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什么？那个抗日志士肯定是早已为国捐躯了。不能让夏景这样下去，这不合乎人道！”
“你听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你的话影响面广，这不是夏景一个人的事。像夏景这样的女娃，这一带很多、很多。你要帮助夏景，就等于拆了这个家，更可虑的，这会在这一带引起连锁反应。我相信你早已看清了，夏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
我很想用鲁迅的“总是死的拖着活的”这句话来顶撞老赵，却没敢说出口，改了语气说：“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夏景会照样照顾老两口的！”
“这里人们的心理、风俗都做不到这一点。”老赵说。
我虽然被老赵折服了，可心里总不是滋味，很久才宽慰了一些。我注意到，在老赵面对夏景时，眼睛里有比我还浓烈的同情又夹杂着无可奈何的神光。我开始憎恨起那口白茬木棺来了，我时时感到它在向我示威，嘲笑我的无能，我眼睁睁地看着夏景向它献上青春作为祭礼，赎买民族的沉疴。
1956年当高级农业社的浪潮淹没了全国时，人们告诉我夏景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了。我不敢问及夏景是不是继续奉献着“青春”。我只能暗暗祷祝，盼望这个殊荣对她是解脱而不是捆缚。虽然我明白，这不见得可能。
如今，近40年的岁月弹指而去，夏景和我一样进入暮年。曾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老赵，用生命作祭礼，祭奠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我只盼夏景有个黄土高坡婆姨们乐道的晚年，能够儿孙绕膝。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1）
两个女人：一个是中国的关露，一个是日本的田村俊子；一份妇女杂志，是1942年5月在上海创刊、1945年7月终刊的《女声》杂志。
关露和田村俊子，分别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日本文坛受到瞩目的女作家，又是演艺界的活跃分子。两个人的遭遇同样是毁誉交错、悲喜相叠，道不尽的风光和说不清的烦恼。如果定要挖掘两个人的共通之处的话：应该说，支撑她俩面对纷纭世事而能自立自决的是一种信念——那种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坚韧。
民国初年，生在作县官父亲家里的关露，随着父亲官场上的失意，目睹的是父亲日甚一日对母亲的作践。小小的心灵里，铭刻的是母亲遭受的凌辱，是封建家庭中的多种残暴。是坚韧的母亲庇护了她，想方设法为她谋划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她有机会进入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明白了中国要铲除封建，只有在共产党掌握的政权中才能实现，那些和母亲同样受欺凌的女人才能以一个独立的人生活在社会中，便一心一意地投靠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冒着各种危险，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进行各种斗争。在卅年代的上海，她和她的“左联”同志们，到工人夜校教书、参加纱厂女工的###、参加要求全面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她以她特有的机智，在险象环生的境况中，一次次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她生活得很实在很愉快。
一次，由上海去南京，碰巧遇上下关车站临时大搜查。她的手提箱中有份党的秘密文件，隐藏是来不及了，逃更不可能。关露急中生智，打开手提箱，把文件掖进大衣的敞口衣袋，像掖进一份看过的画报那样从容自然。随即把箱子推向宪警主动配合搜查。搜查者对这位落落大方的女士没产生半点怀疑。看了看，箱中是女人用的小物件、化妆品和换洗衣衫，便顺利放行了。关露可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思谋着如果不测，怎样消灭文件。
日帝占领上海之后，文化人纷纷出走。“左联”的成员更以投笔从戎为荣，相继秘密奔赴延安。关露接到了地下党的指令，不但令她留在上海，而且要她打入《女声》去做编辑。党说：这是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抗日战线，她是党的一双伶俐的眼睛，可以窥见汉奸的内幕。
理解关露的“左联”人，为关露惋惜。说她不该踏上《女声》这片烂泥塘污了手脚。不甚了解关露的人，说她原本就是只精致的花瓶，正可以摆在汉奸的厅堂里，作为点缀。对这些来自各方的蜚论，关露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默默承受。因为她胸中汹涌的是为新中国催生的激情。进入《女声》，镇日忙碌之余，回到自己的小巢，用来排遣孤独的是“左联”好友林楚君送给她的海涅的诗：“我来到莱茵河畔，我歌唱。我歌唱爱，我歌唱爱中的恨，我歌唱着牺牲。”
关露也不时写下自己的诗。
是谁织就了江山的锦绣；
谁就该占有锦绣的江山！
黑暗的夜，我们不向你哀号，
也不惧怕你的凄厉！
我们的明日要来，
夜将要逝去。
生于1884年的俊子，在27岁的1911年，发表小说《鲜血》、1912年发表小说《誓言》、1913年发表小说《木乃伊的口红》、1914年发表小说《炮烙之刑》、1915年发表小说《她的生活》，以每年一部名篇的惊人速度跃登日本文坛。同时，这位女作家还以佐藤露英、花房露子的艺名活跃在演艺舞台上。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丽人引起社会的关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1916年以降，俊子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
席卷廿世纪初叶的马克思主义涌到了日本，俊子被强烈地吸引着了。在当时的日本，这是桩不合时宜的信仰，俊子由此和丈夫田村松鱼产生龃龉并导致婚姻破裂，苦恋起献身工人运动的铃木悦来。1918年追踪铃木悦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一住就是一十八载。铃木悦突然急疾谢世，痛定之余，俊子也就告别了冲动的青春年华。但是已融入血液的妇女解放思想反更炽烈。环顾亚洲，特别是祖国日本，男性中心的社会形态并未改善，姐妹们时时受到欺凌。归去吧！去为妇女的合理地位拼搏一番，能做几件实事最好。
当时的日共领袖宫本显治和夫人百合子接纳了俊子，俊子又得到了同是女权主义者的女作家窪川稻子的深厚友谊。俊子安顿下来，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才智。不久，多情的俊子坠入了新的爱河，千不该万不该，热恋的对方竟是知友窪川稻子的丈夫窪川鹤次郎。鹤次郎沉湎在这种如妻如母的狂恋之中。面对小于自己廿岁的鹤次郎，俊子无时不在痛苦的自责之中。尽管她用自己是在反抗“老夫可以少妻、老女却碍难纳男”的旧习俗以自慰，却无法脱却背叛知友的负罪之感。俊子毕竟是俊子，她毅然脱却这个情羁，逃离出日本。
1938年12月，俊子以日本权威杂志《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了上海。原计划只停留三两个月，却直到1945年4月再没踏上归国之途，在上海住了7年又半。
俊子在上海由暂住到长留，其中的曲折耐人寻味，不过有一点可以排除，那不是物质原因，因为俊子舍却的是远比上海为高的日本环境。也没有发现又有新的爱情产生，只能从精神生活中寻找答案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2）
从一跃登文坛就以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者姿态问世的俊子，七弯八折，萦记心头的仍是受男人欺凌的女性。既然在故乡有那么多的生活尴尬，作为社会主义者，就为中国姐妹拼搏一番吧！这个推断符合俊子性格。日本名作家阿部知二就说过：“俊子对中国女性有着极富同情心的爱。”俊子的行为，印证了阿部知二的话，她努力学习汉语，改穿中国旗袍，住进中国人杂居的公寓，以左俊芝的中国姓名出入在上海的文化圈内。她曾不止一次向她的日本朋友说：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太低了。她们没有文化，知识太浅，我一定帮助她们，提高她们的素质，使她们的处境逐渐改善起来。
俊子对中国女性的这份泛爱，是因为那个特殊时期为她提供了方便条件才得以转化为现实。当时的上海，和其他几个被日帝占领的中国大城市一样：战事已然掀过，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运转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呼唤延续。君临者的日本当局，表面上战功赫赫，实际上被神州大地此伏彼起的抗日游击战争搞得捉襟见肘，又正在密谋进攻太平洋的美军，以图圆下“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因此很愿意有人出面来缓和缓和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伴随战争衍生的吹鼓手，已经明显地遭到了中国人的唾弃，需要的是“朋友”。
应运出现的田村俊子就是这样一位合适的朋友，她准备为中国妇女创办的妇女杂志，三条创刊宗旨：一、妇女呼声。二、为妇女而声。三、由妇女发声。一派家常里短的家园派的温馨。于是军事当局批给命名为《女声》的妇女杂志平价报纸，驻沪日本使馆给予相应的补贴，早已在上海开设多年的日资的太平洋印刷公司承担了印制。《女声》具备了问世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人是很难得到的。首先汪伪政权不敢批准这样一份不以颂扬为主的杂志，更要紧的是：没有平价纸，你休想印杂志。
为《女声》奠定物质基础的这几项，是《女声》胎带来的缺陷。这个不三不四的出身，使中国人侧目相看敬而远之。这不仅是日后左派人士判定《女声》为汉奸杂志的有力依据，更是《女声》获取读者的疑点。为《女声》问世跑来奔去使尽浑身解数的田村俊子明白不明白这个“死结”，没有资料可查。能够确认的是，《女声》一直贯穿着她的办刊宗旨，始终沿着家常里短为妇女而声的轨迹前进，每期都有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刊出，如创刊号的《妇女职业问题的再检讨》、1卷4期的《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妇女》、3卷10期的《新女性中心改进说》。《女声》的其他栏目也都是围绕妇女而设：儿童栏、家政栏、卫生栏、所见所闻栏。最能体现主编俊子衷情的是编后记。俊子在编后记里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温存与作者谈心、与读者谈心；回答咨询、剖析妇女窘境。这位日本朋友踏踏实实真心诚意地在和中国广大妇女交朋友。
这里就有个非提不可的问题了。《女声》既然拿了人家的补贴，完全抛开占领这个真实能行吗？俊子在这一点上，可能是颇费苦心做了相应的安排。《女声》设有“国际新闻栏”，把当时的政治动向时事述评一概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而不加评说，如“东条首相访华，乃是对汪（兆铭）主席访日的礼仪性回访”，如“大东亚二周年的光荣，日本人以东亚之兄的本职为东亚人的东亚而努力”。这个国际新闻栏，在众多婆婆妈妈的栏目中，是个不合旋律的浊音。
还有一个不能不加以照顾的是向大使馆的补贴，回应的有关日中文化交流的问题。《女声》刊出的是当时日本名作家的新作。武者小路的小说《爱与死》、小泉八云的女性论文《女性心中的蚂蚁》、小宫长孝的小品《稻和螟虫》等。表现当时交流动态的有：“久米正雄参观刘海粟画展”、“听久保田谈戏剧”，等等。
《女声》一期接一期按时出刊，写编后记的俊子一期接一期地忙个不停。这使得她不断地在渍满了痰渍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忙得顾不上烧饭时，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就是一碗阳春面。其实，她最奢侈的晚餐也不过是牛肉炖萝卜。日本知名作家草野心平目睹俊子用冻得红肿的手奋力地切着冻萝卜的情景，曾心痛得慨叹良久。但俊子觉得幸福，《女声》的销售额不断上升，证明《女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信任。更使俊子可心的是：很多读者把她视作知心姐姐，向她倾述衷情。
正是这根信任的纽带，支撑着《女声》在越来越微不足道的补贴中站定了脚跟。除了平价纸，《女声》已没有任何资助，而上海的物价却在日趋上涨。根据当时的“日本东洋经济新闻”的调查，假如把1941年的上海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42年为206、1943年为671、1944年为707，到日帝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指数攀升到7250。《女声》坚持出刊到1945年7月，是读者认定了她。《女声》不仅在她的诞生地上海，在整个华东、远至北方的天津和北京，都有她的代销处。总代销处是上海知名的中央书报发行所、五洲书报社、文汇书报社。
正像俊子逃离日本时蜚论缠身一样，日本舆论又找到了她，说她又老又穷又没地位，荡尽了昔日芳华。
关露进入《女声》后，协助左俊芝——田村俊子，把握着《女声》一直沿着为妇女的轨道前进。俊子十分满意这个得力助手。1943年，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之际，俊子为关露搞到了一个代表名额。俊子说：“你是搞文学的，去日本看看增加些感性知识吧！你可以从日本本土来看看日本。”
。。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