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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升茶园虽小，但在小伯驹的心目中，它不在南市下天仙和丹桂之下。这里的大轴戏常常由梆子老生元元红演唱，时人均赞美元元红的唱腔韵味醇厚，若“杏花村”之酒。小伯驹观其演出的《辕门斩子》，其神情、台风精彩至极。看后，便随口学唱对八贤王的一段：“戴乌纱好一似愁人的帽，穿蟒袍好一似坐了监牢，登朝靴好一似绊马索，这玉带好一似捆人的绳，不做官来不受困，食王的爵禄当报王的恩。”
伯驹度过了一段一边读家塾，一边观戏的生活之后，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和袁世凯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一起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
袁世凯诸子在入学之前，扬州方地山专为他们授课。袁世凯任军机大臣时，曾捐其四品衔。方地山在城南赁屋三间，娶一妾，但非缠足，自署其门“大方家”。伯驹与袁氏诸子多有交往，故也常到“大方家”，听其授课。大方家室内自撰一联云：“捐四品官，无地皮可刮；赁三间屋，以天足自娱。”伯驹对此记忆犹新。
在新学书院就读期间，伯驹仍以超群的记忆和才学博得老师的赞赏，也深令同学们折服。他除了学习规定的国文、理科等课程外，自己还研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词》、《枫香词》、《苏堂诗拾》、《清声阁词四种》等。他一生酷爱诗词，这时就已扎下了根基。他不仅门门功课成绩优异，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为同学背诵诗词，介绍词家，分析词之意境，讲解用典，娓娓道来，常使人耳目一新，怡悦性志。
一日课间，袁世凯诸子不在，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袁世凯来。有的说，袁克端之父不过是一介武夫，不通翰墨。伯驹摇了摇头说：“不尽然也！”一位同学劈头一句：“此乃因伯驹与袁家存有戚谊。”伯驹笑了笑，温和地说，对人评价，与戚谊毫无关系，我言不无根据。袁被罢军机后居彰德，园墅在洹水之北，漳水之南，与铜雀台相邻。他居彰德时曾写有笔记，我偶尔见过，其中也有一些诗篇。他当场给同学们背了一首《冬日即目》，并赞誉其中的一句“数点征鸿迷处所，一行猎马急归来”，其气象异常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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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俊才 风华飘逸（3）
年仅十三四岁的伯驹，看人论事，一切出于直率、自然。
此期间，伯驹与克端几位兄弟，仍常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进餐。每日课后，常同去天津国民饭店午餐。国民饭店对面的戒酒楼是严范孙先生的别墅。严先生每天中午都去饭店看望这几位表兄弟，饭后，并考问功课。只要考问，伯驹总是对答如流，深得严先生的赞许，并预言：张伯驹日后必为非凡之材！伯驹对严先生也非常尊重。“洪宪”时，先生进京劝袁世凯不要称帝，耐心相劝，言无不尽，伯驹从内心深深赞赏严先生的这一有识之举。
不久，伯驹随父亲回开封府。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死后，伯驹与袁氏诸子又见面于天津。袁氏诸子居住在天津小白楼。伯驹每过其家门，都要进去看看。他们几位书案上各置有“皇子印”，或金或玉，篆“皇几子印”四字。克轸字晋庵，排行老八。一天，伯驹在他的房间里看见袁氏诸子于“新莽门”前的摄影，乘双马车，着金花燕尾服。项城称帝，举世皆骂，其子只与其豪横一时啊！伯驹摇了摇头，取来一印观看，“皇八子印”四字映入眼帘。他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亡八”二字，不禁哑然失笑。其实“王八”二字在很早以前并非骂人之语。他记得杜工部的诗有巴陵夜别王八员外，又岳阳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李嘉佑诗赠王八衢州等，均为唐时王八之称，和杜十二、韦十七、元九之称相同。《聊斋志异》三朝###大门楹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上联为亡八，下联为无耻，这显然是讥讽清初贰臣者。这时王八已经是骂人语啦！
晋庵问伯驹：“表兄为何发笑？”
伯驹说：“幸尊翁为皇帝，假为王，则君之印文竟作何语乎？”
晋庵相顾一笑。其实，他根本未理解表兄的幽默及对其父称帝婉转的讽刺。
行年弱冠 羁寓军旅（1）
甲寅（1914年），伯驹已经是17岁的青年了。那个年代，有多少行年弱冠之人，或驰骋在报国的疆场，威名远震；或在文坛崭露头角……然而，伯驹却不是。由于他的贵胄出身，他家与袁世凯的戚谊以及家父的安排，使他具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
伯驹所处的青年时代，革命浪潮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继之干出了摧毁共和国制度的倒行逆施之举。
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张镇芳被升任河南都督。在张镇芳眼里，袁氏所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是因为他始终握有北洋大军的兵权。1909年，载沣当政，袁世凯的军机大臣曾被强行罢斥，袁回原籍“养疴”。两年以后，载沣无奈，又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因为袁开缺后，北洋军的实际兵权仍握在他的手中。
张镇芳早年经商，从文，后也进入军界。他很喜欢温文尔雅、才学过人的儿子，加之望子成龙心切，一直在为其精心选择继承父业，大展宏图之路。伯驹离开项城与他一起生活已历十个寒暑，但这位少爷平时寡言少语，尤其对父亲的政事从不问津。在那个时代，做父亲的隐约感到，让孩子在军界做事，或许更能出人头地，经反复考虑，决定将伯驹送入军旅从戎。
正巧，1914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军事上采取了一个重大措施——建立一个旨在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
模范团的军官均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精选。原任中级军官的均充任该团的下级军官。士兵皆年在22岁至26岁之间。要求必须是素日忠诚，身强力壮，当过正目，经过战役的战士。
是时，张伯驹年仅17岁，又非军伍出身，显然不符合条件。但在父亲的安排下，他破格考入了混成模范团的骑科。
在甲寅仲秋季节里，伯驹第一次穿上了蓝呢制服，这意味着他未来将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军官。一种新鲜感和好奇心驱使他决心学一手真本领，硬功夫。紧张的军旅生活从此开始。
然而，军营中的骑科训练十分严格。这使出身富豪之家的张伯驹很不适应。军号一响，立即起床；晚灯一闭，必须入寝，这可苦了张伯驹。他常常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因过惯了读书看戏、东游西逛的闲散生活，无拘无束，所以入骑科以后，他常请假回家。
父亲意欲伯驹尽早参与政事，不仅送他到模范团学习，还利用与袁家的戚谊，创造伯驹与袁世凯接触的机会。
1915年元旦，正值伯驹放假居家。父亲将其唤至身旁说：“你年已弱冠，父甚操劳，今后家中一些事情需你代行。”伯驹看了一眼父亲，微微点头。
“车和礼品均已备好，你自行整理一下，马上驱车赴京给你姑父拜年。”
父亲交代完了，仍不放心，又嘱咐道：“这是你第一次独立出面办事，一定要谦恭有礼，落落大方，路上千万要谨慎小心。”伯驹又点了点头。他急忙回房更衣，不多时，便匆匆起程。
袁世凯闻人报告，天津张镇芳的大少爷伯驹前来贺年，忙叫人召来相见。
袁世凯在居仁堂召见，立在案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伯驹见之即行跪拜礼，袁急忙上前将侄儿扶起，细细端详，侄儿个头足有一米八，风度翩翩，举止文雅，面孔英俊，一双眼睛闪射着聪慧之光，不禁挽起侄儿的胳膊，拉着坐在自己的身旁。
因初次见面，袁不免问道：“侄儿多大了？”对曰：“刚刚18岁。”“到我这里来当差，好不好啊？”对曰：“侄儿正在模范团上学。”“你一定好好学习，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伯驹看着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姑父大人，没有再说什么。
伯驹起身施礼告辞。
伯驹刚刚跨入家门，袁氏所赐之礼物已先行到达，内有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貂皮衣各一套，书籍四部，食物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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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弱冠 羁寓军旅（2）
伯驹向父亲禀报此行之经过。父亲乘便说：张家与袁家不仅有联姻之戚，且交往也深。清末，你姑丈曾闻听开缺之命，惊惧万状，即日晚车暗来天津。他独坐包车，戴红风帽，住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直督杨士骧避嫌，没有出面，命其长子杨毓英谒见你姑丈，并赠银6万两。我独往相晤，力劝其次晨立即离京，速速去彰德。我兼任粮饷局总办时，有结余银30万两未动，即以此款全部赠他，为日后生计。
涉世未深的伯驹，我行我素，向不服人，但经此一事，似乎是有一丝羁绊在身。“好好上学，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常常响在耳边。“难道要我进入牢笼？”这个念头常常萦绕在他的心头，似乎像紧箍咒一样套在自己的身上。
袁世凯为了使模范团的学员成为忠实于他的亲军，一切待遇从优。学员的伙食津贴很高，毕业后均晋级升用。袁还不只一次地把学员集合起来，亲自检阅他们的操练，进行训话。同时，还颁发了军人训条誓词。
1915年3月，张伯驹也和其他受训学员一起，参加了宣誓大典。他也曾举手宣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生命，言行信实，习勤耐苦，不入堂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模范团第一期毕业学员考取前十名者，袁世凯亲写命令，授以卫侍武官衔。叨此隆遇者，无不感恩图报。
伯驹在受训期间，不仅不适应，还渐生反感。依着自己的性子，早就甩手不干了。但是，为了慰父之心，他不得已而从之。在他本来就不甚愉快的受训生涯中，偏偏又碰上一个不学无术的陈兴远。陈是模范团的团副，他的顶头上司。此人本无学问，但爱装腔作势。举行毕业典礼时，按惯例，团副须训话。陈拉着官腔官调说：“你们已经毕业，由大元帅亲手培植。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你们要好好地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话音刚落，全体学员大哗，唯有张伯驹紧皱着双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陈团副竟将“不可限量”，说成了“不堪设想”。伯驹对官场上的这种趋炎附势，装腔作势，十分反感。后来陈率领模范团编成一个师，任江西督军。此人极其贪婪，时值他的寿日，广收贺礼。广西商会用赤金特铸八仙人一堂进献，陈视之连称：“好，好，好！”过后又说：“只可惜小了一点。”伯驹目睹了官场上的腐败，更生厌恶之心，并将此事作为笑柄传之。
伯驹于模范团骑科毕业后，先后在曹琨、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提调（秘书，从未到任）。21岁时，他在安徽蚌埠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这就是张伯驹的“宝马金鞭，雕冠剑佩，年少英姿，意气豪横”的早年历史。他虽身栖军旅，却心在营外。他素以观戏为趣事。当时蚌埠街上演乱弹《凤阳花鼓》一剧，他欣然前往。一男一女，肩挎腰鼓，头上盘髻、插花，一双大脚穿搬尖鞋，与乱弹扮相和唱调没有区别。伯驹始知乱弹戏之由来，大开眼界。他每戏必看，也不顾及军纪、军规的限制。对于这位不安分而醉心于观戏的“提调”，顶头上司也无可奈何，只能偶尔将此情委婉地告知张伯驹的父亲。
张镇芳对伯驹时而进行耐心的开导，时而进行严厉的训斥，伯驹从不顶撞，不过还是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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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弃仕途 倾心艺事（1）
举国皆知是莽操，歌功颂德亦徒劳。
人心已去军心散，誓愿空余背八条。
袁世凯称帝时，将模范团的八条誓言又推广至全军，并载入军人手册。凡军人必有之，还须宣誓背诵。伯驹已清楚地看到，人心浮动，军心未固，八条形同虚设。他在这首诗里把袁比作篡权的曹操、王莽，不难看出他对袁氏称帝的看法。面对军界人心向背，张伯驹对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一职愈加索然无味。
一次，他告假回家，见袁克明（字伯达）寓居其家。克明乃袁世凯长兄的长子，夙来居乡。自袁世凯称帝后，他自认为当有封侯之望，遂由家乡来京，专待封爵。伯驹知此，淡然笑之。克明居家无事可做，便与衡阳一个叫龙佐才的奇人相识，并拜他为师，与其学剑。而伯驹对表兄克明专待封爵之举颇有讥语，有诗为证：
不在家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