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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余秋雨：《借我一生》，第236…237页）陈逸飞这个阶段的创作正是在这前后。
把1977年至1980年放到第一个创作阶段来叙述，是因为这几年的创作是前些年创作的一种继续，在气势和风格上都是《红旗》、《黄河颂》的一种精神延伸和深化；又因为这3年是陈逸飞后来新创作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像1979年创作的《踱步》，既不像往日作品那么追求写实，又不像后来作品那么追求浪漫，它是写实浪漫主义的筹备和萌芽。
游走钢丝
1965年，陈逸飞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大学部提前两年毕业，分配到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为一名专业画家。这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因为社会大环境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65年，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因此这次运动的全称应该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地高校的师生大多都被派往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逸飞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他没有被派往农村，而是被派往“上海城市阶级教育展览会”工作，为教育展览作画，这也使他有机会参与制作连环画与插图。这类艺术作品的创作，要求艺术性与新闻性的良好结合，一方面要求生动传神，一方面要求时间速度。这种创作也还是给陈逸飞积累了一些经验，让他从中体会到怎样运用画面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段工作经历，陈逸飞还获得了另一大收获，就是有机会与著名连环画家和插图画家贺友直、顾炳鑫、刘旦宅等人交往，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给自己增添了信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陈逸飞的家庭受到了冲击，启蒙老师孟光受到批判，油画老师俞云阶受到打击。陈逸飞的父亲是化学工程师，自然是逃脱不了的，这时这个家庭的状况可想而知。为了躲避“文革”的更大冲击，陈逸飞白天躲在宿舍里画画，既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提高，到了晚上，就躲回家里。他父亲被红卫兵经常拉去批斗，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这个家，是个相对安静的港湾。社会###，家庭受冲击，陈逸飞是在这种条件下坚持了自己的绘画道路。
能够从“文革”的深重灾难中走过来，陈逸飞认为这跟他的为人有关系，他的做人原则是，做人做事不要做给别人看，要做得有意义，对社会有用。陈逸飞总结自己的青年时代，概括了三条：第一是做人，“诚”字很重要，对人、对事、对事业都要讲一个“诚”字；第二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个喜欢是与社会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第三是要学习，学好了一门本领，就能够在时代队伍中不落伍。陈逸飞认为，在追寻人生的道路上，还要有诚挚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有了诚挚的性格，再加上从容的态度、积极进取、诚恳有为的精神，一旦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就会获得成功。陈逸飞正是以这样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行为从灾难中走出来的。
1965年至1980年，陈逸飞为中国画坛奉献了一批绘画作品，其中有1968年的《知识青年的楷模——金训华》，1971年的《开路先锋》、《红旗》，1972年的《黄河颂》，1973年的《南来北往》、《鲁迅在厦大》，1974年的《写于长夜——鲁迅》，1976年的《刊物上的婚礼》，1977年的《占领总统府》，1979年的《踱步》等。那些年，中国的社会背景特殊，文化环境微妙，创作条件不佳，一些画家干脆把画笔深藏箱底，不再作画，一些画家则让自己的画作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艺术成分。只有陈逸飞等少数画家在“走钢丝般”的历史阶段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既没有丧失文化良知，又没有失去艺术追求，难能可贵。
第四章 上海时期的绘画（2）
陈逸飞没有在“走钢丝般”的感觉中放弃，而是在逆境中寻找自己的艺术出路。这种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敲打，让他从另一个层面上识别和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建立了特殊而鲜明的艺术色彩感，增添了艺术造型的厚度和硬度，善于对宏大场面作群体构建。特殊的历史阶段，陈逸飞在人生沉浮和艺术沉思中早早成熟。
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回顾那段历史中的艺术行为，很多艺术家都只能摇摇头说，那是一段被耽误的宝贵光阴；很多艺术家则只能叹息说，那个阶段的所谓创作不堪回首，不值一提。陈逸飞不同，他把那段钢丝走完了，人们当时和现在都认为他的钢丝走得还行，还在钢丝上表演了一些特技和亮相的动作，他自己也从不把这段人生经历和艺术经历视为可悲可叹的蹉跎岁月，他倒是有些自豪。可能因为陈逸飞自小在上海长大，而上海是中国的城市里受西方文化渗透最深刻最广泛的地方，他的作品多少有些西方绘画艺术影响的痕迹，在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有些“西化”、“颓废”。现在看来，正是陈逸飞多出来的这点西方文化，才使他的画比人高出一筹。这也正是陈逸飞珍视那个阶段画作的缘故。
谈起这个阶段的创作经历，陈逸飞曾经说，对在上海时期的作品，我今天回过头来看还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人生的路程就像一个一个小站，一个画家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他自己的代表作品，不管是好是坏，对画家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陈逸飞还举例说，《踱步》一画在各地多次展出，并在各种杂志中出现。他说，我很看重这些作品，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我会如数家珍似地不断记起我曾画过的重要作品。
陈逸飞这个阶段的一些画作，不仅是他个人创作历史上的重要作品，也被视为中国油画在这个阶段的重要作品，而且他后来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创作也正是以这些作品为重要起点的。这是一个高起点。陈逸飞说：“我21岁时画《红旗》、《开路先锋》等，1972年画《黄河颂》，‘文革’刚结束画《占领总统府》，1978年的《踱步》，后来画的乐手、水乡、肖像，开始参加拍卖后的《夜宴》、《玉堂春暖》、老上海、西藏等等，都有一脉相承的东西。”（谭璐《六问陈逸飞》，《北京青年报》1997年2月15日）当新的历史阶段到来的时候，陈逸飞的起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的日子，全国的大中学生几乎都在“大串连”，陈逸飞也趁这个免车费免餐费旅行的机会，与一批青年画家朋友相约外出，伴随“返校兵团”参与“大串连”，在各地宣传“文革”，更多的是游览山水，下广州，上北京，积累了诸多的绘画素材。一路上陈逸飞想得更多的是绘画，与画家伙伴聊得最多的也是绘画。
那时创作室的画家常被安排去户外街边的墙面上作画，那时流行把宣传画画在街头的墙面上。画艺超群的陈逸飞，常常出现在街头作画的现场，在墙面上绘制毛泽东主席头像，绘制其他宣传画。除了不断在上海街头作墙面画，也常被派往北京，在闹市区当众作墙面画。这种墙面画，面积大，操作难，但这也提升了陈逸飞把握巨幅画作的艺术能力。作画时，观者云集，作品完成后，则万千人次，人人过目，由此也提高了陈逸飞的声誉。
英雄色彩
陈逸飞1968年的重要作品是与业余画家徐纯中合作创作的水粉画、油画《知识青年的楷模——金训华》。金训华是为抢救国家财产与洪水博击而光荣牺牲的青年楷模。金训华与管根诚、陈健等知识青年，于1968年5月29日来到黑龙江省逊克县双河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金训华落户双河村的第78天，8月15日，大雨导致山洪爆发，眼看国家财产将被洪水卷走，金训华和管根诚、陈健三人同时跳下洪流中抢救财产。由于洪水过猛，三人都被卷入洪水里。这时村里的民兵连长和几个民兵赶来了，把管根诚救了起来。在接着抢救金训华和陈健的过程中，金训华用最后一点力量把陈健托出水面，陈健获救了，金训华却沉下了水底。这位为救物救人而牺牲的英雄金训华，被视为青年楷模。陈逸飞和徐纯中根据金训华的事迹创作了《知识青年的楷模——金训华》。这幅感人至深的《金训华》，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封底上，加上全国学习金训华的热潮，《金训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陈逸飞名声大振。
1969年至1970年，陈逸飞接受上级安排，到湖南韶山参与“毛主席旧居陈列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使他有机会到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区去考察学习。他在韶山陈列馆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之后，陈逸飞和同行的画家，扛着红旗，背着油画箱，深入到陕西米脂、三门峡、贾县等革命老区体验生活和搜集素材，度过了一段兴奋而艰苦的日子。其间，陈逸飞与画友们抽身到山西，游历了大同石窟及五台山，被佛教艺术感动。画家袁召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重温韶山梦依稀》一文中，回忆了他与陈逸飞等画家多年前去韶山参与“毛主度旧居陈列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历和感受。他说：“1969年，重庆市领导派我和吴强年、钟定强、邓成用等画家去韶山参与‘毛主席旧居陈列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全国各地去的还有北京著名雕塑家钱绍武、曹春生，上海的油画家陈逸飞、汪大文，湖南的黄铁山、陈子云和广东、广西的八十多位画家。我们参观文家市、清水塘、岳麓山、安源、井冈山等地，了解毛主席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阅读了陈列馆珍藏的许多宝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通过参观学习，大家对毛泽东同志的生活、学习和革命工作，有了广泛深刻的认识。”袁召民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陈逸飞参加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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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上海时期的绘画（3）
1970年陈逸飞24岁，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的油画组负责人。这意味着陈逸飞年仅24岁就不仅有了艺术地位而且也有了社会地位。这个身份让他担起了上海油画带头人和组织者的任务。
1971年，陈逸飞创作的作品中，《开路先锋》和《红旗》受到重视。这两幅作品的命运似乎不太好，作品一出来，几乎就遭到了批判，认为画作过于西化，过于艺术，不够直白，不够现实，不够真实，不够样板。不幸的是三十多年之后，作品又受到了另一种批评，说是不够艺术，甚至认为就是当时最典型的样板画。在当时被误读误解，在今天它又被另一种误读误解，甚至曲解。
《红旗》发表后受到的批判更多更直接。《红旗》表现的是革命战争历史题材，表现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主题，画面气势恢弘，一群冲锋陷阵的战士冲在战场的最前面，表现一种英勇奋进不怕牺牲的气概和气度，动人心魄，同时作品作了更深层的人性和人道的透视，人物的面部表情流露出生命最后一瞬间那种凛然，尽管战士们不怕牺牲，但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那种热爱生命、依恋人世的内心情感跃然画面。《红旗》是英雄主义理想与人道主义善良的构合体，使命的完成，死亡的临近，沉淀为艺术画面。作品发表后，受到好评，但很快就有人在《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说是画面上的“军装太脏……对英雄不敬”，显然这些人并不理解《红旗》的艺术写实，也并不理解《红旗》的艺术夸张。还有人在上海《文汇通讯》发表批判文章，说陈逸飞的《红旗》是“战争恐怖”论。现在来看当年的这种批判不免有些感慨。
当年陈逸飞为了创作好《红旗》，费尽心思，反复体验，反复构思。陈逸飞去跟别人借来一台鼓风机，对着红旗吹，把红旗吹飘起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寻找红旗飘飞的最佳画面。对于用辛劳创作出来的《红旗》，陈逸飞是格外看重的。
李坚曾就《红旗》采访过陈逸飞，李坚在文章开头这样叙述：“说起油画《红旗》，一向沉稳的陈逸飞也不免有些激动。《红旗》是陈逸飞于1971年至1972年创作的一幅油画。同时期创作的油画还有《黄河颂》与《开路先锋》。这三件作品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陈逸飞名声大振，而其中尤以《红旗》为最。这幅作品描写的是几位即将冲锋陷阵的红旗手面对死亡的瞬间，战士朴实、深沉的表情让人看后难以忘怀。作品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