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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梅娘和柳龙光相当活跃。1943年3月他们的女儿柳青出生。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也卖得不错，他俩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京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朱媞等。1942年梅娘已经相当有名，可她没有意识到，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正是她事业的顶峰。
《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① 的“赏外佳作”奖。1944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为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成为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中中国女性不屈抗争的真实。
《蚌》
《蚌》讲述了一对命运多劫的年轻男女，梅丽和她恋爱的琦的故事。梅丽和琦是同事，他们的爱情，由于各自父母为之安排了另外的婚姻而中断，梅丽的父母想把她嫁到天津的富豪之家，从而挽救家族的经济，并脱离“满洲国”的窒息气氛。出于对父母所安排的婚姻的绝望，梅丽从琦身上寻求安慰，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了琦。第二天，在他俩工作的单位，梅丽得知了琦自身的危机，琦同样面临着不想要的婚姻。梅丽不相信琦对自己的忠诚，她辞去了工作。之后，一家地方小报恶意地把她和一位男同事正常的单纯的会面报道为道德沦丧，琦误认为梅丽对自己是虚情假意，同意了自己父母安排的婚事。与此同时，梅丽痛定思痛，觉悟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的。《蚌》的结尾是梅丽赶到火车站，却没来得及阻止琦的离开，梅丽因为丧失了爱情，对未来的希望彻底崩溃。
梅丽所受的教育和工作，反映了“满洲国”很多中国女性的生活。梅丽高中毕业，她的父母认为女孩子书读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去税捐局当女办事员，是时代的女子职业，很少的工资，很少的尊严。她被安排去给男老板泡茶，她拒绝像日本女同事那样去侍奉男同事，她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侮辱，她抗议只让女性去做最基本的、不用脑筋的工作，这引发了争论。这种对日本女同事生活方式的谴责，正是倡导女性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潮流开端。
随着物价上涨，她微薄的工资变得毫无价值。她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在当时的“满洲国”，所有的女性最终都要结婚，并且必须在40岁之前，因为40岁被认为是没有选择权力的年龄。梅丽渴望婚姻，但她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走入一桩被安排的婚姻，而从早到晚被她丈夫的家庭“欺负”。梅丽知道拒绝父母为她安排的婚事之外她别无选择。在她和琦热恋之时，他俩讨论过如何逃脱父母的安排。出走？走到哪里去呢？天津、北京，甚至更远的上海、南京，走到哪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1939年，在《蚌》的创作过程中，这些城市都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提倡的就是服从父母的意志。
《蚌》的冲突表现在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反对传统儒学对女性的限制。梅丽父母对待子女的立场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梅丽的哥哥吸鸦片，不做工作而逍遥自在，梅丽却受到家庭严厉的管制，她的一切活动包括她的工作，都要受到父母意志的限制。他们对梅丽婚事的安排，成为梅丽反抗，以及和琦发生性关系的催化剂。尽管梅丽也惧怕父母的愤怒和自己也许会怀孕，但她承认：性是感情的自然寻求，那是本性之一。在她的日记里，她悲哀的是总是女人承受性行为的后果。她认为：女人的路是窄的，这社会是拿单方面的贞操来评说女人的。梅娘质问：为什么女人在新婚之夜应该是处女，而男人就可以不是童男。梅娘认为一定要教育孩子质疑这种双重标准，这样，未来的世界才是合理的。梅丽的艰难处境给她上了重要的一课，使她体认到：“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女人团结在一起反抗她们所受的压迫进行自救。”在《蚌》的结尾，梅丽的绝望突出了传统礼教对梅娘所生活的“满洲国”妇女施加的束缚和钳制。
本书序：评说梅娘（3）
《鱼》
1943年，《鱼》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外佳作奖”。吉川幸次郎氏认为：这是他遇到的最堕落的篇章，这个评价可能是来自小说的结构和内容。梅娘让故事中怀孕的主人公充满了力量。芬——作为小说中惟一的声音，让其他男性角色沉没——林省民（芬的丈夫和儿子的父亲）和他的表弟。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芬回忆起了她的童年，她背叛了家庭行尸似的生活，背叛了男性中心社会去追求爱情。通过芬的叙述，展现了她生活的环境、展现了她所受的教育。芬认为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并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造就贤妻良母的目的，反而激起了女性要求自尊自主的反叛。拘谨的环境并没有遏制着她对性的新奇和向往，芬认为女性对爱的寻求是合乎自然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一种“精神的解放”。芬的父母固执地要求她遵从他们的意志、要求的反应，是芬离开了父母的家，选择了男友。可社会欺骗了她的纯贞幼稚。
芬坚持认为性行为不能和感情的归属等同，从而颠覆了礼教所一直倡导的要求妇女贞洁的所谓美德。芬讽刺了在自由婚姻中评说是女性勾引了男性的论调，她认为只诋毁“婚外情”中的女人而不惩罚男方是不公平的。女人不愿意被男人当做附属品，他们只要女人的身体，而不许女人有头脑。
林省民要求芬成为他的小妾，芬拒绝了，她已经觉悟到了与在家长制中长大的林省民不可能有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芬把自己比作一条鱼，想要挣脱束缚自己的鱼网，如果这条鱼害怕了，不再抗争，那么等待它的就是窒息和被杀，芬认为她必须从网中挣脱出来。
芬拒绝男人利用权力压迫她、虐待她，每个限制芬的举动都导致了她的反抗，她父母强加给她的婚姻促使她和林省民发生了关系、林省民迫使她成为小妾的举动又导致了她靠近了林的表弟。芬认为女人必须勇于和那些压制女性的制度斗争，去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同时要教育自己的儿子尊重女性。
芬渴望真挚的爱情，不知疲倦地追求着。在世俗的眼光里，芬是放荡的，芬受到了读者的喜爱。《鱼》出版半年，便再版了八次。
《蟹》
《蟹》1944年获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蟹》描写了两个黑色的女性——孙玲和小翠。她们生活在长春的一个大家庭里，玲是这个家族中最有建树的二叔的女儿。小翠则是二叔从故乡中提拔出来的跟班王福的女儿。二叔依靠和沙俄占领者关系发家致富，不断兴旺。日本占领者来了，二叔过世，家族开始衰落，小说中形容这个家族的处境是：“宛如失去了骨骼”。在艰难的殖民地，日本占领者和他们的中国附庸采取的恐吓手段，成了妈妈们用来恐吓夜哭的孩子的话语。日本恶魔近在咫尺。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排他性，日本人是孤立的。掌握孙家实权的孙玲的三叔，为了改善孙家当时的窘境，和日本人拉关系，因为思想、工作方式的不同，三叔没能成功。日本人对满洲的占领是破坏性的，打乱了满洲的日常生活。
在殖民政权下，对金钱的重视不断膨胀，翠的父亲王福，把女儿看做摇钱树，认为可以像商品一样的买卖。翠害怕她的父亲某一天在酒醉之后把她卖给有钱人家，完全不考虑她的感受和幸福，翠明白穷人家的姑娘嫁到有钱人家去只能受歧视，她希望嫁给穷人过小日子。孙玲的继母因为经济的动荡，更迷信银元的实力，政府要求百姓把银元换成纸币，使继母失去了管辖家族的实力。“满洲国”经济和道德的沦丧影响了女性。玲和翠的命运反映了“满洲国”妇女的处境。玲把孙家看成是监狱，她梦想去北京上大学学习工程、对国家作出贡献，日本的侵入打碎了她的梦想。翠无情的父亲把她作为商品卖给了三叔，企图转移吞并孙家的财产。《蟹》的结尾，曾经辉煌的孙家溃败了，在女人们的争吵中结束。三婶误认为是奶奶怂恿三叔娶小老婆。富有的孙家甚至不能熬过日本几年的占领。《蟹》对“满洲国”的描绘是清晰的，反映了梅娘自己的亲身体会。
三、结尾
《蚌》、《鱼》、《蟹》表现的主题强调了梅娘要的“暴露真实”，暴露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在教育、在就业、在家庭中的种种限制。她倡导女性追求事业、选择自己的爱情。《鱼》和《蚌》中的两位主人公都说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接受一桩强迫的婚姻。梅娘作品中生活在日本占领区的女性没有任何权利，但她们并没有沉陷于循规蹈矩，而是积极地与压迫她们的命运作斗争。她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而避开了殖民社会的钳制。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掩盖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对保守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跨越了政治界限，得到了殖民统治者的宽容。
梅娘的殖民地时期的就业，应该是有她的双重目的，既提倡妇女自主自立，也养活了自己。她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在她25岁之前完成。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30年悲剧做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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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序：评说梅娘（4）
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梅娘夫妻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悲的是，柳在回归途中，遭受沉船遇难。梅娘的心碎了，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带回了祖国。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被划为右派及间谍嫌疑。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家庭进一步瓦解，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夭亡。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文学传奇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做了真实的描写，梅娘的作品代表了1930年到1940年的中国妇女的声音。也许，今天看上去，她的作品只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但是在30到40年代期间，她的作品促进了妇女解放。
梅娘的传奇在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评价。
2004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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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1）
——试比较张爱玲、梅娘的文学创作
文／阿洁
1942年，北平（北京）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榜首，成为众望所归的两位女作家。从此以后，“南玲北梅”之说不胫而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南玲”与“北梅”都经受了时光的磨砺和淘洗，她们的命运有了太大的区别。张爱玲几经沉浮，始终是世界华文文学圈内最受瞩目的女作家。而梅娘虽然从50年代初销声匿迹，但近年来，又开始被人注意。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梅娘仍然健在，而且还在勤奋地写作。算起来，梅娘已经82岁了。
梅娘曾经和张爱玲齐名，而后二人的创作道路又有了太大的差异，这中间值得探寻的问题就有很多。比如，她们起初有哪些相同之处？她们从何时开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坐标？她们赖以成长和生存的语言环境对她们有何影响？这些恰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我们不妨沿着二人创作道路的发展来比较她们的创作。
不少人都注意到，早年的梅娘与张爱玲之间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二人同庚，都出生在1920年，且均出生在富裕之家，一位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曾外孙女；一位是伪满时期东北的大企业家孙志远最钟爱的女儿；二人均为早熟的才女，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被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