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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和谐相处，否则，人就会被社会孤立。一个人自律性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他和其他人的相处情况，古代的日本人重视义理，不用别人提醒就知道自觉遵守义理，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严格自觉地遵守义理可以保障人与人的交往顺利进行。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缺乏自律性，只能在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离天下大乱的日子不远了。
个人的自律性是人与人友好相处的前提，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几乎没有国家希望自己的公民只是“他律性的存在”，每个国家都会在强化公民自律意识上大做文章，日本人尤其重视秩序和稳定，对人自律性的要求不比任何一个国家低。
日本人的确好面子，他们确实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任何一个在日本呆过的外国人都会赞叹日本人超强的自律性。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倍，人们出行一般都是乘坐公车、地铁，但即使在上下班高峰时期，日本的大小车站仍然井井有条，人们有秩序地上下车，根本不需要专门人员维持秩序。在东京、大阪等繁华城市，很多小商店都将货物摆到门外，方便招揽顾客。这些货物既没有人看守，又没有任何防盗措施，却很少被人顺手牵羊。
作为耻文化的典型，日本人的自律性为世界称道，日本人总能在看似对立的两件事物中找到契合点，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
自律并不是他律的对立，它的产生和人的理想人格密切相关。武士以勇猛为荣，学者希望被看作是有智慧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人格目标，不用旁人督促，就会自觉向这个目标靠拢。希望拥有魔鬼身材的人，会自动克制食欲；希望拥有坚强意志的人，会自觉抵制诱惑，只要理想人格目标存在，人的自律性就会发生作用。耻文化会影响日本人的理想人格目标，却不会削弱他们的自律精神，相反这种他律性的文化还和对自律的追求结合一起，督促着日本人更加自律。
日本人以自律性强为荣，以自由散漫为耻，很早的时候起就把自律和意志坚定等美好人格联系起来，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培养自律性的细节。就拿坐姿来说，日本人的传统坐姿谈不上舒服，坐的时候双脚不能舒服地伸展开，而是要“两膝内曲、足背贴地”，身子也不能随意地放松，必须“挺直后背，保持平稳”。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到，武士家庭的女孩，就连睡觉都要保持优美的姿态，她们必须学会在睡梦中约束身体，以“体现一种自制精神”。日本人也喜欢从细节出发，考察一个人的自律程度，不拘小节的人往往会被冤枉成“自律性差”而被看不起。因此不管工作多么紧张，日本人还是坚持天天洗澡、更换衣服，绝不给人留下邋遢的印象。
理想人格目标的存在让人有意识地培养着自律精神，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有上进心，为了实现目标，他们总是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懈怠，自律精神恰恰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前提。耻文化下的日本人以他人的评价为重，他们希望知道，别人眼里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拿他人的评价和自己理想的人格目标进行对照，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把他人的评价当作完善自我的一大动力。
为了实现理想人格目标，人会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将这种约束看成是一种牺牲的话，那么补偿这种牺牲的，促使这种牺牲产生的，就是对理想人格目标的自豪感，所以，社会学家们认为“自豪感导致自律”。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重视体面、尊严，如果哪个人伤害了他们的面子，他们必定会记恨很久。这种记恨也让他们间接地意识到，要想进行良好的沟通，就必须尊重对方。因此，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日本人会特别注意礼节，生怕自己的疏忽，让对方不快。同时，这个礼节并不仅仅停留在说几句漂亮的客套话上。对日本人来说，即便是客套话，一旦说出了口，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履行，绝不能辜负别人的信赖。在日本，是否信守诺言，被当作衡量一个人自律性高低的标准，那些出言必行的人，会被大家当成有义理的人，受到尊敬。
良好的交流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基础上，保护体面和维持信赖关系，不是与他人交流的目标，而是交流的条件。以礼待人的人，多会被称为“谦逊有礼”，社会学家们也将谦虚看作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前提。
三、日本的自律与他律（2）
由自豪产生自律，谦虚让人和谐相处，二者相互作用，一起保障着社会交流顺利进行。
为自豪感和谦虚支撑的社会交流，被社会学家们称为“相互作用礼仪”。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被期待成有自尊心、有同情心的人，且大家都对这种期待心知肚明，并愿意尽己所能地满足它。如此，这一社会中的人便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由己及人，不希望看到别人身处尴尬之中，颜面尽失。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做了丢脸的事，他却不为所动，冷漠置之，就会被周围的人叫作“冷血动物”，这实在不是一个赞美的称号。
换句话说，对他人的丢人行为无动于衷就相当于自己也参加丢人事件，成了“无耻”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交过程中，人不仅要注意自己的仪态，还必须小心保护其他人的面子的原因，照顾他人的尊严既是一种礼节，也是保护“我”的面子的手段。
人们必须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面子，尤其在即将丢面子的关键时刻，保住体面更是一种艺术，而擅长这种艺术的人多会得到他人的尊敬。在社会学家看来，研究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交流规则，就是研究他们维护体面的方式特点。
人和人的交往、沟通，实际上就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过程。但在实际生活中，为了确保某些信息的顺利传递，又必须特地隐瞒另一些信息，这些需要被隐瞒的信息便是“秘密”。每个人都有秘密，这个秘密有可能是为维护自己的理想人格目标而生，也可能是为了保持和他人的友好交往而设。但无论怎样，人们总会留心隐藏这些秘密，一旦秘密被公之于众，人就会感到耻辱。隐藏秘密是维护体面的重要手段。
如果将传达信息称作“积极的交往手段”的话，那么保证信息不被传达，即保守秘密就是一种“消极的交往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消极的交往手段”起到的作用，实在不容小觑。几乎每个人都有被要求保守秘密的经验，比如不经意地发现了朋友丑事，为继续维持友情，就必须对该事守口如瓶，即便朋友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对耻辱格外敏感，保守秘密便成了每个日本人都必须练就的本领。保密是一种义理、责任，泄漏了他人的秘密意味着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泄漏别人秘密的人也会和秘密暴露者一起感觉耻辱。
秘密，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站在保密之人的角度看，都是一种“无”的存在，一种“无知”的状况。人们通常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西方人常说“好奇心害死猫”，人天生有一种将无知转化为已知的欲望，人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将无知变成已知的过程。近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竭力要求将人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德语中的“启蒙”本身就包含着“解释、告知”的意味。在中国，无知被当成骂人的话，经常和白痴等词一起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知远比无知优越。但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完全实现，所有人都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人类社会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了。所谓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半知半解的基础上的。信息有好坏之分，传递信息既有可能促使社会关系成立，也有可能让它崩溃，如果放任信息自由自在地传播，不对其加以控制，不仅个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也都将面临威胁。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喜欢强调隐私，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一大堆机密文件，可见在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稳定上，无知和已知地位平等。
秘密是为了实现理想状况，必须存在的“无知”。在秘密暴露的一刹那，人们往往会抱怨“不该被知道的知道了”。如果被暴露的秘密不过是像“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样的小事的话，辜负了秘密的人，最多遭到一顿嘲笑罢了。但如果事关重大，比如某位以清纯著称的明星，被爆出了曾经当过陪酒女的丑闻，本人不仅会感到难堪，还会被人蔑视，大伤自尊。
没有人希望公开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暴露违背了人的预期，让人措手不及，不小心泄露了秘密的人，多会为自己的疏忽后悔，对自己的自律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被暴露了秘密的人，也会觉得被他人辜负，尤其当泄漏了自己秘密的，正是自己向来都非常信赖的人时，愤恨的感觉会更加强烈，让他难免对泄密之人产生怀疑，而双方努力营造的亲密关系也由此出现裂痕。
秘密暴露后的耻辱感，能够让一切辛苦营造的社会关系消失，让原本是朋友的双方形同陌路，让原本是恋人的男女各奔东西。尽管秘密的泄露是意料之外的结果，没有人愿意看到。如果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看作一种秩序的话，耻辱就是让这种秩序突然停止运作的力量。在耻辱面前，社会关系是那样脆弱。
尽管如此，单纯地将耻辱看成社会关系的消极性力量，还是有失公道。耻辱的产生，意味着理想状况的破灭，耻辱本身就是让人难以言表的痛苦，但人却可以从这种痛苦中警醒，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中国人说“知耻而后勇”，日本人也将“知耻”看成一大美德，秘密暴露了，人的自尊受伤，耻辱的感觉如滚滚江水一般袭来。在这个时候，真正知耻的人不会自暴自弃，也不会任由自己被耻辱的阴影纠缠，他必定会想方设法摆脱耻辱。他会比从前更清楚，什么是应该保守的秘密，什么事情他必须做到。因此，只要人有心回复原来的状况，并为此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他就能达到目的。分手了的情侣可以复合，朋友也能冰释前嫌，像从前一样亲密无间，在经历了此番波折后，人与人的关系还会更加紧密。
正像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所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产生各种“有”的积极条件。耻辱让已有的社会关系荡然无存，新的社会关系刚好可以在其后建立起来，就像用橡皮擦掉写错的字，再写上正确的一样。新的社会关系有各种可能，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一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自律性，人们因这种自律性的存在，友好共处。耻辱的经验，则有利于人深化对自律性的认识，因为耻辱的经验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人在自律上的疏漏。总之，耻文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他律性的存在，它也有自律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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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自律与他律（3）
曾有日本学者将耻辱等同于秘密的暴露，认为耻辱就是对涉及秘密的人的一种辜负现象。因此，耻辱刚好处在秘密的保持者和持有者中间，它既可以向自律性靠拢，又可以向他律性接近。比如一个希望成为优秀武士的人，一旦发现自己是胆小鬼，就会不由自主地向他人隐瞒自己的胆小。胆小是他的秘密，如果这个秘密被人揭穿，他就会感到耻辱。这种情况下的耻就是他律性的存在。为了避免胆小的秘密被人揭发，这个人不得不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勇敢精神，彻底摆脱耻辱的阴影，此时，耻便有了自律性的意味。
所以，无论是公耻还是私耻，都不能被当成让人对他人亦步亦趋的外在的制裁方式。但是，如果罪和耻的区别，不在制裁方式上，二者的不同又在哪里呢？
罪和耻，都是对背离了应有的社会状态的人的惩罚，但罪强调的是“违背社会规范”，耻则意味着对“预期的双重违背”，简单来说，就是既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又辜负了他人对自己的期望。
耻是无意识的，罪则是有意识的。当然，二者又都存在着特殊的情况，有意识泄露秘密的人也可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无意中杀了人的人，也会被定罪。在大多国家的法律中，同样的罪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裁判，过失性越高，罪行就越轻。很多国家都规定了精神病病人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就是因为这些病人意识混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相对于既违背了自己初衷，又辜负了他人期望的耻，罪单单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是“预期的单重违背”。对他人预期的违背，不只意味着对社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