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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已为日本剥夺了。
当时东北社会的主流意识，仍是延续千年的男性中心。日帝进占以后，他们武士道的大男子神魂对此更是助纣为虐，雪上加霜。广大妇女成为男人发泄肉欲发泄愤懑的弱势群体，苦不堪言。吴瑛刊登在文选第一辑（1940年）的小说《翠红》，就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个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底层妓女，理直气壮地向调笑她的男人又讽又骂：“听着！都是为了吃饭呀！我同你们一样是人，叫我疯娘们，我骑上你们的祖宗板，你们才是疯子呢……你们不也是低声下气地从人的脚底板下讨饭吃的吗？女人要是管嘛都牺牲了，一宿就能赚上你们好几天的工钱……”
1986年，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的专辑《长夜萤火》（收录了吴瑛的三篇作品）。当代作家陈放读了之后，写下了这样几句意韵深长的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1987《追求》3期）
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50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当代青年看我们，怕更是朦胧了吧！我们盼望的只是理解。尽管我们的文字还没运用得十分得体、妥帖，思想、感情也没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一段我们民族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和我们同一时空生活过的日本当时的《每日新闻》的记者（中园英助），在回忆、忏悔的名著《在北京饭店旧馆》（1992年一版，1993年四版，东京，筑摩书房。获读卖文学奖）中，用套红的大字书标写的是：“历史不容忘记”。
1945年日帝投降，吴瑛为了逃脱汉奸之罪，悄悄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春，隐姓埋名，在长江之滨一个小城谋到了一个图书馆员的糊口之所，背负着汉奸之枷，在有为之年黯然病逝。
康濯同志主管“1937—1949新文学大系”的工作时，亲口告诉我，吴瑛的作品选进了大系。我欣喜之余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可是我没有找到他们，一点音讯也无，历史淹没了吴瑛和她的一家。我能做的，只有怅望冥冥九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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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爱玲
1942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而且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
我当时正沉迷于挽救和强壮我们的中国的崇高理想之中，因此，倾倒之余，不免有种难以分说的遗憾，遗憾没能在《金锁记》中悟出战胜金钱的亮色，这情感当然是出自我对文学理解的莽撞。
正是那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1944年的冬天，上海飘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拣出来《倾城之恋》小说，看到了张爱玲为女主角流苏定位的描写：“怯怯的身材……幽咽的眼，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一种难以分说的遗憾又袭上心来。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了日本侵略的败相，我暗自想：张爱玲若能为将再度濒临巨变的上海写一出《倾城之恋》那该多好。
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岁月如流，世事沧桑。1995年初夏，我有机会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我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
再也没有料到，她那么快就仙去了。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一时怔在那里，说不尽的惋惜。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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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
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创造了曹七巧那个一心只有复仇的恶女精灵，使你读时，仿佛面对的是一条喷着毒液的盘蛇，冷隽、深邃得令你全身打颤。这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
我的女人画廊里只不过是几个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评论家们把她们提升了，说从她们的抗争中，隐藏着人对人性的觉醒，这实在是过誉。我写她们的当时，并没有完全觉察到封建意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巨大比重。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在他主宰的大家庭中，在东北大地吹拂的拓荒风中，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没能体验过更甚的扭曲，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
不过，说心里话，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
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谁说怎样怎样抗敌，我便心向往之，竭尽全力以赴；谁说怎样怎样救国，我便心向往之，竭全力以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习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张爱玲铺陈的使女对话、男女调情，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便是惋惜，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其实，我当时渴望的轰轰烈烈，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一种少年痴情。
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而今，张爱玲带着她的冷隽之爱走了，并称的我却仍滞留在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间。我渴望与她对谈，说说姐妹之间才有的悄悄话。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傥的男士推荐给她，免得她在汽车旅馆里，独自伴着流徙，与孤寂相随、与跳蚤相斗。
望着纯净的蓝天，望着携带遐思的行云，我这个“北梅”说给“南玲”的心里话是：“女人的环境在逐渐改善，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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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我
《幸存的一粟》（山东画报版）作者成幼殊走进我的生活，我惊喜参半。她那不一般的家世、圣约翰大学的学历、显赫的外交官生涯，都使我产生了距离感。这是因为我心中有个挥之又来的阴影，我曾被划为“敌人”的定位，捆缚着我的神经，总是不知不觉间，对“官”兴不起亲近感。这当然既可笑又可悲，我正在极力洗涤，成幼殊的信和诗，给我的是一帖清洗剂。
我和成幼殊，算得上是同一年龄段的人。那个时间段，积弱的国家在探索，青年在选择，中华民族传统的士子情怀，使得我们都怀有报国的激情，选定了马列主义，走过了跌宕的大半生。相对来说，她是幸运的，她生命中的挫折，是涟漪。而我遭遇的却是惊涛骇浪。如今细想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它使得我这个自小锦衣玉食的女儿接触到了民族的苦难，懂得了脚下的大地是负荷着多么沉重的过往，而我当年又是个多么莽撞的黄口孺子。
幼殊的诗印证了我的世界，她说：
声声的小妹，是在呼唤着谁家的小女儿？
我认为，这也是对我的呼唤，是时代是祖国呼唤着幼小者的我们进入社会。她在《羚羊篇》中写道：
年轻的岁月，是一匹羚羊，沾满残露和草香的蹄声，从远远的谷底走过来。
这是群非常单纯的小生命，残露和草香滋养着他们成长，诗人接着问了：
“小羚羊，你怎么办？”
“小羚羊摇着毛茸茸的长耳——哪里去呢？”
这完全是幅怡眼的画图，小羚羊在思索，在选择。
诗人说：
父母赋予我的生命之火，春风将它吹燃！
这春风是思想的力量，小羚羊找到了理想哺育的队伍，唱出了雄壮的队列之歌，请听：
像狂风吹过死寂的森林，我们的脚踏过荒野，枯草便会笑着变青。
多么意气风发，能使枯草笑着变青的队伍，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摇着毛茸茸长耳的小羚羊，成长为革命的斗士，圣约翰大学的民主、自由的气息，拓宽了她的思维广度，小羚羊得到了读书的自由，得到了时代的恩赐，而亲爱的姐妹们却仍然生活在桎梏之中，姑娘极想呼唤，极想高歌。于是，写出了这样的歌词：
打断我们的锁链，抛下几千年的悲哀，我们要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为建设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在太阳还埋在阴霾之中的时候，诗人把这首歌献给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这深情的呼唤，这铿锵的誓言，为大家广泛传唱，诗人站在使枯草变青的队伍中，引吭高歌。
而我，由于生长在沦为殖民地的大东北，不仅是强敌压顶，那尚未完全接受民主洗礼的土地，被统治者日本那大男人意识加以纵容，继续摧残着女人，环境的窒息，我找寻不到使枯草变青的队伍，我是生于衰草的一只草萤，尽管誓以自己的微光，灼亮黑暗的一点，我却只能哀呼：“落在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
红旗招展的时刻来临之后，幼殊凭着她的学历、经历，成为新中国人人称羡的外交官之一，更获得了如意郎君，一篇《赠》道尽了理想和爱情的双双莅临；而我，却因为丈夫那无法交待的死亡，更因为我那抛弃奢华投身革命难为世俗相信的激情，被定为另类，失去了自由的生活，更悲惨的是失去了我叙述心声的笔。
幼殊的女儿给周总理献花的瞬间，留在了历史的档案之中，也留在了幼殊的诗集之中，小姑娘那娇憨的微笑，证明了她生活得多么欢畅；而我那漂亮的女儿，却因为和反动的家庭划不清阶级界线，全部5分的学业成绩不准给予金质奖章，成了少女心中重如磐石的硬块，委屈得无从化解。
当然，这一切都由时间做了验证，我那过激的革命热情恢复了本原，笔回到了我的手中，惆怅的是：韶华东流入海，两鬓华发频添，岁月不饶人，我已经老了，老了。幼殊的诗抚慰了我，使我豁达了许多。我看到，她也因为政治层面的原因，几十年远离卓越的报人父亲；她的母亲，我们女人中的先驱者之一，也长久、长久地迷失了真挚的两情。沉甸甸的国情，同样折磨了不同的我们。
我非常欣赏幼殊的《雪之歌》，这首诗总能使我激动的心情平和，请听：
我是雪，我是喜悦，我飞舞，天上人间。
我是雪，我是喜悦，我弥漫，无际无边。
……
落在哪里，溶在哪里，化做春水，潺潺涓涓。
潺潺涓涓，无终无绝，上天成云，下降成雪，
我永在天上人间……
幼殊也将她的诗集送给了画家窦明娅，明娅来我家取书时，正是伊拉克遭受美机地毯式轰炸之时，我们同读着《雪之歌》，明娅苦笑着说：“布什若有雪的情怀，伊拉克的人民也就不会遭难了。”
确实，潺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