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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着火柴，点亮油灯。我在灯光照耀下，才能起床，看准大床上的空隙处下脚，悄悄走下大床，落在地面上，走到床角落去方便。如果没有灯光照亮，很可能会踩到大床上的人。好在我从小就养成了“睡前一泡尿，睡觉不拉尿”的好习惯，一般夜间不会惊动别人。
更令我烦恼甚至痛苦的是，睡在悬空的竹板床上，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这响声在夜深人静时被放大。
而此时的我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灵与肉的躁动令人不安。往往一觉醒来，便会胡思乱想，朦胧中意识萌发，热血上涌，身体膨胀，禁不住会辗转反侧。于是，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是那样刺耳，那样令人难堪，仿佛是在宣告着什么。我像个怕被人发现的小偷，赶紧停住了响动。
然而，压抑着的欲望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青春的火苗越烧越旺，难以扑灭，又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我的理智在黑暗中哭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是在“动”与“静”这矛盾的焦灼中度过的，我不知道饱受过多少次灵与肉搏斗的煎熬。
我们兄妹六人像一群挤在小窝里的雏燕，终于渐渐长硬了翅膀，相继飞上了天空。我们先后考入了师范学校、工艺学校、卫生学校、共大总校……在广阔的天地间奋飞。离开塔下小屋至今已经40年了，我对它的那份特殊情感却挥之不去，越陈越香。尽管我到过西安的大雁塔杭卅的六和塔，然而，故乡绳金塔那金色的塔顶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那样耀眼、那样壮观；尽管我住过两室一厅三室两厅，然而，当年从两块明瓦中照进来的那一束光柱在我的意识里，永远是那样明亮、那样温馨；尽管我吃过龙虾宴鲍鱼宴，然而，塔下小屋过年时母亲用鸡汤、藕粉、肉丁、豆腐丁、红白萝卜丁做成的糊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鲜美、那样难忘。
（全文完） 。。
嬷嬷
一
按照老家山背村的传统习惯，我们一直把祖母叫做嬷嬷。嬷嬷名叫辜大妹，家里有四姊妹，她排行老大，自然叫大妹。嬷嬷出生于1896年，比毛泽东主席诞生晚两年，凑巧的是，她比他去世也晚两年。一个被亿万人敬祝万寿无疆的伟人，一个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一辈子的凡人，生命的长度是相等的。人世间有多少不平事，唯有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
19世纪末中国还处在男子疏长辫的满清时代。这个时代给嬷嬷留下了终生痛苦的印记，那就是一双不到5寸长的小脚。
嬷嬷幼年时便缠了脚，慢慢地足部骨骼拗折畸形，最终成了五个脚趾裹成一团的小脚。这种小脚只能穿布鞋。在我的记忆中，嬷嬷从未穿过皮鞋、胶鞋、凉鞋、拖鞋，她一辈子似乎只穿过一双鞋，那就是她自己缝制的布鞋，因为只有一种样式，所以在我眼里，始终只有那一双鞋。
我的祖父赵乾元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地过日子。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惨案。中国军队企图抵抗，组织了武汉会战以图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然而无济于事。武汉会战之后，1939年3月，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向南昌逼近。南昌的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举家逃难。
位于南昌至向塘公路旁的山背村，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乡亲们像无头苍蝇一样随着人流逃窜。
嬷嬷带着儿女们是最后一刻离开了山背村。她的婆母年岁已大，又舍不得自家的房屋，坚决不肯离开家乡。3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昌，山背村被日军放火烧毁，留在家里守房屋的老人，和房屋一起化为了灰烬。
嬷嬷拖着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带着一个跛腿的养女，随着逃难的人群艰难地前行。逃难路上的经过，嬷嬷并没有给我讲述过。我想那肯定是一个恐惧、焦虑、疲惫、饿无定食、居无定所、难而无助的漫长过程。不知走了多少天，终于到了抚州，迎接她的是人生中又一道难关。
抚州成了嬷嬷揪心裂肺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日军用了10天时间攻下了南昌，然后向西进发，4月2日攻下重镇高安。4月20日中国军队74军和51师渡过锦河，与日军在高安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此后，由于兵力不足，日军暂时停止进攻。
离开南昌向南逃难的人群因此在抚州得以喘息。日军虽然没有从陆路攻打抚州，却经常派飞机到抚州等地轰炸。尖锐的警报声响起，人们都纷纷躲进防空洞。有时警报声响过几遍之后，飞机却迟迟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复多次之后，不少人便产生了侥幸心理。
那天中午，防空警报又一次响起，嬷嬷带着孩子们躲进防空洞，洞里人群密集，空气污浊，几个小时过去，并未看见飞机的影子，又是一场虚惊，人民骂骂咧咧地散去。傍晚，警报声再一次响起，接受了中午教训的大儿子不听劝说，执意要留在做临工的瓷器店里，嬷嬷只能带着小儿子和养女躲进防空洞。
“想不到日本鬼子的飞机真的来了，还丢了好多炸弹。”嬷嬷事隔多年之后给我讲述时，心情依然沉痛。“第一颗炸弹就把瓷器店炸了，活生生的后生崽俚子就这样炸死了。真是造孽啊！”
早年丧夫的嬷嬷，忍着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擦干眼泪，带领全家，为了生存，继续向南走，终于在南丰找到了立脚之地。
在南丰定居后，已长大成人的父亲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他像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样，四处奔波，寻找着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在嬷嬷的辅佐下，他白手起家，凭着10个手指，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大一家人。
二
嬷嬷去世至今已经整整30年，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身体瘦弱但精神矍铄，没有文化却精明过人，一辈子受苦受累仍能尽心尽力。
嬷嬷最擅长的是针线活。一块布在她的手上，能很快地变成一件衣服。这在会使用缝纫机的人看来，不是什么难事。但她从不使用缝纫机，全靠用手工一针一线地缝。上个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买得起缝纫机，有些人家想做老式的大襟衣服，就会把嬷嬷请到家里来做，除了供吃饭之外，还要给一些工钱。嬷嬷总是很早就去了雇主家，傍晚时分才回来。晚上在家里还要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缝缝补补，孙子孙女们衣服上的每一块补丁，都是她精心打造的作品。
记得我参加工作后仍然在穿的一件破棉袄，已经是补丁叠补丁，整件衣服被补丁遮盖了，几乎看不出原有的颜色。而这些补丁，大大小小、方方正正、针脚细密，排列顺眼，穿在身上并不觉得难看。
嬷嬷用手工为别人缝制了无数件衣服，而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衣服。唯一一件值钱的是香云纱大襟褂子，平日舍不得穿，偶尔穿一次倍加小心。换下来洗时舍不得搓揉，只是在清水里浸泡，也不用力拧干，怕伤了纤维。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她从不拿到外面去晒，只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怕毁了颜色。
嬷嬷因为小脚而干不了较重的体力活，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硬撑着去做。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个单位都在招工，母亲进了市政工程处做事。从此，操持家务的担子落在嬷嬷肩上。买菜、做饭、洗涮、缝补……这些繁琐的事情她都能胜任，唯独每天一次的挑水、每月二次的买煤球成了难题。她的小脚走路都困难，怎么还能挑重担呢？
自来水站离我家大约有100米远，每天要用二担水，水价是1分钱两担。嬷嬷无论怎么努力也挑不起满满的一担水，只好和不满10岁的我抬水。一前一后、一老一少、一祖一孙，每天都要来回走上八次。嬷嬷十分珍惜每一滴水，洗了菜的水，会用作洗衣服打头道。如果我们多用了水，她会唠唠叨叨地说：“要坐水牢，这要坐水牢啊！”在她看来，这辈子用多了水，下辈子肯定是要坐水牢的。
为这挑水的事，我小时候不知挨过嬷嬷多少次骂。现在想来，这也难怪她。放学以后有时我喜欢在外边玩，没有及时赶回家，嬷嬷见水缸里没有水，无法洗菜弄饭，急得团团转。怎么能不骂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人家都在贫苦线上挣扎，一般的小病都不会花钱上医院看，民间的土方子、土疗法往往就能解决问题，这既省钱又方便。
嬷嬷可以称得上是远处闻名的土郎中，她的绝技是捺蛾子、刮痧、收吓，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她医治。
扁桃体急性炎症是青少年容易感染的常见病，中医称为“喉蛾”。患者咽喉部发红、扁桃体*肿大，吞咽疼痛。“捺蛾子”实际上就是用拇指、食指置于患者咽喉处按摩。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掐两侧的少商穴，一种是反复搓擦两侧的大鱼际处。我不知道嬷嬷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两种都用？只见她在拇指、食指上醮一点墨，然后伸进患者嘴里，使劲按捺。患者被她这样一捺，往往会咳嗽。嬷嬷拍拍他的背，意思是说，很快就会好的。
夏天炎热时，有人闭了痧，会找嬷嬷刮痧。刮痧是用刺激皮肤的方法，使皮下*，毛细血管扩张，全身血脉畅通，汗腺*病邪从汗而解，达到正本清源、阴阳平衡之目的。刮痧时，嬷嬷并不用什么器械，只是在指头上醮点水，然后在患者的胫部、胳窝处、胸部、大腿根部用力反复刮拭，一直要刮到这些部位出现红紫色瘀点。刮痧不仅是一种力气活，还需要相当的技术和经验，如果刮拭的部位不正确，手法不适当，都会收不到效果。
如果说“捺蛾子”、“刮痧”，在医学上有一定的根据，那“收吓”就有些神乎了，甚至带点迷信色彩。
当年的孩子不像现在这样被父母管束着学这学那，放学后书包一放下，便满世界乱跑，结伴玩游戏，轻松快乐。到了晚上，还要玩“蒙蒙躲躲”，互相藏起来，让对方去找。找着找着，突然从黑暗处跳出来，一声尖叫，猝不及防，吓一大跳。有些年幼的孩子禁不住这一吓，会被吓坏，睡觉时哭闹，整日焦燥不安、神魂不定，甚至吃不下饭，头痛脑热。
被吓的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我家找嬷嬷收吓。嬷嬷拿来一只大杯子，装满一杯米，用红布把杯子包好，然后在孩子面前不停地转着圈晃动那只杯，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是在召唤着上苍把魂灵还给这孩子。孩子静心静气地等待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嬷嬷停止了晃动，揭开红布，看看那杯米，然后对守在外面的家长说：“到东南方向去找。”
当天晚上，就能听到家长带着“收吓”后的孩子在他家东南方向的路上叫喊：“××—回—家—啊！××—回—家—啊！快—点—回—家—啊！”声音悠长富有韵律，随着这一路的喊声，似乎孩子丢失了的魂灵真的会回来。
现在看来，嬷嬷的“收吓”似乎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仔细一想，这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心理疗法。通过这样一整套程序，使孩子焦燥的情绪得到缓解，心灵得到静化，惊吓状态因此而慢慢消失。
遗憾的是我没有问过嬷嬷是怎样确定方位的。可能是因为米在不停地晃动中，间隙越来越小，揭开红布后，杯里的米自然会少一角，那一角留在杯里那个位置，就定在哪个方位去找。是这样的吗？
嬷嬷经常给别人看病，自己却从来没有上过医院看病。在我的印象里，她似乎从不生病。如果有时伤风感冒，身体不适，她总是自己忍着，不愿告诉别人，更不愿花钱上医院。即使到了晚年，身体挺不住了，也只是吃点晚辈带回来的药丸。以至于她离开我们了，我们还说不清楚她最后患的是什么病。这是我们做后辈的失职，为此我深深地愧疚。慈爱宽厚的嬷嬷，你能原谅我们吗？
三
1978年早春时节，天气很冷。在我的感觉中似乎比冬天还冷。
83岁的嬷嬷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操劳了一辈子的身体不能下地行动，只能弓着背，低垂着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说话，不睁眼，无声无息，像一尊雕塑。向圹老家的姑姑闻讯赶来，尽管她一出生就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她却依然想在亲生母亲弥留之际尽到一个女儿的孝心。姑姑坚持着挤在我们家住，侍侯在嬷嬷床前，端茶倒水，接屎接尿。
我们都以为身体一直硬朗的嬷嬷能挺过这场感冒，挨过这段春寒料峭的日子，所以都按部就班一如往常，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万万没有想到，嬷嬷像一只旋转了一辈子的陀螺，一旦停下来，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