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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第二天男女社员来到南河沿的苞米地时，却发现掰下来的棒子小山似的堆在地头，那刨起来的秸子也整整齐齐捆好，码在了一起。于是，大家瞪着惊奇的双眼，你问我，我问你地嚷着：“这是谁干的好事？谁干的呀？”
“谁干的？照我看不是一个人干的哩！”
“就是，就是！起码是七八个人合伙干的。”
类似的好事，东祝家庙大队领导下的三个生产小队，就像事先串联好的，天天都有发生，你追我赶，层出不穷。而这些做了好事的人们，也像有条约定的纪律，不声张，不暴露，甘做无名英雄。只是时间一长，总有那么几个虚荣心强的人，终究忍耐不住，他们在人面前或指东划西，或挤眉弄眼，千方百计地暗示是自己做下的好事。小队长们以此为突破口，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出了那些学雷锋不留名的英雄。他们纷纷向大队革委会汇报，要求给予表彰和奖励。
怎样表彰，奖励什么呢？三秋大忙季节，革委会的委员们聚集在大队部争来吵去，意见很难统一。宫学斌想来想去，想出个以水济水、以汤沃雪的法子，他说：“这些人做好事不留名，本意就是不图什么表彰奖励。咱们应该理解人家，就给他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真金不怕火炼，如果真想当无名英雄，他们就绝不会计较；反之，如果计较得失名利，那就不是真英雄，也不值得表彰和奖励。毛主席不是说了么，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一席话入情入理，又不失计谋手段，宫学斌瞥一眼入党介绍人宫文那欣慰赞许的目光，散会后又特意在他耳边补充道：“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钱也应该包括名，对那些人来说，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咱不能让他们当傻瓜卖了，当猴耍了。二叔，跟您说实话吧，我就偏不相信，没钱人也能推磨。大伙口口声声，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难道干活不留名又不要工分的人，真的连命根也不要了吗？”
“可不敢再往深处说啦，三侄儿！”宫文扶着宫学斌的肩头，边走边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果然不出所料，披着虚伪外衣做好事不留名的风刮过，就再也没有摇动树梢。其实，在那个食不裹腹的年月，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谁还有耐心施舍？所谓做好事而不留名，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的饵料，生存才是一切理想的底座。为了让全国人民有饭吃，甚至“一天吃五顿饭”，早在１９６４年毛主席就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这是一个借助“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群众运动，同时也在东祝家庙大队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虎头山下大寨村，七沟八梁一面坡，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大寨贫下中农战天斗地，从山下担土，在山腰造田，于山顶蓄水，重新安排山河面貌。农业学大寨，东祝家庙学什么？起初有人心里惋惜，村里没有穷山恶水真败兴！如果有的话，咱也像大寨那样，千担万担一亩田，先治坡，后治窝，风风光光做典型，该多带劲儿啊！
还好，村前有条清水河，自古尚未形成河道，每逢天降大雨发大水，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东撞一头，西扬一蹄，祸害了不少良田和庄稼。于是，东祝家庙大队革委会经过研究，隆重召开了全体社员誓师大会，他们敲锣打鼓，高喊着学大寨的口号，向清水河宣战。从此，从酷暑到严冬，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顶着星星喊醒早晨，戴着月亮挑灯夜战，硬是靠锨挖镢刨，肩扛手提，在河套两旁布满“石牛”（即保护河堤的石坝），移栽了棉槐蜡条，加固了防洪堤，让清水河从此有了约束，行动规矩起来。
第二章 不懂春月秋风（16）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站着说话腰不疼，到处瞎嚷嚷，‘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宫学斌站在清水河畔高高的堤坝上，边极目远眺边说，“其实这是一种不尊重事实，也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没有当年那种集体的力量和学大寨的精神，我们搞了３０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哪里还有层层的梯田，一个个的大中小型水库？现如今包产到户的耕地和水利，有许多吃的都是过去的老本儿！”
诚然，过去那老本儿赔进去的太惨重，甚至还有些悲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的做法也毫无道理，但靠集体的力量和大寨精神，宫学斌和他的农民兄弟以燃烧起来的激情和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困惑中感受希望，在狂风里体会飞翔，那回忆的感觉真好，体味的触须可以抵达一切生活过的空间。
东祝家庙大队在治理清水河之余，还发动广大社员群众深翻地，大积绿肥。宫学斌虽然身为主管会计，却常常扛着铁锨镢头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他们在那山沟薄地摆开阵势，在每寸土地下深挖１米多。那时候报纸社论常吆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所以有些人认为，挖地有多深，产量就有多高。岂不知３寸土层之下尽是粘土碎石，过分地深挖后，别说提高粮食产量，就连草也长不出来。近水知鱼性，近林知鸟音，宫学斌自幼在庄稼地里摔打，这点儿浅显的道理还是懂的。他不敢明里阻止这种形而上的深翻地多打粮，就在暗地里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将深翻的熟土和生土分开来，等到回填时再恢复原来的土层结构。
大积绿肥是人民公社时代的一大发明，就是在盛夏之中，把田间地头和河套两岸长势正茂的青草，以及灌木丛林的叶子全都拔净捋光，统统扔进池塘里，用水浸泡着，封上泥巴焐着，等到那青草和树叶沤烂了，散发出阵臭时，再挖出来推到地里做肥料用。为了增加地力多打粮食，发明者的用心无可置疑。然而，当宫学斌发现因为过度地采青，大队编匠铺连棉槐和蜡条都供应不上的时候，他蓦然醒悟了，为了多吃个鸡蛋，总不该把鸡杀了吧？做买卖还讲究个赔赚呢，这样的绿肥沤来沤去，遭罪出力不说，日子久了恐怕连老本儿都要赔进去。宫学斌在大队革委会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一直说到这种法鸣金收兵。
现在说来好可笑，想当年为填饱肚子，人们只知道种地打粮，他们就没好好想一想，赚钱同样可以填饱肚皮的。不过大家有所不知，在那个到处都“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里，钱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也没处摸。据传，东祝家庙大队有个社员在刨地时丢了一个扣子，他当时地也顾不得刨了，便四处寻找起来。队长告诫说，如果再不继续干活的话，就扣他一天的工分。这个社员哈哈一笑道，扣一天的工分行，不让他找扣子可不行。因为买一个扣子３分钱，他一天的工分才值２分钱。一个社员一天的劳动价值买不出一个扣子，可见他们想靠土地生钱赚钱，又谈何容易？
胶东一带有句俗话：“小麦谷子一分利，针头线脑十分利，棺材嫁妆百分利，古董书画万分利。”宫学斌从找扣子的故事里和这句俗话中早就悟出，农民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土地里头刨食吃，风调雨顺的年月能混个温饱，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糊口都难，刚熬出来的三年大饥荒又不是没经过，一个“饿”字深深地凿在他的脑袋瓜儿里，宫学斌真算是饿怕了。为了壮起生活的胆子，他不得不以中国农民精打细算的特质，在黄土地上谋篇布局，洞幽探微，另辟蹊径。
离东祝家庙大队不远，有个莱阳县良种基地，那些年宫学斌常到那里给社员们联系零活，每人每天出工１．２元，年年为他们大队工分增值。但终究僧多粥少，经常是干一天歇一月，钱挣得容易，攒多了难，总觉得不解渴。有什么办法能让社员们多赚一点儿呢？宫学斌寝食不安，一双睿智的目光常在良种基地搜寻答案。
这年秋天，基地新培育的良种土豆喜获丰收。为答谢东祝家庙大队，基地低价卖给他们一部分让分给社员们吃。然而，在宫学斌的倡议下，这些新品种土豆一个也没分给大家，全都作为第一代种子栽种了，来年培育出了翻了好多番的第二代种子。虽说第二代种子的产量和品质均不如第一代，但比起本地的传统种子要好得多。这一年，东祝家庙大队家家户户分到了多出几倍的二代土豆种，他们除了留足自己吃的种的外，还一个个肩挑车推，四处兜售，土豆换玉米，一手钱一手货，随行就市，方圆几十里，许多公社都卖遍了，人人美滋滋，又实实在在地大赚了一把。
在“学习大寨呀赶大寨”的歌声中，宫学斌鼓动大队革委会沿着当时政策的边缘，把个“允许农村发展副业生产”的口号当经来念，这一来，大队每年种庄稼卖公粮的收益，与“三坊两铺一厂”和外出打工赚来的钱加起来，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工分值。那些年全公社每个工分平均２分多钱，东祝家庙大队却值１角３分多，一个整劳力每天挣９分，折合人民币１．１７元，一个月下来，年终决算，每人一沓４００多元的票子，放进衣袋里按按鼓鼓囊囊，攥在手里摇摇嘎嘎作响，那种自豪的心情，那个牛气劲儿，南庄北疃，没人敢比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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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窑场十年显身手（1）
还是一口大锅饭
距离莱阳城东十数里，有一座望石山，其势峻峭，山巅伏石如蟾，古有“小东岱”之称。士人游赏者，络绎不绝，凭高载酒，苍翠弥望，岚风野秀，宛在几席间。先人万邦维曾有诗云：
春还山色更惊心，
载酒乘风共赏吟。
历代登临人不见，
年年仆射听鸣琴。
据莱阳县志记载，唐朝末年的一个秋尾，望石山突然被漫天的密云浓雾遮掩，连续三天三夜，密云浓雾之中人欢马叫，凿石的铁钎声、搬运的车轮声、大呼小叫的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落。三天过后，艳阳高照，云开雾散。只见望石山的悬崖之上，一座恢弘瑰丽的无梁庙宇赫然而立，就像蛤蟆舌尖上的一只多彩的瓢虫，险得让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大概为印证这个神话吧，周围的百姓传说，那三天的云雾之后，家里的牛马骡子等等一切牲畜，个个大汗淋漓，浑身热气腾腾，真的就如刚被天神借去用过一般。于是，望石山就被人们称为望石庙，也便列入了莱阳“八大景”之一，有了“凤凰山大窟窿，望石庙吊凌凌”的说法。从此，各路道士迁来安营，善男信女云集而来。每逢赶庙会，上香进贡的，占卜问卦的，以及唱戏杂耍，摆摊买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好不热闹。少年时期的宫学斌，就曾扛着糖球杆子在这里叫卖过。
１９６７年，红卫兵以“破四旧，立四新”的名义，一举捣毁了望石庙，道士也做鸟兽散。人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望石庙却是既跑了和尚又跑了庙。不过还好，“望石庙”的称谓至今没跑，以其地理位置而划分的庙西村、东庙后村和西庙后村，也还都沿袭着老祖宗的命名。
既然是天神相中的地域，又是老祖宗命名的村庄，风水自然就好，不说望石庙的青山绿水，单讲庙周围的万顷良田，那肥沃的土层就有七八米之深。正是基于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１９７２年被时任公社书记的王之栋选中，决定让辖区北官庄大队书记宋乃红挂帅，在这里筹建一个烧砖制瓦的窑场。
消息不胫而走，机会不期而遇，宫学斌两年前就在纪格庄公社水利大会战中认识了宋乃红，那时他是会战营的教导员，人很精干，处事老练，夺红旗，拔白旗，一马当先。未来的橡树永远掌握在橡树的果实里，如果能跟这样的人一块儿打天下，肯定会有酣畅淋漓的痛快，再者，走出去天地宽阔，拳打脚踢也有个折腾。于是，宫学斌在截获消息的第一时间便找到宋乃红，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要去窑场干一番事业的态度。
天下智谋之士，英雄识英雄。宋乃红又何尝不了解宫学斌呢？东祝家庙大队创办“三坊两铺一厂”，良种土豆卖遍全公社，一个工分一毛三，宫学斌在这一切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宋乃红走马上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前也曾当过会计，自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当时见他渴求调窑场工作，便满心欢喜，一口应承：“男子汉说话一句是一句，吐口唾沫砸个坑，就请你在窑场干主管会计行不行？”
“只要你宋书记信得过，哪有不行的？”宫学斌面对年长自己９岁的宋乃红，除了佩服和信任，心里还油然产生出一种依赖之感，“不过，调动前你可得做好我们大队书记的思想工作，否则他不会轻易放我。”
这话还真被宫学斌言中，宋乃红去东祝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