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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文化中国》丛书是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的一块开放的文化园地。称其为开放，意在解放思想，不因旧物陈说束缚灼见，不拘题材大小遮掩真知；称其为园地，唯愿作者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你植一株苗，我培一锹土，你浇一杯水，我施一捧肥，共同耕耘、共同培育，使其生长为茂密的森林。此即编者之愿矣。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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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张伯驹先生的传记一稿，已经杀青，承作者前来索序，不禁欣慨相兼，百端交集。若论为兹传撰序，我并非堪任之人，但先生生前交契，俱叹凋零，当日拈韵倡酬、接席言笑者，今唯我在，义不容辞，因粗纪前尘，申我衷曲，岂敢曰序，亦聊寄所怀而已。
自太史公创纪传，于是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转重传人。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跃然于纸上，令后世如目接耳亲，而不胜其追慕慨念之情，是以其人虽往，犹凛凛生气，在我左右。是所以同为不朽之胜业，而三才之中心亦于焉斯在。然欲传其人如伯驹先生者，其事实非易易。盖事可纪，言可采，岁月可罗列，而丰采神情，音容意度，则至难为力。以上之理，犹易晓喻。至于所传之人，评价如何，其历史位置如何？则更难片言居要，数语得中。此在作传与作序，皆是至难之事。
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其时，我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续业，先生居于展春园，相去数步。展春者，因收藏展子虔《游春图》而取名，其地实为康熙时果亲王胤礼之故园，先生得其东半（其西半为当时名人吴氏所有），景物无多，有小楼二处，回廊相接，外楼袁大公子居之，时已年迈，犹攻德文书籍，恂恂如也。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岱），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我与先生相交，始自一次展览会——先生将自藏的珍贵书画精品，在燕大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其时我正致力于研求曹雪芹的家世背景，闻得此展品中竟有《楝亭图》，大喜！立时趋而就观——只见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轴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诧为异品。见其四围绫边上，名家题咏已无隙地。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先生的《贺新郎》，词句中涉及了红学旧说贾宝玉即纳兰一义。我于是一时乘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每句下都有细注，句句是讲曹家的史迹实事。张先生看了，见我年少（我比他小20岁），以为文笔不差。他因此将刊本《丛碧词》送我一部。我拜读了，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拙见，先生一一从善如流。这样的事，在古人中也是难得有之的，我益发钦服他的雅量。但我们的交契犹不在一端。随后，我为词集撰有跋文一则，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由于我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他非常感动。从此，更引我以为知音。他以后凡作词，没有一篇不是写与我看，听我意见的。记得一次同游大觉寺，他年事已高了，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稿让我看，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看我读词时的“面部表情”！这种情景，我自然是很难忘记的。
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藏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又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唱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由此可知张先生对红学研究进展屡有贡献，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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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这还都是展春园时的旧事。那时天天见面，我到先生之厅，视同家人，有时名贵书画舒卷之事，也要我动手帮忙。但满案珍宝，没有主人的话，我严守自己的戒条：不妄动一指头。这是因为当时张先生仍然被视为“凋人”，我去走动，就要避嫌。记得很清楚：《楝亭图》四大轴，有一回摆在大案上为日甚久。我原非不想一见之人，且渴望已久，但终未触动，也未启请一观——我至今真正目睹的，仍然是数十年前在燕大中文系所见的那一小段！再如，家父自津抵京，曾暂借寓于斯园，居室案上陈有柳如是女史的黄玉凤砚，紫檀匣上镂有钱牧斋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害怕我们“顺手牵羊”，我们临辞也不请主人检核器物（因有男仆，每日入室收拾，假使丢了东西，岂不皂白难分……），我们宾主双方，就是这样相互信任，超脱世态，全以坦荡相待。
这种值得追怀的日子，当然是会发生变化的。我离开了燕园入蜀，先生专邀一社，请众多名家赋词惜别。别后时寄新句见怀，情见于辞。及返京，先生亦已迁居城内后海南沿。因为路远，见面就不频数了。再后来，我目坏，行动需人，于是造访先生的机会，愈见稀少。所余者，词翰诗笺，鳞鸿传字，种种情事，始终如旧也难悉记。
不知过了多久，先生遭到了一生中最为艰困的时期，他从吉林回京暂避时，也来见访，当时已非复昔年光景。因户口不在北京，口粮自成问题，因而有时在小寓留饭，粗馔劣茶，先生亦不嫌弃，仍尽主客之欢。我因无力相济，只能将所节省的粮票，邮寄先生，聊当濡沫。对此，他也还要笔札相谢。那时读了他的信，真是心中感到难过得很。但又想，如先生之为人，对国家对人民是无愧于怀的，浮云蔽日，终有清明之期，尔时快阁眺晴，联吟赋句，先生必定一如既往，霁月光风，曾何滓秽太清之可云哉。
先生酷爱中华艺术，举凡书画词章、歌弦筝柱，无不诣习。因有同好，共语易投。先生工余派须生，我亦尝为之操琴，高唱“卧龙岗散淡之人”。音容宛在，而斯人不作，后之来者，又何能尽挹其清芬乎。今幸有任凤霞女士，不辞心力之苦，多年以来，经营访察，成此良传，则先生风规不泯，足以告慰于当世与来者，岂非至幸。
我识先生晚，不足以知其万一，草草为文，莫能委曲，粗陋之笔，有余愧焉。然而中华文化所孕育之高流名士，应存典型，昭示于寰宇，故我序之，又非徒念私谊，而所怀者多且远矣。
周汝昌
辛未中元前挥汗写记于庙红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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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瞳乡人” 贵胄门第（1）
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滂沱大雨，本来明朗的天空，瞬间变成了昏黑的夜幕。碗大的冰雹，像一颗颗呼啸而来的重型炮弹，无情地袭击着项城的村庄、树木、良田……冰雹砸在地上足有一尺多深，人畜一时躲避不及，多被击伤、砸死，凄凉景象，令人惨不忍睹。这便是18世纪70年代末年的河南项城。历史上罕见的冰雹灾害就在这里发生。
转年春天，斗粮千钱，灾民逃荒四野，卖儿鬻女者无数。老百姓度日如年，饱受岁月煎熬。尽管过了一年又一年，眼巴巴地盼来了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然而，连年灾害，人们如堕烟海，如陷深渊。
项城东西宽约35公里，南北长55公里，地势低洼，东南尤甚。颖河从境内穿流而过，注入淮河，向称“泽国”。18世纪末叶，项城一带瘟疫流行。黄河决堤，洪水直达周口入颍河。颍河南岸河堤将崩，项城义行人张海晏、监生杨崇德率众奋力补筑薄堤，加固险段，日夜防守，终保无患。
戊戌（1898年）春节。项城阎楼富豪大族张家，老小喜着新装，燃鞭放炮，接神祭祖，焚香叩头。全家无不沉浸在愉悦、祥和的节日气氛里。张家大院大门框上贴着醒目的春联，上联为“国兴家兴，三阳开泰”，下联为“山好水好，六合同春”。这是张家老爷嘱人专门书写的。张家老爷选择此联，除了庆贺新春佳节外，还有一层不易言传的含义，即二儿媳怀孕在身，眼看着就要临盆。他盼望二儿媳妇能为他生个孙子，并借“三阳开泰”之吉言，从此带来“家兴”、“族旺”。
光阴似箭，一晃过了元宵佳节。老爷次子张锦芳（字■庵）不时地窥视夫人笨拙的身躯，见仍不曾有什么动静，几欲问之，却难以启齿。正月十六，项城历来有逛城的习俗，尤其是妇女们。老婆常说“逛逛城，不腰疼”。■庵夫人在佣人的陪伴下，也闲逛了一圈，回来便一头扎到坑上，一动也不想动了。
正月二十二，张家大院里传出一阵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乡邑邻里无不疑惑：春节刚过，张家为何又燃起了鞭炮？一个消息灵通的媳妇快嘴快舌地说：“喜事，喜事！张家二房添了小少爷啦！”
这位小少爷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张伯驹。小伯驹来到这个大千世界时，家中已十分富有，不过，曾祖时生活还是很贫困的。小伯驹的出生，不仅给张家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无尽的欢乐，也为张氏家族的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带来了希望。小伯驹无疑成了张家的宠儿。张锦芳弟兄二人，其兄张镇芳，字馨庵，进士，在清朝累官长芦盐运使，署理直隶总督。馨庵“为清朝宰相状元孙家鼐之门生”。① 孙家鼐为寿州人，是清代同治皇帝载淳和光绪皇帝载湉的老师，故有联贺曰：“寿州相国寿者相，天子师傅天下师。”馨庵是经过名师点化的。他虽已有妻室多载，惜膝下无子。■庵喜得长子，立即将佳音通知了远在天津任职的哥哥。镇芳喜出望外，一厢复信汇款志贺，一厢设宴，相邀佳宾，喜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张家亲朋至友间流传的快事。
伯驹出生以后，由乳母哺养。乳母精心护理，喂奶、饮水、睡眠，备极讲究。气候冷暖，增减衣服，无不细致入微。乳母每日将小伯驹抱至双亲面前，双亲欢喜之余，又常常面带愁容。原来小伯驹生来面黄肌瘦，又经常发病。怎样使这株独苗苗健壮起来，成了张家人的一块心病。■庵只得嘱咐佣人不惜重金，延请名医，精心调治，然均无明显效果。
一日，夫人对丈夫说：“孩儿多病，如遇酬神演戏，当为小儿开开脸，也可消灾延寿啊！”“这倒合吾邑乡俗，安排吧！”■庵顺口答道。
不久，项城阎楼果然酬神演戏。■庵夫人将此事交付伯驹乳母，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倍加小心，可不要吓着小少爷。”乳母小心翼翼，抱着三岁多的小伯驹，来到了戏场后台。戏班班主闻听是豪富张锦芳的小少爷前来开脸，便立即嘱人好生伺候。一老生欣然命笔，顷刻，将小伯驹蜡黄白晳的面庞涂成红色，脸上还飞舞着小龙，眉毛涂为白色；并告之，开的脸是赵匡胤皇帝的脸儿。乳母谢过班主，抱着小伯驹从后台缓缓地走了出来。这时有人奇怪地问，红脸为忠臣，白脸为奸臣，赵匡胤皇帝脸为什么是红脸白眉？乳母不能作答。抱至家中，乳母请教伯驹母亲。她摇了摇头，也无法作答。当乳母将小伯驹抱至爷爷面前观看，爷爷哈哈大笑：吾孙的脸成了赵匡胤的脸儿啦！乳母不由问起皇帝为何是红脸白眉？爷爷欣喜地看着孙子，讲了一段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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