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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12月；红四方面军围攻黄安县城，在长达四十三天的围城之后；终于胜利攻城破寨。
蒋介石与他的部下在“剿共”前线。红四方面军的成功，除了徐向前在军事上的卓越指挥之外，鄂豫皖特委积极开展的土地革命是苏区得以迅速扩张壮大的根本原因。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当它取得了人民的支持，就有了取之不尽发展壮大的源泉。这种鱼水关系，国民党内比较清醒的人士并非毫无认识。
抗战时期担任陆军大学教育长的万耀煌，在1932年的时候任国民党军第13师师长，参加了对黄麻根据地的围剿，当时他应召到汉口向蒋介石述职，向蒋介石报告说：
“*是一个有理想、有主义、有一定目标的集团。共产党是统一的，政治上采苏维埃制度，军事指挥也是统一的。领导机构有中央有地方，决不是普通土匪，不能拿剿土匪的办法剿*……匪区好比一个大湖，民众就是湖水。红军是水中之鱼，在水中来去自如。我们剿匪部队是渔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们一网下去虽然能捕捉到水中少数的鱼，但是仍有大多数鱼在湖中。”《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万耀煌口述 沈云龙访问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5月
第六节陌生的对手（2）
万耀煌并举出了一个公式，形象地解析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
红军：红军＋地方武装民众（赤卫队）＋无武装有组织
的民众＋主义=总力量
国民党军：兵＋兵＋兵=我们总力量
1932年3月到5月期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重创了国军的第2师、第7师、第55师与第46师。
红军在鄂豫皖地区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蒋介石深感震惊。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暂时摆平了各路军阀诸侯对他权威的挑战，使他们偃旗息鼓，至少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这使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开始集中全力对付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共产党军队。这次他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得手以后，再转入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第二阶段，以期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目的。于是，国民党大军兵分两路，向鄂豫皖和赣粤闽掩杀而来。
蒋介石决定御驾亲征，1932年6月，他亲自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军总指挥到武汉督师，指挥对大别山区的围剿。胡宗南的王牌第1师也被点将，追随校长由上海的抗日前线直奔鄂豫皖的围剿战场，这还是第1师参与北伐和军阀混战之后，首次卷入与红军的对垒。
第1师调往安徽前线之后，先到皖西为陈调元收拾残局，从红军手中夺回了六安。不久红四方面军因霍邱作战失利退出了皖西。1932年7月，就在第1师继续向鄂东追击的时候，由何应钦指挥的江西围剿部队却在乐安告急，第1师奉命差遣独立旅急驰南昌稳定军心。张灵甫与他的部下在车马倒腾和长途行军中疲惫不堪，他的团长李庞因为行军中掉队士兵太多秩序混乱，遭到胡宗南极不客气的申斥。当独立旅辗转到达南昌之后，江西战局已暂告平静，累得人仰马翻的独立旅又马不停蹄地向英山、霍县行军，赶回归建。
独立旅开回湖北武昌的时候，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接近尾声。
蒋介石的重兵围剿策略奏效了。张国焘被前一阶段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开始对国军的围剿不以为意，坚持“不停顿进攻”的错误战略决策。从1932年8月开始，红军在麻城、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新集、土桥铺等地与敌人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硬战，然而敌众我寡，面对的又是装备精良的蒋军嫡系精锐，在连续数月的恶战之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战死，红1师政委甘济时战死，红12师师长陈赓重伤，尤其是1932年10月的河口血战，红四方面军更是损兵折将。在强敌围攻伤亡惨重的情况之下，张国焘和徐向前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苦心经营的鄂豫皖根据地，率部跳出大别山区转移。
已经进入了秋冬季节，山风呼号，落木萧萧，撤退的红军指战员们缺乏足够的寒衣、食物，他们在饥寒交迫中，踏着山间满地的枯叶，向着西北方向默默行进，开始了没有根据地的流亡，这一走，竟是风雪茫茫的三千里行程。
前面就是漫川关，这是鄂陕交界处的要冲，历代兵家都在此地设防。在漫川关隘口据关堵截红军入陕的是杨虎城的陕军，在红军的身后，则是尾随追击的蒋介石中央军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气势汹汹冲在前面的，是胡宗南的第1师。挟着中原大战的锐气，第1师在红军屁股后面紧追不舍，终于在漫川关的云岭追上了红军的主力。
追兵已到，前有堵截，漫川关真正成了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关，北进的红军如果不能突出重围向西北寻找一条生路，整支队伍将面临灭顶之灾。生死存亡之际，红军别无选择，唯有倾全力撕开敌人的防线夺路而走。古人云：哀兵必胜。红四方面军这支哀兵在绝境之下果然迸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12师34团团长许世友一马当先，率部冲破国民党军44师的阻拦，从两队敌军的结合部杀出一条血路。隘口杨虎城的陕军也没能抵挡住绝地反击的红四方面军哀兵，红军大部队终于成功地经人迹罕至的小道，翻越漫川关，向关中平原挺进。
第六节陌生的对手（3）
第1师仍不善罢甘休，继续在红军后面发足狂追，他们脚跟脚紧盯着红军也进入了陕西。敌对双方的两支军队，在大西北的高山峻岭之上，平原河川之间，顶着寒冬的朔风雨雪，你来我往，且战且走，开始了一场难分难解、辗转曲折三千余里的战斗。
二
独立旅第2团的行动最迅速，1932年11月25日，该团在陕西的镇安、长安、鄠县（今户县）交界处再次追上了红军的主力。团长李庞命令唐天文的第1营与张灵甫的第3营向当面红军攻击前进。
张灵甫的作战素以攻击凶猛快速著称，他的部队也因此常被上级当作前锋尖刀使用，这一次又不例外。一接到命令，张灵甫立刻率领他的第3营伙同第1营向西进中的红军侧翼发动突然进攻，并与红军发生了白刃格斗，当面红军的后卫部队猝不及防，一下子被他冲成两截，部分溃散。张灵甫一击得手，即指挥第3营在鄠县庞光镇北面的炉丹村按营扎寨，对红军方向布置警戒。巧的是，这个炉丹村也就是张灵甫早年的恩师韩兆鹗的出生地。
第1营营长唐天文很有自信地向团长李庞报告说，红军已经溃退，希望能派第3连到附近村落捡枪，收容战俘。李庞正沉浸在初战得胜的喜悦之中，对唐天文的要求不及细想，随随便便就点头同意了，也没有安排下属积极向红军方向部署搜索侦察。于是独2团一个营散开捡枪，一个营警戒，在敌前形成松散状势，而且散开的第1营没有与占据阵地的第3营维持适当的距离。
在敌前放松警戒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机警的红军马上发现有机可乘。
独2团打的红军部队是由徐向前亲自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后卫。就在独2团第1营将兵力分散到四处搜集战利品的时候，红军立即组织主力回头向第2团猛烈反攻。李庞遭到袭击后，连忙以第1营的两个连占领一个小高地，命令张灵甫率第3营赶快向团部靠拢。听到团长急切的呼救，张灵甫立刻在村里集合部队，准备主动出击前往救援。但是，反击的红军没有给他机会，在进攻独2团团部和第1营的同时，红军还以另一部迅速包围了炉丹村。张灵甫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发觉自己也陷入了重围，这下子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遑论再去救援别人了。双方一经接触，张灵甫便掂量出了对方的实力，凭他的实战经验，他明白硬冲是不行了，于是当机立断，调整部署命各连退回村里占领各自的阵地。
兵力分散的第1营与团部则与红军展开了激战，在红军的强烈攻势下，第1营与团部迅速瓦解，团长李庞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督战时中弹阵亡。群龙无首的第1营与团部的溃兵向独立旅本队方向逃窜，撇下孤零零留在炉丹村的张灵甫第3营不管了。
红军对溃散中的第1营残部不感兴趣，况且残敌正在向大部队靠拢，贸然追击有被第1师大本营重拳反击的危险，于是他们瞄上了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张灵甫，大部队拉回来，将第3营团团围住。
入夜时分，独2团团部已经溃散无影，失去与上峰和友军联络的张灵甫既聋又瞎，完全不清楚当面红军的虚实，第3营在红军重围中岌岌可危。危急的情势最能考验一个军官的军事素质和实战能力，几年来张灵甫一直在北伐和军阀混战的战火中提着脑袋打滚，在师里也打出了一些名气，面对强手打起仗来自有一股他特有的好斗嚣张之气。他并没有因被迫孤军夜战而张惶失措，而是冷静地指挥第3营迅速进入阵地。第3营中半数的步兵班装备有一挺轻机枪，营部则直辖一个重机枪连与一个60迫炮排，战术娴熟的营长可以借此构成三十年代中国战场上称得上效力强大的火网。张灵甫认为，在失去联络敌情不明的情况下部队在黑夜中胡乱突围逃跑是自寻死路，他决定先守住阵地，等天亮了再说。
红军对第3营的猛烈进攻持续了一整夜，张灵甫凭借着火力优势顽强抵抗，红军的多次冲击均未突入阵地。次日，晨光乍现，炉丹村响彻一夜的激烈枪声终于沉寂了下来，彻夜未眠的张灵甫疲惫地举起手中的望远镜。晨雾中，硝烟已经慢慢散去，前方是一片空荡荡的平原，不见一个人影。转移中的红军没有恋战，他们已经在黎明前悄然撤走，张灵甫顿时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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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陌生的对手（4）
炉丹村的这一仗虽然在兵力悬殊的不利形势下进行，张灵甫侥幸没有像他的团长那样遭遇没顶之灾，这场战斗给他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多了一项可资炫耀的“战功”。战后，胡宗南奖赏第3营八百块大洋，张灵甫也因功晋升步兵中校。第2团在作战中自报伤亡官兵一百余员张灵甫营的炉丹村之战，参见杜鼎《八十*》自印（台湾）1988年。
张灵甫与红军在炉丹村的战斗，对他个人而言是因战术得当而幸免于难，但是对国民党军而言并无多大的战略意义。杨虎城的陕军不想参与对红军的激战，以免伤及本钱，这使胡宗南对杨虎城非常不满。杨虎城先是轻易弃失漫川关，接着在胡宗南要求在秦岭汤峪口大峪口一带阻击红四方面军时不加理睬，在渭河北岸坐观红军出大峪口、汤峪口从容西行。炉丹村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向西，由周至翻越秦岭进逼南郑。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合围红四方面军的计划，再度因本身的派系问题而宣告破产。
炉丹村之战后，第1师仍旧跟在红军后面寻寻觅觅，但是每每扑空，多数时候只是在不断地行军，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事。炉丹村就在张灵甫的家乡长安东大村西面不远，这期间张灵甫顺道回了一次家，这应该是他离家投军之后几年里有数的一次返家，其实也不算探亲，他的家人只知道他是在追击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途中路过家门，所以只匆匆住了一夜。当时他的父亲张鸿恩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专门请了一位住家先生给家里几个侄孙教课，也兼收了几个邻居家的小孩。私塾就设在张家马房边的两间小屋内，一间用作教室，另一间则供先生起居之用，张灵甫当晚就临时住在那里过夜。几年来一直在战场上冲冲杀杀，回到家里放下屠刀的张灵甫，在小小教室的平和氛围里感觉到了久违的书香之气，见着私塾先生的笔墨，他手痒起来。
在家人的印象中，张灵甫是个非常安静的人，他沉默寡言，平时多半自顾埋头看书写字，看他一副气定神闲的读书人模样，家人很难想像这个人一上战场会像一头危险的豹子一样极具攻击性。
“他这个人的确有着奇特的双重性格，打仗和不打战的时候判若两人，打起仗来连命都不要了，可是在家里，有时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王玉龄这样评论他的丈夫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这时，暂时抛开战场血腥的张灵甫，回到家里放下枪杆，又变回了家人所熟悉的儒雅书生，他铺纸提笔，开始奋笔泼墨。
第二天一大早，他的侄子张居正和几个小兄弟蹦蹦跳跳来上早课，一推开虚掩着的教室木门，孩子们惊讶地看见，课桌上到处摊放着他们五叔的书法大字，墙上挂的黑板也满是粉笔书写的狂草，而他们的五叔却已不知去向据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