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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评论说我的《马嘶岭血案》是底层叙事的重要作品，把我当做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家之一。不过我对这个不是很关注，作家自己写自己的东西就完了。说到底层叙事，明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将推出一套“底层叙事小说丛书”，加入的是曹征路、刘庆邦、罗伟章和我。而《天涯》的主编李少君也编了一本《底层叙事小说选》，这其中包括了一些短篇。
周：收了您哪些小说？
陈：像《马嘶岭血案》、《太平狗》、《母亲》、《松鸦为什么鸣叫》等。
周：很多人都把您当做底层叙事的主要作家，对这种评价您认不认可？
陈：我还是认可的，因为我从来都是在写底层的。过去有些作品，虽然也描写了社会底层的生活，但是很不真实，它并没有什么底层叙事。比如说伤痕文学它是底层叙事吗？寻根文学也是底层叙事吗？“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写实”都可以称得上吗？搞错了，角度不同，底层叙事非常真实地去写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写得非常严酷。像“现实主义冲击波”里面，写到一个村长啊，一个厂长啊，他要改革，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也是很尖锐的。底层叙事不这样写，它不管典型化，它就写生活中的一点，它写一个社会问题，它没典型化，它就站在底层这个角度，农民、打工仔，或者它不以他们的身份写，它也是非常向下的，向下向下再向下，它是身处在下面，而不是以一种俯视的姿态。而且对这种生活不再作道德和时代意义的评判；它不对改革的得失用简单的两分法标准打分，完全以真实作为基础，没有任何浪漫主义和粉饰的成分。它的源头不是新时期文学，而是左翼文学。
陈应松（12）
周：您认为底层叙事，一是真实的坚守，二是站在底层人如农民、打工仔的角度，还有哪些？
陈：底层叙事的兴起和繁盛是抵挡不住的，在这个浪潮之下，肯定还会有更好的小说出现。因为我认为它的出现有深层次的原因。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一、它可能是对真实写作的一种偏执实践。这就是：小说必须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哪怕是角落里的生活。二、底层叙事是对我们政治暗流的一种逆反心理的写作活动，它的作品，可能是新世纪小说创作收获的一个意外。三、它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四、它是当下恶劣的精神活动的一种抵抗、补充和矫正。我们如今的社会，我们的精神虽然遭受到伤害，但还没有到崩溃和绝望的地步，我们的灵魂虽然迷失、变态，但还没有到撕裂和疯狂的地步。我们社会的富人越来越多，穷人越来越少，这更加凸现了穷人的悲哀和我们对贫穷与底层的忽略。何况，穷人在如今依然是一个庞大的、触目惊心的群体。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在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越来越浮华，越来越麻痹，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忍耐，越来越不以为然，越来越矫揉造作，越来越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难道这有什么错吗？另外，就算作家醉心于底层的苦难，就算是写苦难，我想一个作家写苦难，总比不写苦难好。要我们在这么巨大的贫富差别面前写中产阶级？写底层人的莺歌燕舞？写那种酒馆进、宾馆出，商场进、情场出的生活？我认为我已经写不出来了。
周：苦难一直是您文学写作的一个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死亡、痛苦。
陈：对，因为生存对他们来说，充满了痛苦，轻松的生活不属于劳苦百姓，他们很多人还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挣扎着，在贫困山区尤其如此。
周：您的作品，如果要贴标签的话，第一个标签是“底层叙事”，第二个是“乡土文学”。
陈：我还听说，我的作品被称为打工文学的最重要代表（笑），比如《太平狗》，讲的是一个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故事。因此被人称为最优秀的打工文学，在《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2期就有这么一篇文章。
周：不仅如此，其实您在底层叙事上早就做出了探索。您的长篇小说《失语的村庄》，很有特色。您能不能谈一谈这部长篇小说？
陈：这部小说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我感觉到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我现在是很难进入了。写得那么沉醉，写人的内心，大段大段地描写人的内心，我自己还是花了很多心血的。这部小说写人的贫困、人的内心，还有那种语言的基调，以及我内心想表达的东西，都和现在的小说有很大的关系。
周：我觉得这部小说在艺术探讨上也是走得比较远的，您觉得呢？
陈：是啊。
周：在这部小说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每个人说话都是用自己的内心来说，恰恰小说又名叫《失语的村庄》，您要让村庄说话，怎么说？每个人用自己的内心说，这种视角具有很深远的探索意义。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村题材的小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没有人用这种叙事模式写过，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非常有探讨价值。
陈应松（13）
陈：我在《世纪末偷想》中，有几处写到了失语，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对这部小说的回应。失语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它也是一种时代疾病。不光是城市人失语，农民更失语，他们没有说话的地方。
周：现在还是失语的。
陈：对，他们是没有话语权的，最没有话语权的是农民。文学界讨论什么“底层叙事”，说底层叙事，那么底层能不能自己叙事呢？不可能的。他们本身就是处于失语状态，我们说底层叙事，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代替底层来叙事，帮他们叙事。你能让那一群书都没读过，生活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农民去写小说？不可能吧。甭说是写小说发表，就是写一封信给县里、报社，也没人理他们。知识分子是很可笑的，而且迂腐，讨论底层自己写自己，除非是江青，搞小靳庄，人人赛诗，这证明是个闹剧。失语是我们时代一个巨大的精神疾患，在《失语的村庄》后面有个后记，对这个问题谈到了一些。
周：能谈一谈外国文学对您的启迪吗？哪些外国作家是您比较欣赏的，他们对您有没有一些启迪和影响？
陈：我欣赏的基本都是外国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的小说我不是太喜欢，主要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像我们这一代作家，包括后面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的作家，都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我受中国文学的影响真的是很少，在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外，其他对我几乎没有影响。我主要是喜欢拉美和法国作家。拉美文学主要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文学则是自然主义对我影响最大。
周：一般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主要是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您如何来看待现代主义文学？它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差别在哪里？
陈：我现在觉得现代派作家很轻，并不是我狂妄，瞧不起他们，绝对不是这样，而是觉得他们写得很轻。而自然主义写得很重，分量很重，他们写一种坚实的生活。像吉奥诺的《庞神三部曲》、卡里埃尔的《马鄂的雀鹰》以及别的作品，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叫真实，什么叫现场感，他们写实写得非常实在。比如卡里埃尔写那种山区生活，四季的景色，是十分沉醉地写的，细得不可再细，那种功力让人折服。但这种写实又不像法国的另外一批作家，像巴尔扎克写这个房子，就写这个房子有些什么东西，一件一件道来，有些啰唆，甚至索然无味。自然主义不这样写，他们写得很诗意，语言很有味道，很有象征和寓言色彩。比如“秋天紫色的风”，“放荡、下流的乌鸦”，“在雨燕的鞭子一样的尖叫声中”，“在这深邃、清澈的天空中，人们的欲望会越走越远”……总的看来，自然主义文学强调的现场感、真实感，以及诗意的语言和有意味的形式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因此我很喜欢左拉、卡里埃尔、吉奥诺等自然主义作家。
周：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您的启发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启发主要是他们的魔幻色彩和寓言性质。那种魔幻色彩正好契合了我对神农架的感情，神农架本来就是一个很魔幻的地方，刚好我喜欢魔幻现实主义；他们的语言也是很有诗意的，所有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语言都充满着跳跃性，开阔而富有穿透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的故事都是精心选择的，有意味的故事，并且把生活写得非常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用一个中性词来形容魔幻现实主义，那就是“芜杂”，非单纯或单薄，芜杂恰恰是生活的本质，写得如此眼花缭乱，深邃难测，充满意外，这是需要本领的。
周：您能不能归纳一下您的小说观？
陈：小说应该用充满寓言意味的语言来表现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真实的生活，要使小说充满着力量。小说一定要强烈，对现代麻痹的读者要造成强烈的刺激。一定要复杂，不能单薄，要丰厚、丰富、丰满、丰沉，所谓“四丰”。要真实，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现在写小说跟上世纪80年代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很难出作家的年代，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许，这就是作家和小说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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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斗（1）
刁斗简介
1960年生。
辽宁沈阳人。原名刁铁军。
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历任《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编辑、《鸭绿江》杂志编辑。
刁斗自述：向袁可嘉致敬
刁斗
袁可嘉是位翻译家，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既不清楚他住北京还是居上海，也不知道他具体年龄或供职单位，更未尝闻说他慈眉善目还是不苟言笑甚或怒气冲冲。为写这篇文章，为了使用这个题目，我曾想跟搞翻译的朋友打听一下。但我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或许有必要作出声明的只是一句话，如果袁先生认为一个素昧平生的晚生后辈忽然多礼有些唐突，还请原谅。
截至1984年春天，把我读过的文学书鱼龙混杂地点数一番，没七八百本也有五六百本，其中外国文学那块儿，不会少于二分之一。翻译家的名字，像傅雷汝龙草婴朱生豪，包括鲁迅巴金这样的“票友”，我也记住几个，但我从没认为，除了作品本身，对那些译者乃至译文的出版者，还有什么需要分心想想的。可事情在1984年春天发生了变化。
1984年春天，我大学毕业半年多了，已有了收入可以自己买书，同时，也开始适应我的新闻工作了，其标志是，我学会了以领导的意志为我的意志，瞪着眼睛说假话已不再脸红。有一天，我当时供职的单位资料室处理旧书，我买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含上下两本），从这两本书中，我第一次读到了一些与我过去读过的诗歌小说剧本完全不同的东西，也第一次记住了里尔克、庞德、斯特林堡、阿波利奈尔等人的名字，还第一次对一本书的编选者发生了兴趣：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我觉得，他们能编出这样一本神奇的书，肯定本人也神乎其神，而为这套书撰写那个长长前言的袁可嘉，定然就是众神之首。说实在话，那两本书中的绝大部分作品我读不懂，甚至读不进去，也就是说，没有多少阅读*；可奇怪的是，面对它们，我产生的“感觉*”却异常强烈，只要一想到它们的莫名其妙，荒诞不经，装疯卖傻，阴阳怪气，别别扭扭，磕磕绊绊，我就会激动得浑身颤抖，血脉贲张，如同与女友在公园角落偷欢窃乐。这是我以前的阅读经历中没有过的——手抄本的禁书刺激或探案集的惊险刺激与此时文字的结构的思想的刺激是两码事。这时的我已有性经验了——在我这里，艺术与性的连体关系，即是从这时建立起来的。后来我想，那两本书之所以能让我身心俱醒，能让我产生那么美妙的“感觉*”，除了作品本身带给我的新鲜体验，肯定与袁可嘉的“前言”及文中每个译者为自己所译对象写下的评介文字有关。
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降临了。
在那之前，我已接触到迄今仍让我喜爱至极的卡夫卡了，对个别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也略知一二，不过他们给我的震动，远没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或《静静的顿河》那类东西来得强烈。比如，我手头那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