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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张春艳没有转成干部，也没有调往地区，还在领着孩子们唱《采蘑菇的小姑娘》，同时，还得忍受着林场人的白眼。林场人是这样想的：强奸固然是五哥不对，可你把人送到监狱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可五哥并不恨张春艳，呆在监狱中，五哥把相思写成了情书，每周给张春艳寄一封，三年来风雨无阻。五哥的信，让张春艳变成了一个监狱通，五哥的一片心，也深深地感动了张春艳，五哥一出狱，两人就结婚了。
经过这段波折，两人的爱情基础构建得特别牢固。林场人说，没想到强奸还会强奸出感情。每天五哥下班，张春艳都会远远的走到村头去接，而张春艳有时到地区去学习，五哥宁可不上班也要陪着去。后来有了孩子，五哥家里的笑声就更多了。最让我感动的是有时经过五哥家的后窗，都半夜三更了，人家两口子还盘腿坐在炕上喝酒呢，而且边喝边聊，我真不明白，不要说在山村，就是在大城市，也没见过一家两口子有那么多话要说，他们每天都要讲些什么呢？
1997年冬天第一场雪的时候，我离开了林场小学。原因是林区教师工资太低，我教了十几年学还只挣200多块钱，这些钱让我花得太不忍心。离开的那天，五哥一直送我到地区，临上车前五哥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外面好好干。”我明白五哥的意思，说你走了，想再回来就难了。我点点头。我的心里是酸涩的，如果稍稍有点活路，一个年届四十岁的人了，谁愿意流浪他乡。
但没想到1998年的冬天，五哥也跑来了广州。
五哥来广州的原因是林场实行了“天保工程”，国有林划归到了个人名下，但要指着那些胳膊粗筷子细一样的小树成材卖钱，不知猴年马月呢。五哥的工段长没了，张春艳因是代课教师，也下岗了，五哥像我一样成了流浪汉。
五哥的到来让我犯愁了，五哥一没手艺二没文凭而且年岁又偏高，进工厂进公司，都没有优势，况且手头又没钱，连生意也做不了。五哥能干点啥呢？不过，也算天无绝人之路，我通过在广州结识的几位朋友四处寻找，总算为五哥在白云区环卫处找了一份工作。
虽然每月只有800块钱工资，但在清扫垃圾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能卖钱的垃圾可捡，一个月总能对付1000多块钱。
想到五哥在林场时骑着幸福牌摩托车那威风八面的样子，到了中年却到大城市里当着清洁工，每天抱着大扫帚在充满废气的街上苍凉地扫着，我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五哥却并以为意，道，“一个月能有1000多块可挣呢，这让林场的人还不羡慕死。我这里多挣点钱，让她们娘们儿过上好日子，我这心也就知足了。”
但不久，我发现五哥的有些变了，原先一喝酒，五哥不离嘴的便是“她们娘们儿”，但不久之后，他喝起酒来话题便常常往性事上提，他先是对城里人嫖娼打妓的行为表示不屑，然后便讲他和张春艳的性事是如何和谐，说在林场时，除了张春艳来事儿，他几乎是每晚都做，他常常回味用幸福牌摩托车把张春艳带到山边，感受着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五哥总讲这些，我明白，五哥是处于一种性饥渴的状态，可是作为朋友，我又有什么法子帮他想呢。我知道，城郊结合部里，或坐台的妓女或站街的暗娼一排一排的，以五哥天天抱着大扫帚在街边晃，也不会不知道，但那或50元或100元的价格，五哥能舍得那钱吗？ 50块钱买大米够“她们娘们儿”吃一个月了。
漂泊总有无奈，五哥，能忍还是忍吧。
但五哥最终没有忍住，还玩大了。
如果五哥只是花钱解决一下生理需要，我也不会说什么，可五哥却找起了情人。表面上看，找情人不需要嫖资，其实却需要长期投资，更会影响夫妻感情，弄不好找情人找成了老婆，更是得不偿失。五哥找情人其实是图便宜，以为不用付嫖资，垃圾箱里有个大钱包被他捡到了呢。
知道五哥找情人还是妻子和我说的。妻子说，“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男人，哪有一个好操的，你瞧瞧，五哥还把女人带到家里来了。”五哥到来后，我在我的客厅中为五哥隔出了一小间房子，能放下一张床，再加上他和我们一起搭伙，这样能让五哥省点钱，想不到五哥趁我和妻子上班之际，把个女人带到家里来了，而这事儿又偏巧被妻子撞见了。
喝酒时，我委婉的和五哥提起这事儿，五哥满脸通红，半天，才忸怩地讲起，那个女人是环卫处的一名女工，离了婚，带一个孩子，孩子还有地中海贫血，他可怜她，干活时，他常常帮助她，就这样那个女人愿意为他主动献身。我劝五哥，道：“这事儿有过也就有过了，你别搞得脱不了身，这样也对不起她们娘们儿。”五哥道：“她真的很可怜。”
我的劝说没起作用，五哥还在时常不短的偷偷把那个女人往家里带，这也为妻子要赶五哥出门留下了借口。
那天我不在家，妻子和五哥进行了一次深入持久的谈话，大致的意思就是让五哥搬家，理由是五哥这样会带坏我的，再一点总这样他也不方便。当我知道时五哥已找到了房子，并且还朝妻子借了500元钱交房租押金，五哥干活挣了些钱，但他把钱都寄回了家中。
五哥搬出去的当天晚上，把我和妻子都请去了，要吃个乔迁之喜的饭。吃饭时，那个女人也去了。其实，那个女人叫曾红艳，也带个艳字，可能五哥命里犯这个字吧。曾红艳是贵州的一个布依族女子，几年前来广东嫁给了一个广州人，但那个男人吸毒，和曾红艳生了一对双胞胎，可两个孩子又得了地中海贫血症，家里穷得分子皆无，为此两人一人带一个孩子离了婚。五哥同情她，曾红艳确实也够可怜的。但如果要是作为情人，曾红艳就太低档了，不要说和五哥的妻子张春艳比，就是和本地的土著女人比，曾红艳也是矮子里面最小个的，不知道五哥怎么会看上她。
五哥搬出去不久，就和曾艳红同居了。这些都是妻子探听到的。曾艳红原先带着孩子也是租房住，自从五哥一搬出去，她便把孩子也领来了，和五哥一起生活了。妻子做结论道：“五哥这是完了，一个老婆还养活不起呢，这又弄了一个来，还得帮人家治病。你说，你们男人图的什么呢？就他妈图那点事儿？”
我也不知道五哥是不是就图那点事儿？我和五哥谈过几次，五哥道：“她们娘们儿一点没有花我的钱，我的钱全给张春艳她们娘们儿寄回去了。”但看到五哥说话底气不足的样子，我知道五哥一定是说了假话。
不久，果然应验了。五哥的妻子从东北把电话打到我家，询问五哥为何往家里寄钱一个月少过一个月呢。这个话我不好回答，只能含糊的替五哥遮盖，道，“也许是他们单位效益不好吧。”我把五哥的妻子打电话来询问的事儿对五哥讲了，五哥沉默了一会说：“她们母子真是够可怜的，尤其是那孩子，几天不输血就要死要活的，你说说，这事儿谁能看得下去眼呢。”然后，五哥仿佛为自己开脱一样的讲道， “曾艳红对我真的很好。”我说道：“那你让她们娘们儿怎么办呢？”五哥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2001年春节，五哥回了一趟东北老家，没想到他居然和张春艳离了婚。据五哥说，他离婚不是他背叛了她们娘们儿，而是张春艳背叛了他。在他离家后，张春艳便带着孩子回到了地区，在地区也没事儿可干，因她天赋的歌喉，便到酒吧里唱歌，每晚也能挣个30、20的。酒吧是个污秽的大染缸，时间久了，看到红男绿女在里面纵情欢乐，张春艳便也渐渐地陷入里面了，连卖唱带卖身。五哥说：“我是一个男人，我不能靠老婆卖X活着，更不能戴那些数不过来的绿帽子。”五哥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离婚也就罢了，但我不明白的是五哥为何还要和曾红艳结婚。当五哥说出他要和曾红艳红婚的事儿后，我劝过五哥几次，但五哥信誓旦旦的表示，“我是一个男人，我要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五哥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索性也就不管了。2001年8月份，五哥真和曾红艳结婚了。我因为生气，借故到外面采访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我妻子去了。也许是女人富有同情心吧，当妻子听五哥讲起张春艳在家乡那些不光彩的事儿后，倒是极力赞成五哥在广东成家，因为曾红艳有广州户口，又是困难补助对象，五哥和曾红艳结婚，环卫处答应为五哥办个广州户口。
五哥成了广州人，曾为此荣耀了好几天，但小枷板也套上了。原先因为曾艳红是孤儿寡母，儿子又有地中海贫血症，月月还有几百块钱的困难补助，但自从曾红艳和五哥结婚后，困难补助被取消了，为孩子每月输血的钱，便要五哥和曾艳红全掏光了。
这输血钱是一笔大数目，孩子没有造血功能，每月要输两次血才能维持生命，这两次血钱便是900多块，这得让五哥白扫一个月大街不算，另外还得捡2000个伊拉罐，才能凑够那个数字。五哥，这又是何苦呢？当然，我也可以像给一些媒体写的文章那样，来歌颂五哥的真、善、美，歌颂五哥的菩萨心肠，可是，一旦涉及到如同亲人一样的朋友，这话我难说出口。有时我在想，如果五哥不出来，在家中的日子虽然难点苦点，但能和妻子在半夜把盏谈天，那种日子会羡煞多少人的目光？即使出来了，但能好好的把持住自己，不去玩什么情人，就是玩了又何必去结婚，那样也不至于误进婚姻的套索里，而这一被套住，五哥还能拔出腿来吗？我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些自私，但我却是为五哥着想。可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五哥的现在的现实便是只有不断的扫大街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和生命，而且，还要无穷尽的扫下去，直至生命被街头的风抽干。
想到这里时，五哥已把狗头狗肉用高压锅做熟了，打开锅盖，满屋子顿时弥漫起狗肉的香味儿。我打开一瓶酒，和五哥对饮起来。五哥极力赞成狗头的好吃，我也随声附和，想不到妻子这时却插了一句大煞风景的话，气得我好险把狗头砸到妻子的头上。妻子说：“五哥，我们要回家了，你回不回去？”听到这句话，五哥的情绪顿时低落了下来，他埋下头，默默地喝酒，后来有眼泪流了出来……
送五哥出门时，五哥站在门口，偷偷的小声的问我：“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这个月孩子又没有输血的钱了。”我拿出钱包，掏出500块钱递给五哥，五哥的嘴抽动了两下没有说出什么，接钱的手在不断的颤抖。
五哥的身影消逝在街上喧嚣的人流中。快半夜了，远处，仍有商家在播放那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歌儿此时听起来有些苍凉阴郁，我在想，既使再唱，广州这个地方也不会下雪，可在五哥的世界里，那场雪其实早就在飘落了。
摇摇摆摆的爱呀
好不容易是厂假——我们红运鞋业公司的鞋厂平时没有假期，工人一个礼拜做七天。这爿台湾老板开的厂生意一直很好，出厂的鞋永远畅销，工人天天加班都做不过来。不知道台湾老板今天是否发了慈悲，他通知我们所有员工放假一天。
我穿着藕色的连衣裙徘徊在工厂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我要送冼根回乡。冼根的父亲病重，他要回去看望。我和他绝好今天8点钟在厂门口等，不见不散。
我要到火车站送他。一大早，我就起了床，好好的打扮一下。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打扮了一下似乎漂亮了，我不由笑了，我是在给自己打扮，还是给洗根打扮。
忧愁满面的洗根在朝阳血色的光线照耀下显得憔悴。冼根姓王，名叫冼根，不知道他父亲怎么想的，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儿，叫起来让人心生联想。洗根到城里打工，因他没有文化，只能干粗活，他干得卖力，经常星期天也不休息，人家在节日和假期里要让他顶替执班，他从来就是答应的。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老实的人，是个忠诚的好工人。
我总感到自己在冼根面前是个大姐姐，我比他大3岁。我对洗根说，回家后要多干些活儿，不要让家人看了以为在城里学懒了。你父母要是问到你的婚姻问题，你就说正在解决，说你准备找一个打工妹子，告诉他们，说你下次回家就给他们带回来。冼根看了我一眼，傻乎乎的说，我哪里正在解决。我对他说，你呀，是一头笨猪。我狠狠地瞪了冼根一眼。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