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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懂春月秋风（1）
儿子就是我的命
金秋的夕阳怀着深深的依恋，把宫学斌的老屋蚕食般地慢慢吞下去。
早在清晨的东厢里，刘美清就有了临产前的阵痛，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像是一把锉刀，呲呲啦啦地砍杀出窗外。宫学斌刚开始就有些惶恐不安，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忧心如焚，他破天荒地抽起了烟。劣质的“葵花”有点儿呛人，他压抑着自己的咳嗽，脸憋得通红。大嫂、二嫂和母亲穿梭似的进进出出，步子细碎有劲儿，甚至是兴高采烈的。整个东厢偶尔扬出爽朗的笑声，简直把那呻吟当成歌儿来听了。
刘美清的疼痛持续了一个上午，到晌午，宫学斌实在按捺不住，趁母亲推门泼水的机会，忙拉过一旁央求：“妈，别让美清在家里遭罪了，咱送她上医院吧？”
“是女人，都这样！”母亲毫不介意地回道，“上医院白搭钱，也脱不了遭这份罪。”
宫学斌不死心，也不放心，又求大嫂和二嫂。两个嫂子异口同声：“咸吃萝卜淡操心，现在心疼算什么？等孩子生下来，会疼你疼一个月，不会疼得疼一辈子呢！”说罢，相互咬着耳朵，神秘兮兮地笑个不停。
当夕阳的余辉最终吞下宫学斌的老屋，他心疼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便自作主张，找辆独轮车到南官庄推回一个７０来岁的小脚接生婆来。接生婆人还未进门，单凭产妇凄厉的喊声就敢肯定：“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时候已经到了！”说着一脚进门去，只听得句句很权威的吩咐，声声很干脆的指挥，渐渐淹没了大嫂、二嫂和母亲的嘈杂声，也淹没了刘美清的呻呤。
大概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屋里才传出一声清脆的哭声，就像嘹亮的军号，使宫学斌的热血陡然沸腾起来。当时他正如热锅上的蚂蚁，没头没脑地在门外转悠，听到哭声，阴沉沉的脸上一下子容光焕发了。事实上，屋外屋内包括爷爷宫丕福，所有人的热情都复活了，大嫂冲着宫学斌，笑呵呵地唱道：“整整七斤重，好个大胖小子，鼻子眼儿跟你一模一样的，有丁点儿差池不算亲父子哩！”
平生第一次做父亲的感觉，就像睡在暖暖的被窝做梦一样，浑身轻飘飘的，有点儿腾云驾雾的眩晕，又有点儿酒兴正浓的酣畅。宫学斌擎着煤油灯第一眼瞧见儿子，便感到自己的命已经交给他了，今生今世的喜怒哀乐全都被他要去了。“给咱们儿子起个名字吧！”洞穿丈夫心驰神往的笑容，身心疲惫的妻子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
“起名字？还是你给起吧！”宫学斌靠在母子俩的身旁，“眼眉前我运气不济，别拐带了儿子。唉！都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可我倒好，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人到农民，天上地下，命里八尺难求一丈。你说，这难道就是我宫学斌的命么？”
刘美清侧过脸，目光闪烁：“可我知道，你是从来也不信命的呀！”
“就是，我不信命，更不信邪！”宫学斌迎着刘美清闪烁的目光，一种无畏无惧的勇气从心底升腾，“儿子就是我的命，两条命加起来比石头都硬，命里八尺咱就敢求一丈！”
“这话才像你说的呢！”又一次点燃宫学斌的勇气之火，刘美清心里松口气，抱起儿子来催促，“快想想看，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呢？”
宫学斌琢磨半晌，想到有了儿子无疑就是曙光高照了，这也与当时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一样，是个很好的兆头，便建议取名“曙光”。可刘美清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行！不行！俗话说，‘宁叫鸡和狗，不叫光和有’，咱才不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呢！”结果说来说去，最终还是依了刘美清的提议，借电影《林海雪原》主人公少剑波的名字，取“剑波”二字作为儿子的乳名。以“明明白白做人杰”的寓意，取“明杰”二字为大名。
后来从明杰懂事那天起，村里有更多的人通过看《林海雪原》，知道了主人公少剑波的代号是“２０３”，于是，大家又给明杰起了个绰号“２０３”。人前人后，人们一声声“２０３”地叫着，宫学斌有时还真盼自己的儿子就是“２０３”呢！身为解放军剿匪小分队的参谋长，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英俊潇洒，那该多好啊！
７月的核桃，８月的梨，９月的柿子乱赶集。过了９月，秋风凉了，瓜果也快下市了。宫学斌趁瓜田的活儿不多，一天几次地往家跑。他把自己医治腿伤用过的纱布绷带，一件件洗净剪裁，给儿子做成尿布来用，还天天把儿子尿湿拉脏的席子、褥子和衣物拿到村前清水河里去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不懂春月秋风（2）
起初，宫学斌怕人看见笑话，每天天不亮，或者天很晚才干这些活。但有一次终于被人发现嚷嚷了个满村满庄，这以后他也无所顾及了，大白天也敢往河边洗衣服的婆娘堆里凑。每当大家嘻嘻哈哈撩起河水嘲弄取笑，宫学斌就拿大嫂和二嫂的话堵她们的嘴：“这叫会疼疼一月，不会疼疼一辈子呢！”
有哲人说，男人的名字叫责任。初为人父，宫学斌更加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份责任。上有老，下有小，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操心。值得庆幸的是，自明杰出生后，中国的经济终于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低谷，就像经过严冬迎来早春。虽说乍暖还寒，农村仍然是“一大二公”，但好在那时中央还有“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政策，大家可以在一个公社时代短期政策的允许下，通过自己的辛苦和智慧，石缝缝里收五谷，针尖尖上耍花枪，额外打点儿粮，赚点儿钱，作为生活的补充。
年关临近，大家开始置办年货的时候，宫学斌想起去南京治腿途中买到的红蜡烛，便拿出来去集市地摊上叫卖。因为是南方大城市的货，式样新颖精巧，虽然价格高些，出手却很快。只是经过长途倒腾，加之人们挑来拣去，有不少的红蜡烛抽了灯蕊，断了腰肢，弄得有毛无皮，残缺不全，不做减价处理，人家说什么也不买。
心智过人的宫学斌，第一次做买卖，压根就没有赔钱的概念。他灵机一动，收起剩余的红蜡烛背回家，用掏空瓤儿的向日葵秆做模具，拿母亲的纺线做灯蕊，学父亲熬糖做糖球那样，先将伤残的蜡烛熬化，再进行浇铸定型，这样重新做出来的红蜡烛，再拿到集市去卖，竟也成了人们的抢手货。
这年冬天，宫学斌用卖红蜡烛赚来的钱，先给一直卧病在床的父亲买了药，又给家里置办了猪头下水、所有年货，还给儿子明杰买了个手一捏就叫的泥老虎。全家人欢天喜地，美滋滋地过了个好年。
大队主管会计
过了个好年，迎来了春天。宫学斌趁瓜田还未下种的空当儿，和全家人一起，又纺纱又织布，舍死忘命地忙活。手工纺织，压棉花、纺纱、做穗子是基础活，也是活计的大头。家里就一架纺车，为了做到歇人不歇马，他们一家四口，也像工厂的工人做工一样，实行两班倒的做法。父母亲上半夜摇着纺车转，下半夜宫学斌夫妇继续陪着纺车唱，那“吱吱呀呀”的声音欢快而殷实，不分昼夜地缠绕在那土坯砌成的茅草房里。
纺了纱，织成布，宫学斌便拿到集上卖。有时出手早，也不急着回，常常满集溜达。这样溜达来溜达去的，便很快了解了人们急需的紧俏商品以及这些商品的来源地。于是，这以后，除了帮着家里纺纱外，他就忙里偷闲，南下青岛，北上烟台，买进蚊帐、裤子和鞋袜等生活日用品，然后背着苞米饼子和咸菜疙瘩，步行１０里２０里的路程，带宿拉夜地到龙旺庄等周边集市加价卖出。
农民百姓有力气种地打粮，却往往没心眼儿和办法挣钱。有些人眼瞅着相中的日用品，干瞪眼就是拿不出钱来买。宫学斌看透他们的心思，便用老祖宗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换方式，拿日用品换他们的小麦和玉米。之后，再把小麦和玉米卖给县城那些靠领工资吃饭的人。这样来回倒腾，除了多动一点儿脑筋，多出一身汗水，倒也同时多了不少赚头。
正当宫学斌如鱼得水一般，在商海的浅水湾试游的时候，他们大队的主管会计宫长林突然遭雷击身亡。党支部书记宫桐升满脸悲伤地找到他说：“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一声霹雳夺走了一条人命。咱大队可不能没有会计啊！党支部商议来商议去，觉得这个空缺只有你补才合适。我说学斌兄弟，会计就是半个当家的人呢，看在全村老少爷们儿的面子上，你就应承了吧！”
事是真事，话又在理，宫学斌不假思索地点头答应下来。就这样，因为一声霹雳，宫学斌当了大队主管会计。在人生命运之途上，他实现了又一次的转折。解放前只有２９户人家的东祝家庙村，在“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声中，家家灶上几乎断了炊烟，户户炕上却不尽新的生命。到解放后成立人民公社的当时，已发展到由三个生产小队组成近百户的生产大队。
第二章 不懂春月秋风（3）
虽说近百户的生产大队也难称其为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人每天不同活计的不同定额，不同劳力的不同报酬，都要换算成统一的工分，还有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以及公社之间的往来账、明细账，也都要一笔一笔地记清了。宫学斌初学乍干，常常被弄得脑袋里一盆糨糊，账簿里糨糊一盆。
本来大队有一位叫宫天祥的老资格保管会计，肚子里喝的墨水多，人又十分聪明干练，宫学斌完全可以拜他为师，但他因为自己的出身成分高，不敢越雷池一步，教对了怕人说腐蚀拉拢，教错了更怕说阴谋变天。因此明哲保身为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宫天祥哪里还能称师？躲都躲不及呢。
理解他人的难处，能为而不为，是最聪明的决策。宫学斌抱着账本和算盘，天天到８里外的红土崖村向主管会计老郭求教，有些技能人家教过三回两回，不好意思再问，他就到纪格庄找片区的主管会计李培星，什么“大扒皮”和“小扒皮”的，一遍遍地演示讨教，直到滚瓜烂熟了，才肯撒手。
说实在话，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往来账，并非什么深奥的东西，凭他宫学斌的聪明伶俐，个把月便完全胸有成竹了。只是，账内账容易做，账外账就难了。那时村里常有公社的干部下来指导工作，赶上饭点儿，总得留人家吃顿饭吧？起初，大队实行派饭，一家一户轮流做，会计负责发补贴。但人杂嘴杂，什么动静都有。这个说，那天派到我家的人是个大肚汉，一顿饭两毛补贴根本不够；那个道，派到我家的人是个南方蛮子，光吃大米不吃面，有补贴去哪儿买大米？真是百人百心，众口难调。
虽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事上不了台面，但是传扬出去就会丢了大队的脸面。因此，在宫学斌的提议下，大队腾出两间闲置的草屋，竖个烟囱，垒起锅灶，从村里选个婆娘做饭炒菜，每天算半个工值。这样，既统一了来客的伙食标准，又免去了许多淡油寡盐的口舌。
那时全国大兴水利建设，东祝家庙也不例外，他们从莱阳动力机械厂请来王正师傅和他的几个徒弟，十天半月地连着给大队打机井。忙了累了，有汤有面，晴天雨日，按时按点儿，村里先后打了四眼机井，管饭上百顿，钻井队师傅没得说，大队社员也没得挑。
其实，社员不光没得挑，而且人人还打心眼儿里宾服新上任的红管家哩！谁都知道，一天三顿饭，做饭的人一瓢一勺，量米下锅没个准数；吃饭的人一筷一碗，填到肚里却有饥饱。所以，每顿饭后，剩碗面条多碟菜是常有的事儿。为了不让常有的事儿生事儿，宫学斌把剩下的面条和菜，每次都端出来当街叫卖。一碗面条５分钱，一碟青菜３分钱。然后，再把这钱入在明细账里，白纸黑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春去秋来，四季轮换着，天天衍变着，宫学斌成年累月滚在社员堆里，大家的身心都在一起抽穗，盛开的每一束谷穗最后都低头俯向自已的根部，像一个个深深探究的问号：今年收成怎样，能挣多少工分，一分值多少钱呢？身为大队主管会计，宫学斌感到自己有条件，也有责任早早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不知从哪年哪月起，也不知何许人氏规定，所有大队的会计们不到年关就不刹账决分（刹账即结账，决分就是总决算后的分配），害得许多社员直到过了小年也不能赶个集。不决分，哪儿去弄钱呢？虽然，即使决分也分不到几个钱。
媳妇虽丑，早晚见公婆。宫学斌从这句俚语想开去，虽说一个工分才值几分钱，但社员已经挣下了，早给总比晚给好。于是，在走马上任主管会计的第一年，宫学斌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没等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