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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作战室，方淑玉同志还抓着电话机。他告诉我部队已经撤回了，歼灭了敌人。我心里兴奋得把纸烟掏出来给每人一支，庆祝他们的胜利。
显然，对敌人炮火的压制是成功的。这是徐信同志用脑子的结果。
虽然无大情况，大家还是兴奋地坐到很晚才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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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六日
晨，蒙 中听见团长陶河同志谈话。知道他回来了，我起来见了他，并不像很疲劳的样子。他认为打得不好脸上无光，因撤出战斗太快没有缴获。他翻来覆去地谈，可听出他深深地遗憾。他甚至因此怨他的下级，说战士见了武器都不拿，连长扛了一支重机枪又扔了。政委也觉得没大劲，特别是连排的干部大部分阵亡了，因他们是阵前指挥。这已是过时的方式，不知他们为什么还采用。
吃过饭，陶河还要到九连去检查。他已经两天没睡了，大家劝他休息，他还是要去。我和他同去，一路上他和副团长还是谈的这个问题：没有缴获。
到了九连，战士都已睡了。没地方睡的在外面谈，其中一个光着膀子，其余几个，脸色发黄，裤子被剐得一片一片的，两脚是泥，裤腿都湿了。我们先找几个战士谈了谈，其中有一个伤员，有一种痛苦的表情，叫他休息，他还说不要紧，尽量在坚持。从谈话中得知，他们副指导员嫌前面上得慢，打了枪，骂了几句，一排就落到敌人绊脚索中间，有了些伤亡。三排又上去同二排一起打了一阵，故增加了些伤亡。战斗开始的动作是迅速的，可是后来撤退仓促，敌人的武器也没有拿下来。我到过的二、三班，三班只回来了一个小江苏。那个自动报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是个麻子，手指有些抖，负伤了。还有那几个站着唱歌的青年团员，也许不在了。二班还回来得多些，但是伤了五个。那个给战士绑飞雷的班长，口头语爱带“方面”，他负了伤。我正想去看他，他和他的副班长来了，因为担架要抬他们到后方去。他面孔没有什么变化，脸色稍黄，眉头稍锁，不让自己露出痛苦的表情。他的右臂上中了卡宾枪子弹。副班长被炮弹炸伤，他也竭力忍受着，但却显出痛苦的神情，像病人的样子。我给了他一支烟，他还客气。我问副班长是怎么伤的，是不是咱们的炮弹皮炸伤的一个战士接过来说：大概是咱们的炮弹皮子炸伤的。班长张绪坤瞪了一眼说，怎么是我们的炮弹皮子炸伤的呢……这些战士确实是唯恐我们的党受到一点损害。我正想找话说，忽然听见他叫：“沈廷贵！”沈廷贵是一个小鬼，四川人，坐在交通壕里，班长坐在壕沿上，就吩咐说：“我和副班长都负伤了，我顶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你是个青年团员，在家里要好好工作，首先弄好团结，让负轻伤的同志少做点事，自己多做点；再一个，给大家解释，不要散漫，不要说打了仗了，就吊儿郎当。”最后又说，“如果不弄好，等正副班长回来，就不好了。”末尾又叮嘱把他的裤子等给包起来，把鞋拿出来换上。以后他又去取党的介绍信，给指导员汇报思想情况。据说他以前对战士很好，曾有战士母亲之称。他是在兰州被解放的。什么时候都记挂着工作，这就是战士共产党员的形象。
接着，又开了两个座谈会。坐在我面前的几个人，裤子都被剐破了，有些疲劳。二排只剩了六个人，很没有精神，这是新战士遭受了战火以后的样子，衣服也穿得不整齐。但老战士就不同，声音还是那样清爽洪亮。团长、副团长在那里分析着事情的原因。
最后，我又到了二班，他们见我亲热了些，给我讲战斗经过。我让他们讲昨天到了工事掩蔽时的心情。他们说有的睡了觉，有的睡不着，只是想怎样抓俘虏，怎样炸铁丝网，遇到敌人多了怎么办，敌人少了怎么捉，俘虏不走怎么喊话等等。我又问他们是否恐慌，其中一个说不恐慌，其他则说开始时恐慌，后来不恐慌了。
谈得很热烈。他们有的还唱着歌，一点也不沮丧。是他们因为自己活着而欢乐吗？还是对死满不在乎呢？一个叫高圣文的战士说了两段快板。和战士一块吃饭，大家吃得很饱很香。
晚上到连部问了一下，共伤亡九十二名，加上侦察连的伤亡，共有一百名。这个战斗，组织是好的，只是不该使用这个一年来都没有打仗的九连。
黄昏，从运输排调来的战士，还有从其他处调来的干部，坐满了连部门口，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指导员忙着编队，队编成后，大家就背着枪和背包漫不经心地唱着歌子走去了。
战士的英雄气质是这样的高，甚至比慷慨悲歌都高出一步。这正是中国人民视死如归的伟大气概。
今天见到了钱光海，他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号目，一赢赢七八个金镏子，后被我解放，因幻想腐化生活，又不能赌博就开了小差。他穿着解放军衣服大摇大摆地走到静海，见这里很热闹想进去看看，被警察逮捕。他大骂，被关到天津监狱，后又被编入敌92军，在上下店被我军解放。后来，在战斗中因误会他打了副指导员，被逼供，罚了苦工，到牢里才弄清楚。以后，给我背行李，在长安岭吐了血。因此，我一见他非常高兴，两只手握住他的手。他现在当对空联络员，教导员对他仍有怀疑，又放入九连当战士。我极力给他证明，然而年轻的教导员仍将信将疑。有些政工人员思想总有点“左”。
我想住到班里，教导员又把我拉回。让我住到另一个小洞里，还派了一个通信员陪着我，又把我和群众隔离了。
今天的主要收获，是体会了战士的英雄气概。
七月七日
早晨，罗金友营长回来，他的一条腿，被铁丝网剐出一条条红印。
坡上面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战士，四川口音。他在前天的攻击中迷失方向，曾摸到敌炮阵地，在稻田的小水沟里躺了一天。也许是经受了过分的惊吓，声音都变了。但他却背了三支枪回来。
饭后，正准备到九连，霍然一炮正打中了山坡下的一座朝鲜人的小屋。通信员急问：老乡被打中了吗接着一个朝鲜人从屋子里跑出来。敌人的炮又接连不断地落到我们山上，每隔一分半钟打一发，共打了十二发，臭了九发。我想，也许这是美国工人的暗中支援。此事虽小，却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美国的工人。
在我和年轻的副教导员同坐时，他谈起九连的副指导员。说他坐担架下来时，还唱歌，兴奋愉快，不像负伤人的样子。他经过自己的阵地洞口时，还说：“你们不要当我昏迷了，我知道这就是我住的屋子”副教导员怕惊动他，没说话，他就喊：“副教导员我没有关系，保险过不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他平常很羡慕559团的两个英雄，一个是爬行九昼夜归来的伤员张渭良，一个是被堵住了洞口从容牺牲的副连长李江海。李江海在被挖出来后，人们看到他率领的一个班，都穿得整整齐齐地，在炕上身子正正地躺着，像班里晚上睡觉一样。他自己在桌前坐着，面前摆着他的遗书。遗书的字开始很清晰，最后几个字有些模糊。人们判断，在死之前，他一定对全班都进行了热烈动人的号召，而后从容死去。它告诉人们什么是视死如归。
这就是我们的阵地不可战胜的力量啊
和副教导员同去九连。九连已经恢复起来了，新的干部又忙碌着，又开起了战评会。有一个叫李江州的战士，他说自己打死了十一个敌人，声言有人证明。这人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指导员说，他是五次战役后逃跑被抓回来的战士。
午睡，睡了三四个钟头。时间不够，没有到九连去。下午参加了他们的营党委会，主要是布置交接工作，对兄弟部队要如何热情。不要把好东西、好吃的带走，把坏的留下。还要把潮湿的粮食晒一晒，把用坏的桌椅修理好。叫人家老大哥。我觉得有一股无产阶级的思想在会场上流动。
开完会，我要去最前沿的七连，教导员立刻气喘吁吁地赶来，建议我到八连。后来我还说要去，他就说要向团里打电话请示，我估计不行，也就算了。睡在我旁边的通信员到七连去了，又来了一个东北青年，那样温和，我真想搂搂他，可爱的青年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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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
早起补昨天日记。饭后到九连，找了陈泽、会说快板的战士高圣文等五人，从十时谈到下午三时，了解了战士的心情。回来已甚为疲倦，休息中又计划今后的工作。
阵地正处在换防中，有些紊乱。
准备明晨到八连。
近来吃饭也不少，吃得也不坏，只是身体消瘦很多。用手一摸身上满是骨头。手表带扣到最后一个眼，在北京时紧得很，现在也松了，手指头也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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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九日
今晨随教导员到八连去看。这个阵地原来是该营的前沿阵地，向前推进后，成为该营的二线。我们沿着一条小沟走着，走不远，就进到炮火封锁区，弹坑大的小的在田里触目皆是，但朝鲜人还在安静地生产。大的炸弹坑直径有一丈五到两丈，里面灌满了水。教导员说走快点，这地方封锁得紧。这地方正是我们的炮兵阵地，阵地后简直像绝壁似的。爬过了山头，又过了一个山坡才到了机枪连阵地。指导员迎接我们，我回头一看，刚过来的山坡，炮弹坑和炸弹坑密得真像是麻子脸一样。都是圆圆的黄色土坑。周围呈草绿色的，是去年的弹坑。周围呈灰褐色的，是近期的弹坑。草被烧得变了颜色。正说话间，嗵的一声，离得很近，吓了我一跳，原是我们炮阵地发射的炮弹。发射了几发以后，就看见那个山头上升起黑褐色的浓烟，隔了一会儿才响。敌人的炮也接连地打着，想打我们的炮兵阵地。
他们正开支委会。在炮打得紧时，主人说到洞里坐吧，而谁也没有动，我当然也没有动。在英雄的部队里，谁也不愿叫别人看着自己胆小。
指导员先让我看阵地，他们的洞口极深，进出都不方便，里面曲曲折折，黑得很。爬了一阵，顺梯子下去一层，又是一条坑道。再往前走，听见里面“咚咚”响，一个战士正拖着一筐土往外拉，拐过弯，一盏油灯，一个战士正在那里拿着小镐挖。我喊：“同志，辛苦了”拿烟给了他们每人一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坑道，就是他们一镐一镐挖出来的。以后又看了他们的机枪掩体，射程只能射到前面的山梁，还不够方便。
下来，到了机枪一班的洞里，人们都在睡，他们昨晚到供给处送东西去了。我事先找好的几个人，一个是一班班长，他是和杜根德等四人守阵地立功的机枪射手。人很聪明，二十四岁，能很清楚地回答问题。他分配战士任务，显得很干脆。他家里有一个老婆，他在村里是民兵。他回答问题很正确，使人不好更深地追问他。还有一个是新战士何加友，他是挖工事立功的，四川人，也是一个民兵。他话说得不太好，只说干什么都得卖力气。还有一个是学习组长，是个高小学生，谈话清楚，他是感觉在家里没什么前途才出来的，会编快板。我们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没有得到什么更深刻的东西。
三时许，到连部看了他们的工事，教导员正和指导员谈连队工作，谈完后一起回来。
回来时我们走的汽车路，路上敌人向我们打了几发送行炮。我们卧倒一次。回来后，洞前面乱嚷嚷的一群人抢着看画报，忽然一株松树的树头吱的一声歪倒下来。通信员说，这是昨晚敌人的炮弹片打中了的缘故。大家都很不在乎。
师里告诉我跟团主任一块转移。跟我来的通信员谷世范吃苦耐劳精神很差，别人背大行李，他提一个小包。跟他谈过几次，还不改，这次又是这样，弄得我气呼呼的。
到团里见到陶河等同志，陶极和蔼亲热地注视我，我说到新地方再见。陶说：“到那地方你可以自由，可是在这里你要受管制”
临走，他们派出两个通信员护送。到后勤，见昨晚敌机轰炸后的弹坑极大，有两三米深。一会儿炮弹又打到附近。汽车前来接我，感到自己一个人的活动，消耗的人力、物力太大。
到常鹤洞，和周树青同志一起坐车到西海岸，路上扯了些闲话，他说故事的本领真好。
到时天已快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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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日
早晨，副参谋长周峰同志的说话声把我吵醒，我就起来了。正洗脸，刘来了。他稍许消瘦些，但却很精神。饭后看了他的画。晚饭后，和周、刘去散步。这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山谷。人家也不少。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