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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妈妈特别伤心。周恩来不忍心让妈妈接连承受这不幸的打击。
妈妈去世后，我从大姨那里知道她和刘文华的事情。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了解妈妈一生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和事。几年前的一天，我坐上火车，特地来到埋葬刘文华的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园。陵园很大，附近还有一个招待所，陵园管理员告诉我，很多离退休的部队老干部经常会在招待所里住一两个月，白天就到某个墓碑前坐着，跟“里面”的人说一上午话。以前听爸爸妈妈谈起革命年代的事情，总是感觉很遥远，而看到那些墓碑，我才第一次对“牺牲的先烈们”有了切身的感受。我找到刘文华的墓碑，在心里轻轻地说：“刘伯伯，我替妈妈来看你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5）
当年两个最亲爱的人的离去，让妈妈痛苦万分，她蒙着被子在宿舍痛哭了一整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地找她谈话，希望她能重新振作起来。妈妈很快克制了自己的悲伤，投入到更努力的工作中。在妈妈那一代革命者心中，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要超越个人感情的。
因为劳累和一连串的变故，妈妈病倒住院，很多朋友都赶来探望她，其中不乏每天都会带着鲜花来的仰慕者。而每一天都会带一束玫瑰花来的，就是爸爸乔冠华。
才子佳人
妈妈是在重庆与爸爸认识的。此前，爸爸以“乔木”为笔名写了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成为名噪一时的记者。香港沦陷后，爸爸与诸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刚到那里，他便被夏衍介绍，拜访周恩来。爸爸在曾家岩的“周公馆”与妈妈不期而遇。
因为工作关系，两人经常见面，彼此的认识和交往也十分自然。1943年秋，爸爸、妈妈结婚。周围的老朋友开玩笑说，他们的结合，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的评价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爸爸的老朋友冯亦代回忆：“在香港时，老乔是他们家的常客，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那时郑安娜便和他感慨：如果维航（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那只是说说而已，因为郑安娜根本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后来郑安娜得知爸爸、妈妈走到一起后，连连说：“你看！当年我就说他俩应该在一起呢！”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对标准的“才子佳人”组合。
1944年7月，哥哥乔宗淮出生，他是在曾家岩“周公馆”长大的。天气暖和时，爸爸、妈妈常把哥哥的小床放在办公事的天井中间，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一楼，经常是哥哥哭了他抱一抱，渴了饿了他喂一口。爱泼斯坦说，曾家岩有一种浓厚的家庭气氛，龚澎的孩子坐在一边，周恩来更像一个舅舅。1946年爸爸妈妈住在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与周恩来邓颖超曾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哥哥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周恩来会见客人后拍照留念，便喊哥哥：“弟弟（重庆人对小孩子的称呼）过来一起照相！”哥哥把脸扭到一边只顾自己淘气，“拒绝”和周伯伯合影。长大后他才发现竟没有几张和周总理的照片，后悔也来不及了。
爸爸、妈妈在重庆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不说教，对人的影响是那种和风细雨式的。有一次，爸爸肠胃病发作做了急诊手术后需要输血，医院血库里没有B型血，妈妈特别着急，告诉了两位好朋友，让他们帮着想办法。第二天一早，在医院守了一夜的妈妈推窗一看，门口排起了等着为爸爸献血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曾担任过史迪威助手的谢伟思。为一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献血，而且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人，这个场景让妈妈特别感动。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爸爸、妈妈就是一家人，为此我还和小伙伴吵过一架。他说：“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他们肯定不是一家的，这事我敢和你打赌。”我不信，回去问爸爸，爸爸说：“是啊，我和你妈妈，一个在苏北，一个在广东，怎么可能是一家呢？”我呆住了。他们实在是太和谐了，和谐得仿佛天生就是一家，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俩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6）
从小时候起，我就听爸爸喊妈妈“达令”（darling，亲爱的），我一直以为这是妈妈的小名，直到有一次突然听到妈妈也这样喊爸爸，我很奇怪地问妈妈，妈妈笑着说：“这也是你爸爸的小名。”想了一想又补充一句，“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之间使用”。爸爸经常对周围的朋友说：我和龚澎，可不是一般的夫妻！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房间里聊很久，从工作到生活，无所不谈。在我看来，他们之前的感情涵盖了爱情、友情和亲情。
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古典音乐。他们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他们决定让我学钢琴。那时一架钢琴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我经常听妈妈念叨：这个月又可以攒下买琴的钱了！一直攒了几年，妈妈给我买了一架东方红牌钢琴，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唯一的“大件”。当钢琴运到家里时，我们全家都像过年一样兴奋。
相对而言，妈妈比较理性，在政治上更成熟，她善于做人的工作，与各式各样的人相处，而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他为人处事质朴耿直。妈妈特别注意维护爸爸，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场合。上世纪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想提妈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妈妈得知后专门找到周总理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总理笑着说：“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妈妈对爸爸的爱，绝对是一种付出。他们在一起的30年，也是爸爸才华得到最大发挥的30年。很多人都认为爸爸的巅峰时期是1971年参加联大会议，那时虽然妈妈已经去世了，但爸爸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是在妈妈爱的延续中登上巅峰的。
阳光灿烂
解放后，妈妈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爸爸是代理亚洲司司长。妈妈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妈妈与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在周恩来亲自提名下，妈妈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妈妈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尽管因从事的新闻工作让母亲在公众场合频频出现，但她始终保持着热情而沉稳的性格，周恩来曾评价母亲是“静若处子”。
我是1953年出生的，爸爸经常跟我念叨，本来希望我出生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那一天，以我的生日定下停战日，但谈判拖了一个多月，我也没挨到那一天，爸爸还挺遗憾的。生我那年，爸爸40岁，妈妈接近38岁，他们都特别喜欢孩子，也特别疼爱我。
妈妈生我时难产，所以我小时候妈妈总是担心我身体有问题，她又想验证这一点，又怕我知道后伤自尊心，为此颇费脑筋。
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去做智力题，我高高兴兴地跟她去了。到了医院，医生拿出5块大积木让我数数，我觉得被羞辱——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趣味数学这一类“高级”题了，因而愤怒得拒绝回答。医生出来告诉妈妈：“你女儿的测试结果大概有问题。”
现在想来，那时对妈妈的打击应该很大，但妈妈在我面前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什么，只是小心翼翼地问我，为什么不回答医生的提问。我生气也不理妈妈，所以她永远都不知道，医生那天给我出的是什么题。妈妈去世后，大姨告诉我：你妈妈那天急死了！这件事情想起来我就特别后悔。
我的母亲龚澎（7）
妈妈不但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她也把全部身心都放在营造这个家上。她当年去苏联出差的时候，给正在读小学的哥哥写信，上面用钢笔清晰地解释地球自转的方向和时差的原理。不管到哪儿，她总是想方设法寄有当地风光的明信片给我们，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尼罗河？？那些印着奇妙的异国风光的明信片是我童年快乐的记忆之一。
1964年3月，爸爸、妈妈跟随周总理出访14国回来，我急不可待地请假去机场接他们，那一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亲自到机场迎接。看着毛主席和大家照完相，我站在那里等爸爸、妈妈。不一会儿，毛主席大步朝我走过来，满脸慈祥地看着我，想逗我说话，我却害羞地躲到旁边的高个子叔叔后面。
一会儿，妈妈出现在我眼前。我兴奋地告诉妈妈我见到毛主席了。妈妈问：“主席和你说话了吗？”我摇摇头，妈妈说：“那我请毛主席和你讲几句话！”说罢，她朝着毛主席走远的背影追过去，一边喊：“主席！毛主席！”遗憾的是，距离太远，毛主席最终还是没有听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很快乘车离开机场。那个年代有很多革命者忙于工作而忽略家庭、忽略孩子，但妈妈对我们的每一点要求都非常关注，在别人眼里甚至有点宠爱孩子。
妈妈从来没有把工作上的压力带到家里，虽然偶尔她会显得有些疲惫，但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抱怨。大姨后来说：你妈妈其实挺辛苦的，她非常下功夫，想把这个家怎么弄好。每年春天，我们全家都会到王府井一个老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那是全家忙碌而快乐的时刻，爸爸一定会整整齐齐地穿上他的中山装，妈妈会从柜子里拿出平时不允许我穿的漂亮衣裳。这样的快乐一直到“*”前，全家人依偎在一起、喜滋滋地面对镜头是我一生无法忘怀的幸福。
在众人眼里，我们是标准的幸福之家。其实物质上我们生活得很简单，住房每月交租金，家具也是从外交部租来的，爸爸和妈妈唯一的爱好是听音乐，买了一个留声机。除了钢琴和唱片柜之外，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一直到妈妈去世，我们家都没有电视、冰箱。家里剩不下什么钱，因为爸爸、妈妈的钱都用在买好烟、好茶、好酒上面了，在这些方面，他们稍讲究一些。妈妈的手指又细又黄，她有一次告诉我：在重庆工作时她总是熬夜，于是靠抽烟支撑着，后来也就抽下去了。但她一再警告我不许抽烟。
妈妈在家里也绝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爸爸有一顶灰色的小毛线帽，每到第二天有外事活动时，妈妈就提前把小帽子准备好，让爸爸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第二天保准头发一丝不乱，戴小帽子的爸爸几乎成了他在家里的形象。
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多少年来，爸爸是个心里存不住事情的人，有什么事情总是和妈妈商量，特别是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爸爸听妈妈的，是因为妈妈的话有道理。
我一直感觉：在我们家，妈妈是太阳，爸爸是月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形容。爸爸本身也发光，但他身上的光是源于妈妈的。只要妈妈在，我们家就充满了阳光。但是，等我长大以后，我才体会到，妈妈，什么都想做好，而她，实在太累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8）
生离死别
1957年，“反右”开始，政治气氛变得紧张。妈妈所在的新闻司一下子出了8个“右派”，妈妈也被下放到房山县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妈妈的身体从那时开始走下坡路，用手指在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小坑，那是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
妈妈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使她很容易就成为攻击目标。“*”中很快有造反派前来抄家，翻箱倒柜，家里的东西散落一地。临走时，造反派们高呼“打倒”，并且用墨水在爸妈房间门口的大立柜上刷上了大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龚澎！”“打倒走资派乔冠华！”老阿姨叹着气开始收拾东西，妈妈让我们找来印刷好的毛主席语录贴在大门上：“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然后，妈妈站在大标语旁边，让哥哥为她摄影留念，那刚强坚定的目光永远定格在胶卷里，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时候仿佛感觉，有妈妈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和妈妈共事了30年的周总理知道后，用他的方式巧妙保护着妈妈，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着坐在最后的母亲就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开始后，爸爸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爸爸，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