看了二队朴光顺的房子，没有遇见她。她的病房里增加了两个美国俘虏（一黑一白），杨桦会说几句英语，被他们给纠缠住了。这两个家伙，竟然谈到冷啦，问什么时候送他们回去啦，他不愿打仗啦。我们的战士在护士看护之下，都有一种感谢的心情，而他们则要这要那，真是没有心肝的。那个黑人也是整天出洋相乱叫乱闹。他们还相信艾森豪威尔会停止朝鲜战争。
看到了朝鲜女护士白孝玉，一个脸胖胖的女孩子。我们和一个负伤的侦察参谋谈了话。
晚上回来又开未完的会议。因冯志来使会议显得不热烈，冯志头偏着，故意不看女同志，而于桂芝也头向外偏着，真是奇怪。他走以后，又使得会议活泼起来。不知何故。
于桂芝的侧面像，真像秋华，真像，真像，连神态也一样。而性格则不相同。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昨日天真冷，今日又奇暖，朝鲜天气真是三寒四暖。
早饭时与志愿手术队医生扯谈他们赴朝情形，他们也是争先恐后地报名，特别是护士争着要来。要几个人，会来好几百。都挤到卫生局局长那里听候对自己“命运”的判决。在欢送会上，一些老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这是祖国面貌改变的另一方面，毛主席所号召的思想改造，使这最难改动的角落也为之转变。祖国的进步实在使人惊叹。
和杨桦同到二队，白孝玉正在扫地。一会儿又给伤员一勺一勺喂饭。另外一个伤员刚行过手术，在麻醉状态中大喊：“美国鬼子呀，我吃了你的亏呀！我……”白孝玉忙把饭碗放下，去安慰那个人。然后又回来喂。
我昨天看到的一个侦察参谋和另一个排长（他因伤痛而眼光昏暗），一定叫白孝玉给我拿他面前的苹果吃，好像吆喝他的家人或他的妻子一样。我推说不吃，他就说，你嫌我们脏呀，还不吃，又说，你不吃，我心里不痛快呀。我只得和杨桦各吃了一个。是白孝玉给我们洗过的。
门口坐着一个伤员，是截了肢的汽车司机，他截肢处在膝盖以上，神色并不沮丧，胸前挂着军功章，谈到他将来回到祖国还想开车。谈他截肢时，医生如何踌躇，而他则劝医生：“截吧，我还可以做工作，不要为难。”别人劝他回屋，他说，我坐在这里凉爽凉爽。另外，他还说双拐如拄得好，比两条腿走得还快。说截肢后，负伤的头十天还净梦见在连里和同志们打打闹闹着玩，还有两条腿。
在朴光顺的病室里，一个痛楚的伤员正唱歌，他唱的完全是出于自编：“美国鬼子呀！我要……”好像美国鬼子就在他对面。唱累了，又哼起来。
女护士给另一个四川战士（762野炮的一炮手）喂豆浆，一勺一勺的。那个伤员已脸色微红，眼光明澈，异常平静，并略有笑容，这是最优秀战士的状貌。
我和杨桦打算与朴、白二护士谈。张队长叫了白几遍，她迟迟未来。后来来了，显得兴致不高。且说话费劲，只能说中朝协和语。她圆圆的胖脸只是往大衣的领口里低。她是一个支书的女儿。父亲参加人民军后，母又继父为支书，因为她的母亲是劳动党模范党员。最近其母还来信说，一九五二年快到了，你要计划好新的年份里怎样做。看看说不出别的，只得放弃计划。杨桦搜集民歌，再三动员，唱了一个。唱完，她起身跟指导员说，我走吧，指导员要她再坐一会儿，吃过饭走，她不肯。我猜她是惦着伤员，指导员还是不让，急得她要哭了。我说你回去干什么，是否要开会？她说：“不是，我还有工作呢，有三个才开过刀。”指导员说：“有人护理呀，已交给别的人了。”她还是不肯，显然她不放心，伤病员是如何系着她的心！我看这情形，才提议让她回去。她敬了礼马上出去，我很想看看她的情形，就推门出去，见她小跑似的走着，走几步还小跑一下，已经走出好远了。我跟在她后面，到了她的病房，我看见她一进去，就忙跑到严重的伤员那里，这时有几个伤员问：“小白，你到哪去了呀！”这亲近之情，简直像儿子对母亲的感情，真像一个老鸟回窝一样。她一个个地问着，她一来，看出伤病员像增加了许多安慰。她用极其温柔的声音俯在伤员的脸上问：“吃饭了没有？”因为她要吃饭，又给伤员说：“我去吃饭了，晚上还是我值班！”“唉，怎么白天值班，晚上还是你值班呢，不会把你累坏吗？”伤员也在担心她。
她出去后，一个伤员说：“她真耐心呀，不知道累，给她立功吧。”
有一个伤员刚行过手术，取出的炮弹皮还在怀里放着。我说：“你还保存它做什么？”“我要好好保留，我伤好了回来再还给他们。”显得异常仇恨。
晚上，开五个朝鲜女护士的座谈会，只是语言不通又拘束，几无结果而散。她们个子都很低，穿着厚厚的棉军衣，真像一个个的小炮弹。一个姓沈的女孩子，脸胖胖的只是笑，她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