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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施剑翘”已笼罩了浓重的神秘色彩，而在施羽尧眼里，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充满慈爱的母亲。
家仇
我的哥哥名叫“佥刃”，我叫“羽尧”，细心人可能注意到，我们的名字组合起来就是“剑翘”，正是母亲的名字。
其实“剑翘”也不是母亲的本名，她原名叫施谷兰，“剑翘”这个名字是她决意刺杀孙传芳后改的。外祖父去世10周年时，母亲想到家仇还没报，心里难过，一个月夜她仰望天空，自己吟了一首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从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也想以此激励自己。我和哥哥原来分别叫“二利”、“大利”，母亲也全给改了过来。她说她在世上两袖清风，没什么可留下的，就把名字留给儿子吧。
母亲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他们兄弟四人，生活极端困难，大年三十兄弟四人围着一个猪头过年，要账的人上门，把猪头取走，他们只能空对着一锅汤。外祖父最终带着几个弟弟出来闯荡，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张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对抗孙传芳，外祖父以年事已高为由推辞，但张宗昌坚持让他入皖，并允诺一旦攻下安徽，将以安徽都督做酬劳。外祖父只好率兵南下，虽然他的部队有白俄雇佣军和铁甲车助战，但仍抵不过孙传芳的部队。在安徽固镇，外祖父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外祖父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外祖父斩首。客观地说，参与军阀混战的外祖父也是军阀混战的牺牲品。张宗昌名声不好，有“酒肉将军”之称，外祖父在前线为他卖命时，他还在后方花天酒地。外祖父是在张宗昌手下，从排长、连长、团长一点点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对张宗昌也有“愚忠”的一面。
当时军阀混战，杀人无数，孙传芳杀外祖父，杀了也就杀了，但他下令把外祖父斩首后挂在蚌埠车站，为了增加羞辱意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亲只有20岁，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外祖父死得那么惨，母亲当时就决意报仇。她当时写的一首诗里有这样几句，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当时心情：“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母亲带着外祖母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来往；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2）
实际上，母亲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希望首先寄托在大舅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外祖父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外祖父。外祖父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张宗昌兑现诺言，将他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他劝母亲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母亲性子也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兄妹关系。
母亲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外祖父的手下，也跟外祖父一起被俘，因官位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母亲并提出求婚，母亲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父亲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母亲与父亲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我哥哥。5年后，我又出生了。这期间母亲时常提起复仇的事，父亲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父亲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母亲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母亲最终彻底失望，她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1935年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的外祖母家。
行刺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母亲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也许是天意，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母亲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母亲原来缠过小脚，这样行动起来肯定不方便，她到处打听，找到一家可以放脚的医院。但骨头都已经长成型了，脚趾要一个一个做手术，把它拉直，然后再长好。为此，她真是吃了不少苦。
那时候不像现在传媒这么发达，通过报纸或电视就可以熟识一个人的面孔。虽然“孙传芳”这个名字像根一样生在脑海里，但下一步是如何“认识”孙传芳。有一天母亲从医院里出来，路过一个算命摊子，看见摊上有一个玻璃镜子，上面贴了好多名人照片。她赶紧停下来在里面找，结果还真发现了孙传芳，她如获至宝，买了下来。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
母亲每天出去寻找仇人，没时间照顾我们，她就把哥哥送进一所租界幼儿园。这座幼儿园也是条件稍好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母亲那时虽然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但一是外祖父去世时有一笔抚恤金，二来大舅施中诚和父亲也时常寄钱来补贴家用，所以我们还能维持一定的生活。
没想到，这一送又送出一条线索——有一天，哥哥无意中告诉母亲，孙传芳的一个女儿孙家敏跟他在同一个幼儿园。此后，母亲就注意在幼儿园留心观察孙家敏，看她上哪个人的车，车号是什么。通过孙家敏，母亲不仅知道了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会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母亲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然后三个人一起进了汽车。母亲意识到了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3）
这段时间，母亲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自己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
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孙传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母亲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母亲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母亲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据说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吃过午饭，他准备出发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那一年我哥哥6岁多了，看见母亲回来，就跟在她后面，“娘、娘”地叫，母亲也没多回头，很快叫了辆车又去了。
15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从滨。。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4）
见孙传芳已死，母亲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而母亲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母亲带走。
行刺前，她给家里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一是告诉家人，留了一笔钱给我和哥哥，以后让姨母抚养我们俩。二是嘱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边。母亲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她的复仇计划，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母亲的大弟弟施则凡。母亲毕竟是旧社会环境里长大的，传统观念很重。她觉得男的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已经去世，如果弟弟再有什么意外，家里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执意自己行动。决定行刺前，她专门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后和舅舅仔细商议了行刺计划，包括如何写传单等细节。她事先买来油印机、印好传单以便散发，还特地拍了一张照片，以便复仇成功后给新闻界使用。
母亲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确实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她用10年时间寻找出来的线索和机会，与其说她幸运，不如说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由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母亲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那时，支持孙传芳的一些人也在四处活动，希望置母亲于不利境地。孙传芳虽然下野，但结拜兄弟很多。尤其讽刺的是，当年外祖父等于是替奉军的张作霖作战而被孙传芳处死的，但若干年后，张作霖与孙传芳又“前嫌尽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与很多人，包括张学良等，关系都比较近。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也是个作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