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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圪梁村地处山峁，只能靠天吃饭，但刘老汉很勤劳。年轻时刘老汉是个木匠，给人家盖个房子打个家具也能挣点，没让孩子们怎么饿着，这让村里人很是嫉妒。四个孩子都没上学，没花钱。一家人自己烧砖，盖起了6间砖窑。女儿们出嫁时，大女儿婆家给了8千彩礼，二女儿家1万2，三女婿的三个哥哥都是光棍，名声不好。刘老汉不同意，但三女儿坚决，于是他要了3万彩礼，本想吓住男方，但人家居然就送来了。自己的儿子残疾，一直到30岁才娶了个18岁的半憨憨（有点傻），彩礼也要了3万。给媳妇买了衣服首饰、家具电器，还办了体面的酒席，等把媳妇娶回来，刘老汉手头还剩7000元。
转眼就是1998年，那时的刘老汉浑身轻松。虽然媳妇不怎么地，但也总算给自己生了个大胖孙子。看看周围的邻居，几乎家家负债，大多是因为儿多，娶媳妇欠了债，也有两家是供孩子读书，日子紧巴巴的；而自己家还有7000元的存款呢。
一天，住村的乡干部小吴跑到他家来，说乡上的煤矿扩股，看他愿不愿意投资。看到政府的干部亲自跑到家里来，刘老汉心里一阵激动：领导出面怎么能驳回呢，再说乡政府也不可能骗咱呀。于是就亲自到乡政府将钱交到了副乡长手里，换回了一纸收据。
每年年前，刘老汉都去乡政府打听煤矿的分红，但都被告知煤矿没利润，还赔钱，刘老汉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有几次他鼓起勇气想退股，但最终也没敢说出来。
2006年底，刘老汉又去乡政府打听消息，他居然拿到了一张70万的存款单，是退给他的股金。老刘简直不相信老天爷会给自己掉下这么大个肉饼。但已经提拔为副乡长的小吴悄悄告诉他，他其实应该分更多呢。刘老汉倒不在意这些，他在盘算着这么多钱该怎么花，自己都快70岁了，该怎么享受一下呢？ 小吴看出他的心事，便说，
“老刘，你看人家王沟村，人人买车，就连王大旺老汉都买了个桑塔纳，请了个司机给开着。要不你也买个小车吧，我给你雇个司机，一个月也就600块钱工资，让他给你儿子教会。你要是舍不得买新车，就把我这辆桑塔纳便宜买走，7万，你看怎么样？”
王老汉仔细算了一笔帐，7万块还真不怎么贵。请个司机三个月就能教会儿子，那以后就方便了，让儿子带着全家去城里风光风光。自己也有好多年没去了，老婆儿子这辈子都没去过城里，有点对不起他们。重要的是，村里人现在还没人能买得起小车，有几家养拉煤大车的，看把他们神气的，隔三差五去城里。想到这，很坚决地说：
“好吧，就这么定了，你把司机给我找来。”
吴副乡长的车其实根本就不值7万，他去年也是买的二手车，才花了五万，最近喷了点漆，看起来还是挺新的。司机就是他堂弟，刚考了个驾照，也不在乎工资不工资，只要有车开能练手就行了。
刘老汉的桑塔纳和他的70万轰动了全村，村里人都跑来看稀罕，恭维着刘老汉。刘老汉那一刻终于扬眉吐气了，他感觉自己比他们都强。他们的儿子虽然住在城里，但没他钱多。
每天，刘老汉都会让司机开着车在山梁上、沟底里转转，偶尔也会把乡亲们送到山下的公路上等班车进城。在沟底，刘老汉让司机给儿子教开车。儿子虽然腿有点跛，但人很聪明，没几天就能在沟底开了，倒车、刹车、踩离合、踩油门，样样做的有模有样。刘老汉很为儿子自豪。
这天，刘老汉正在家里看电视，小吴司机惊慌失错地大喊：
“刘大爷，不好了，车翻了，大哥被压在车里了！”
原来刘老汉的儿子自认为会开了，想独自开倒沟里，不想踩刹车踩成了油门，车撞在土堆上翻了。人被压在车里，昏迷过去。
刘老汉的老婆儿子终于进了一回县城，小吴司机拉着他们去了医院。儿子双腿全部截肢，只能坐在轮椅上了。回家后，刘老汉让司机回家了，一个人常常呆望着那辆桑塔纳，有时会想：
“还是给吴乡长打个电话，让他帮忙把车卖了吧。” 。 想看书来
六、贺书记脱贫记
贺书记是长洲人，最初来煤城是当县长的。自从煤城被国家宣布为煤炭储藏大县以来，煤城本地人再也当不了本县的一把手了，几乎每任县长书记都是长洲人；即使不是，也肯定跟长洲人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否则是得不到煤城这些肥缺的。当年毛主席闹革命时在长洲驻扎多时，许多长洲年轻人跟他打到了北京，成了功臣，当了大官。据说，长洲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只要受了委屈，就跑到北京去找他们亲戚的后代，这些人一般都会念及乡情，也有点怜悯老区人，长洲人的愿望也就往往能获得满足，也就乐此不彼了。
贺县长在来煤城之前是市文化局长，一个清贫单位，虽然来煤城不算提拔，但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贺县长刚来时很让煤城人瞧不起，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瘦瘦的，中等个，脸色蜡黄，后来煤城人讥笑他是“没钱，吃不饱，穿不好”。据他的通信员私下透露，他来时只有一个旧皮箱，里面装了两件换洗衣裳及随身用品。
那时的煤城已经在整个市里相当有名气了。煤矿虽然没那么值钱，但烧煤的企业却特别红火，是省里最重要的小工业县城。到处都是小铁厂、水泥厂、电石厂、刨花碱厂、土法炼焦厂，整个小城弥漫在刺鼻的烟雾中。曾经有人将煤城头顶上某水泥厂那个将一大股浓烟飘向城里的大烟囱刊登在一个全国性报纸上，引起了全国不少人的讨论。据说当时煤城的首富也是省里的首富。煤城人爱吹点小牛，到底首富有多少财产，真实情况是否这样，无从考证，但煤城人都这样说，权当是真的了。煤城人在使唤钱上也是非常大方的。结婚、过满月、孩子开锁（12岁生日）、乔迁、开店、父母寿辰、丧事都是要请亲戚、朋友、同事、甚至只有一面之交的人的，认为这样才是尊重对方。但是煤城的礼金也很重，90年代初吃公家饭的人一月工资也就100元左右，给朋友随礼一次就得 20元，害得许多人暗地叫苦连天。煤城人也坚信钱是万能的 ，没有钱办不成的事，总爱说 “送点钱还不行吗”。煤城的单位有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也就是送钱的习惯，所以外县人都愿意来煤城当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嘛，孝敬点也是应该的。有人小算了一笔帐，如果每个单位在中秋节和春节给领导各送1000元（这在当时的煤城人看来绝对不多），那么一个领导每年至少能收20万元，而且拿得堂堂正正。
贺县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各部门的领导，根据中央文件叫做“轮岗”。按说这换领导的事应该由县委书记来组织，但是贺县长来头大，书记只好跟在后边吆喝了。
3月28日，全县召开干部大会，所有副科以上干部全部到场。这下乡镇的副科干部们可高兴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跟县里一把手在一起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呢。以前都是书记回来传达，谁知道是否篡改了领导的意思，害得他们老没有提升机会。参加会议的人太多，只好分两场进行，南六乡的上午开，北六乡的下午开。这就有点辛苦贺县长了，不过他还是一样精神饱满地传达了会议精神。这次县里选拨领导不拘一格，四个字“能上能下”：有才能谁都能上，不合格谁都能下。而且一再强调，这次的审核县政府领导会严格把关。
一时间，全县的干部职工都各怀心事，暗自行动起来。实权部门的领导怕被换到一般部门，副科想提成正科，乡里的想回城里，一般职工想升个副科。那段时间，贺书记一般都在办公室，通信员很识趣，没有客人时办公室门一般是半开着，一旦有人进去，他就会把门从外面轻轻拉上。贺书记在一个比较僻静的小区租了一座二层小楼，老婆为了照顾他，专门请假呆在家里。老婆也闲不住，不停地接待这样那样的来访者，默许他们放下各式礼品。
这次轮岗整整持续了大半年，据后来组织部一位干部透露，总共有近200多名领导被提拔或调换单位，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在这一年中，贺县长脸色变的红润了，穿戴也讲究了，官腔打的也更顺畅了。当然贺县长并不是一年中只做这一件事，他同时还整顿了教师调动问题以及中小企业的管理问题。
一年后，贺县长就变成了贺书记。
贺书记上任后继续实行领导干部“轮岗”制，而且还在每个部门都增加了一至两个副科职位，为煤城人提供了更多升职机会。贺书记任上修建了当时全市最气派的县委及政府办公大楼，据说耗资不菲；其实他还修建了不少公路，只是没几个月就又破烂不堪了。有人说是外地承包商偷工减料，也有的说是煤城拉煤车太多，再好的路也经不起这样折腾。
贺书记人厉害，好多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而且他也摸透了煤城人的脾气，你越厉害煤城人越好管理。但也有例外，那就是人大主任。王主任是土生土长的煤城县煤城镇石圪台村人，该村在政府征地中得到很多补偿款。村长和支书都是很有胆识的人，利用这笔钱成立了不少企业，盈利非常好，几年间就成为全省“第一村”。二人也分别连续几年当选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用煤城人的话说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也惹不起他们，省委书记的家门都快被他俩踏破了。而这村长和支书分别是王主任的亲弟弟和亲家。鉴于如此深厚的背景，贺书记之前的每任县长书记都跟王主任关系不错。而这贺县长如此专横，王主任的权利和利益自然也受到很大限制。于是王主任利用大人工作的特殊性，私下拉拢不少本地干部，差点让贺县长在差额选举中落选。
贺书记在煤城的第三个年头，他的办公室居然被盗。虽然小偷没被抓住，但满城都传小偷放言他偷得现金8万元，金的钻的戒指项链若干。贺书记万分恼怒，说这是有人故意陷害他，责令公安局调查。于是就查到了王主任的小儿子身上，说是他指使别人栽赃陷害，还把小王关到看守所。
这下可激怒了王主任。一边指使200多村民连续半个月到县委大院静坐，一边让他亲戚到省里找人告状，事情闹的不可开交。最后，上级找贺书记谈话，说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还是走吧”。一个月后，贺书记调到了恒安市任地委副书记。
贺书记离开煤城时也没大张旗鼓。通信员说他是夜晚离开的，家里的东西整整拉了两卡车，与来时的一个旧皮箱形成很大对比。贺书记走后，王主任还是不甘心，他搜集到很多贺书记贪污受贿的证据，告到了省纪检委。但是，一年以后，贺书记调到省里当了林业厅厅长，正庁级。从那以后，煤城人再也没有检举过任何一任长洲来的县长或书记，只是习惯性的按时送礼，当然也更频繁地说“送些钱还不行吗”。
七、给煤老板当“二奶”
七、给煤老板当“二奶”
周小红年近四八，还没找到婆家。不是她不愿意找，而是煤城合适的男人20出头就结婚了，外地上过两年正规或不正规大学的小伙子也早就名草有主。她20出头那会儿还不想找，跟几个“二流子”混得熟，白天发廊帮工，晚上迪厅跳舞，有吃有玩，生活得很滋润，根本没理会家人的着急。期间流产过几次，煤城不大，很快人们都知道周小红不是个好姑娘，也就没人愿意给她提亲了。一晃就到28岁，原来那些一起混的男人居然一个个娶老婆生孩子，跟自己疏远了。这下小红就有点着急了，开始留意合适的人选，怎奈给她介绍的不是二婚的就是外地来的打工的，还都是穷汉。周小红很不甘心。
30岁那年，周小红认识了孙志刚。孙志刚以前养了一辆煤车，自己开，也挣了一些钱。那时候，他给山东的一个企业送煤。当时煤城拉煤车太多了，老堵车，司机经常在公路上原地堵一个星期，不管是炎炎烈日还是数九寒冬，只能呆在车上，吃点小贩卖的一盒15元的方便面。这样的日子非常辛苦，于是就有毒品贩子盯上了这些司机，给他们卖毒品吸食，果然很快就减除疲劳了。但是一年后孙志刚渐渐没精力开车了，精神越来越不好，吸食毒品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最后，只好低价卖掉大车。老婆一气之下拿走剩下的钱带着女儿另嫁了他人。
孙志刚那时候已经没钱吸毒了，就找以前的朋友熟人死皮赖脸地借点钱混日子。好在煤城人慷慨大方，他还是能勉强度日。其实孙志刚听说过周小红，不过没有深交，毕竟以前他是个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