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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辗转地接受了一项工作，我们想方设法不露痕迹地在我们居住的小镇上，在奈良、在京都、在大阪每次买上三日份的磺胺制剂留存起来，抗日战场上极缺这种新药。留存我们融入了抗战的外围，我们筹措着返回祖国，我的远离硝烟中的大学怕是要移地而上了。
我与日本（1）
说起我与日本，真格是千丝万缕，恩怨相叠。从我不懂事的时候起，每过农历新年，我总会有件大红的细绒线衫穿。那红彤彤、软绵绵的衫子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盒子内，捆着特制的红白两色的丝带，上面写着“娘样”，这是专门给我的礼物。我的学伴牵着我的衫襟，摸了又摸，摸了又摸，得出一致的结论：“这衫子不但暖和，还比棉衣好看。”娘那些贵胄夫人的女伴，对我的红衫子更是啧啧地赞不绝口。不过，我很早就暗暗地明白了，她们赞的不是衫子，而是赞的显赫一时的父亲，说的是：“你家二爷真能干，连日本人都对他上心。”
稍稍大了之后，我知道开在长春车站广场上的金泰洋行，地基是父亲帮助买的，那楼也是父亲帮助筹划盖的。买时，长春只不过是南满铁路② 的一个二等车站。随着火车的启动，长春县兴旺起来，地价年年上涨，金泰洋行的生意也越做越加红火，我家总是有各色洋货由金泰送上门来，所有货品都只收出厂价。父亲说：“这金泰的老板是个真正的买卖人，不忘旧。”如此，我便打扮得俨然日本的贵胄小姐，常常被老师、同学侧目相看。这种有异于一般的感觉，使我很是尴尬，甚至一看见那矮矮的老板亲自带着店员送货进家的时候，便在心里暗骂：“就你们日本人会做买卖，把我们的钱都挣去了！”
是这个精于商贾的日本老板，在我们那还处于农耕意识的环境内，给我上了商业的第一课。
那位与父亲在神案前三跪九拜结为生死之交的木村叔叔，是我少年时最佩服的人物之一，他是满铁东方研究所的成员，讲一口地道的长春方言。他在去长白山腹地考察的时候，（扮做收购珍贵兽皮的中国商人）被当时吉林省境内威名赫赫的女土匪马宅龙所掳。是父亲想方设法救了他出来，他就暂住在我家里养伤。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质学家，十分相信长白山的草药，他全身都是马宅龙用鸦片烟枪烫伤的溃疡。他只许孩子们称他穆叔。他讲起长白山的黑熊，长白山的野猪，讲得十分惊险有趣。他给我辅导地理课，不要说东北、华北、中国甚至是太平洋、大洋洲，不用看地图，三笔两笔便能简捷地画出那儿的地形地貌来。我常常摇撼着他的胳臂，问他是不是真的是日本人，他说，他投错了胎，没投到孙氏门中来。
就是这位穆叔，在日本全面占领东北之后，不畏杀身之祸，暗地里协助父亲和七叔张鸿鹄① 从日本买了军火，支援进山抗日的马占山。
我去日本上学以后，曾小住穆叔那广岛祖遗的农家小屋。穆叔不知被军方政府派到什么地方为他的祖国效劳去了，独子尚志哥哥也已应征入伍，静子婶婶背负着双重离愁也仍然体贴地接待了我。每当黄昏，婶婶把穆叔最喜爱的八重樱（这种樱花开的时间最长）插在穆叔照片前的花瓶里时，婶婶那沉重的忧思捶打着我的心，我甚至恐惧地联想到穆叔又是被无从抗拒的野蛮力量掳了去，折磨得遍体鳞伤。婶婶那妻与母的无垠情绪，向我昭示着战争的残酷，它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
1942年，太平洋战争遽起之后，我们回到了作为华北政权的首府北京，是应丈夫的好友龟谷利一的邀请，到北京帮他办杂志社的。日本军方把这个曾由军管宣扬圣战的杂志社，交给龟谷，希望能办成一个缓和中国读者情绪的民间社团。这个文学气息浓郁的日本青年龟谷，向往把作为社团法人的杂志社办成扫却战争阴霾、宣扬人之常情、化解中日仇结的真正的杂志社。在柳② 的主持下，杂志社出刊的杂志报刊以求知、消闲、探求生活情趣的软目标为主旨，在那中国老百姓以仇恨的眼神无声地佇视驰马横刀的日本巡逻兵的氛围内，杂志社赢得了读者，不仅经济能够自给，且有盈余。龟谷沾沾自喜，以为他真正为日中友好贡献了力量。
就在此时，我以激动的心情翻译了日本名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巨著《母系家族》。这是身受地主蹂躏的母亲，身受资产大亨始乱终弃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为解脱自身苦难所做的诸种尝试。这和我周边女人们的凄惨岁月何其相似。不同地域的我们，正以相同的心态探求着妇女的幸福之路。《母系家族》在《妇女》杂志连载后，我收到很多读者的热情来信，对书中的女主人公寄与了理解与同情。
龟谷的沾沾自喜，瞬间便被操刀者的手捏得粉碎，他以志士的胸怀承担了对“大东亚共荣共存”宣传不力的所有罪由被送回了日本。杂志社交由积极为战争效劳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接管。这本意料中的事，来自战争叫嚣更其猛烈的特定时期，完全顺理成章，龟谷以自身的血肉之躯荫庇了柳及其他杂志社的重要成员。这是个正人君子，我只怕龟谷和我的穆叔一样，从此便杳如黄鹤，没入云烟，只余青冥九天了。
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柳却为一桩喜事遮掩不住兴奋之情。他在早稻田大学上学时的一位棋友（当时是日本驻华北占领军的军法处法官）竹内义雄，在两人对弈之余，告诉柳可以结交一位文学青年，这需要办法更需要侠肝义胆。竹内所说的文学青年，就是70年代名噪神州的电影《归心似箭》的剧作家李克异。李是西直门车站爆炸案所逮捕的嫌疑之一。日本军方认定那起爆炸是土八路搞的，抓了很多人。交由竹内审询，经过唇枪舌剑的交锋，竹内欣赏起李克异那一往无前的精神和那优秀的文学素养来，不愿意残害这样一个人类菁华。几经周折，竹内以被牵连的无辜者为李定案。柳以三家殷实商店作连环铺保，李则用被铅笔钻① 钻得裸露白骨的细手指写下“不写抗日文章”的诺言，用这三件法宝，护着李克异出了军法处的鬼门关。当然，那样的非常时期，这出悲喜剧不可能以皆大欢喜收场。以探亲为名去了东北故居的我和柳，得到确信，竹内身为反战同盟成员的底细暴露，被押送回日本本土，这位身殉人类和平的志士怕也没入云烟，溶入青冥九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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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日本（2）
李克异则以巧妙的掩护，迳去八路军投诚，结束了在华北的流浪岁月。从容地写下了长篇巨著《历史的回声》。
柳因为海难辞世，躲过了这些说不清的历史纠葛，陷进去的是我，人家硬说柳并没有死于海难而是去台湾做了国民党的特工，我从小穿过日本衣裳，又有誓共生死的日本父辈，有众多的日本好友，可以判定是货真价实的日本特工。与匿藏在台湾的柳遥相呼应，谋划做出对不起人民的事。
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敌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炼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著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我那归天的日本父辈，我那可能仍然健在的我的日本同学，肯定会同意我的自我总结。无尽的遗憾是，静子婶婶随着美军在广岛升起的蘑菇云，乘着她的农家小屋飞入九天，我只盼望她会见了穆叔，也许还有被我称做哥哥的尚志。
往事（1）
东厢房邻居家的小兰子，急煎煎地跑进我的陋室，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说：“大街上来了一卡车的兵，把车停在咱们的胡同口，人朝着咱们院来了！”“文化大革命”兴起以来，不断有干部、军人来我家进行革命调查，孩子们都明悉他们是冲谁而来的。以往，一般是两三位，最多四位，一下子来了一卡车，真真是非同小可。我虽然忐忑，却也无计可施。躲是躲不开的，躲了初一还有十五；再说，我也无处可躲，我这戴着“特嫌”帽子的右派，躲到谁家去都会给人家招灾惹祸，我没有权利那样做。跑，更是休想，一是没有跑的钱财，二是专政的革命群众，便是我的天罗地网，只要一出街门，到处都是盯视你的眼睛，盯得你走路都不自在；哪怕是去胡同口的小合作社买把盐，若凑巧碰上一位根红苗正又爱突出自己的“红五类”，甩过两句响当当的最高指示来，就能噎得你连舌头都不会打转儿。伟大领袖创造的这项群众专政，真正是威力无比。那些手捧红宝书、虔诚膜拜领袖的大小人等，牵着一根红线，那便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的弦。顶端是中央文革，一层、一层、又一层垂直下来，直到最下一层——掌握庶民行止坐卧的派出所管片民警，和由民警指挥操纵的革命居民委员会。
有人推开一向半掩着的街门进院来了，那响动，绝不止一二个人，最少也得有七八个，且有人上到房上去了，没看见架梯子，或是飞身而上的吧！我听见小兰子的妹妹，那个4岁的小宝珠在东厢房里惊呼：“妈，有人上了北房，妈……”可能孩子的嘴巴被大嫂给捂着了，只留下语音未竟的童声在空气中打着回旋。
我租住的这个三合院，是市房地产管理局没收的一个一贯道坛主的逆产私宅。可能是为了显示神道的威严吧，北房高出一般的北房很多，南面没设配房，而是以精致的砖刻影壁作为遮拦。影壁上刻的是王母娘娘的琼台仙景，配以百鸟朝凤的街门门斗、门楣，实实地可以观赏半天。红卫兵破四旧，用水泥把影壁涂了个混沌一色灰，红漆朱门也涂得说青不青，说红不红，门斗、门楣砸得东塌西瘫，蹲在门口的两个金麒麟神兽也被砸掉了脑袋。尽管如此，这院落和配房还是非同一般，能一眨眼就跨上了如此高耸的房脊，可真真的是真功夫。上房去，难道是为了查清这院子有没有与外界联结的空中通道吗？在已经使用无线遥控信息的今时，这行动只是昭示了来人的科盲水平罢了。不对！我忽然悟出：这是出自恫吓的构想，是挟枪杆子的镇压威慑。军队里有的是高人，平平常常的飞檐走壁，岂在话下！调上他一排人，一连人，甚至一营人，小事一桩，革命需要么！
进院的人，整然行着没有口令的队列，且有人用铁器敲击着地面铺着的方砖，宛如探索地雷一般。更有人猛然推开我的房门，迅雷不及掩耳，挤压得我连喘口长气的余裕也没有了。
我正在做手工，那是我赖以活命的惟一方式。据说，是革命居委会主任吕大妈向管片民警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才上下一致同意，给了我这条生活出路，允许我随着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当我被劳动教养所释放回家、转归街道居委会监督劳动之时，是连跻身这个靠纤纤十指挣工钱的手工组都不够资格的；因为手工组的人都是“红五类”。“大革命”兴起之前，阶级斗争的弦没有绷得那么紧时，手工组组长常常叫我去帮助核对领活计发活计的会计账目，因为她一看那洋式的会计账就发怵。有些组员也不时叫我帮助看看自己的工分账是不是记得清楚。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姐姐长妹妹短的邻里情谊，且有几个大姐要我帮助给她们上中学的子女补习功课，使我无可奈何的处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也为我能进手工组做针线垫了底儿。“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红五类”为了自保，不再跟我搭讪。那个跟我走得挺近乎的治安保卫组长董金娥，还当着管片民警的面，扇了她那14岁的儿子两个嘴巴。因为那少年叫惯了嘴，无意中又叫了我老师，没有跟我划清阶级界线。
居委会主任吕大妈，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是为外贸出口加工的绣衣厂的退休工人。能说会道，为居民谋划福利，调解邻里间的纠纷龃龉，很有些威望。“大革命”之前，地区搞清洁评比，搞拥军优属，接待参观等等，常常需要美化胡同墙上那几块用煤烟刷好的墙报，吕大妈便把这份义务工派给了我。她说：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这叫“人尽其才”。五颜六色的彩粉笔装饰了升平，也为我赢得了吕大妈的好感。每逢地区上级当众夸奖我们胡同的墙报搞得好时，吕大妈洋洋得意，不无炫耀地说：“这是个右派画的，这个人，改造得还可以。”
我改造得还可以，这是吕大妈的政绩，更是我的平安。就是这位居委会主任，在红卫兵小将勒令我搬出工作时租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