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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当时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怎么会和国民党*于右任扯上关系的呢？说起来，这也是陕西民国名人交往中的一段逸闻。
中学时代的张灵甫对文史典籍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的国学根底甚佳，对诗书古籍很有心得，还喜欢研读历史，关羽、岳飞、文天祥这些古代英雄都是他的崇拜偶像，他尤其喜欢吟哦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并亲自手书悬挂室内作为励志的座右铭。古代英雄人物的义薄云天、精忠报国、视死如归自是少年人学习效仿的榜样，勿庸讳言，这几位同时也是封建君王的忠臣良将，他们不事二主、奉天朝为正朔的思想，恐怕也对张灵甫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至于日后陷于愚忠的迷思之中不能自拔。
这个喜欢读史的少年还有另外一个雅好，就是研习书法。张灵甫自幼性格就相当认真执着，大凡感兴趣的事会做得十分投入。自从上私塾迷上书法之后，小小年纪的他一直练笔不缀，及上师范，西安的文庙碑林就在学校的附近，这里是古城书法爱好者的聚集地，对张灵甫来说更是近水楼台，他时常在那里流连忘返。逢到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同学们回老家的回老家，逛街的逛街，他却很少回乡下，也不喜与同辈一道嬉戏，而是寄情于笔墨之中，常常独自一人带上文房四宝，跑到碑林去临摹历代书画名家的碑帖，有时写得聚精会神，痴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常引来旁人的围观赞叹。
第二节小才子遇上大师（3）
那时候他最喜欢练习的是何绍基的字，何绍基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碑派书法的开拓者，他的风格自然而跌宕，细腻而粗犷，外行人看似形拙，内行人却赞其风骨，被书法界誉为精妙、奇特，独树一帜。张灵甫因而练得一手颇见功力的碑体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少年张灵甫的书法造诣，在坚持不懈的勤学苦练之中日臻提高。在省立一师的时候，他每每代表学校参加学生书法展览和比赛，他的书法不仅闻名全校，就是在西安城里也逐渐有了点小名气。几十年后，他的一师同学师哲在*里还提到：“张灵甫与我同窗四年，写得一手好字。”师哲 回忆 李海文 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12月
学校出了个学生书法家，老师们很感自豪，尤其是张灵甫的老师韩兆鹗先生，更把他引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多方关照，时常为他在学校里举办书法展览，使得他名声在外。
这位韩兆鹗先生此时虽然只是默默无闻的一介教书先生，日后可也非等闲之人。他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四十年代中国*同盟成立后，他成为民盟在陕西省的负责人之一。五十年代初，作为*党派的知名人士，韩兆鹗不仅是新政府首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曾官拜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不过到了1957年，韩兆鹗因为有所谓的反苏言论，与许多其他*党派的知名人士一样，没能逃过被打成大右派的命运。
张灵甫少年书法家的名声从学校传了开去，结果传到了于右任的耳朵里。
当时正是于右任从上海回到陕西领导靖国军讨逆期间。于右任原本就是个文人，他对教育历来十分重视，他曾经说过：“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教育是立国之本，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他率领靖国军与陕西地方军阀周旋之余，也在家乡兴办教育，他本人又是一位著名的大书法家，年轻时候专攻北魏碑帖，也曾经潜心临摹何绍基的书法，并以何绍基入手，以后又旁及各家，博采众长，自成别具一格的“于体”，他的作品，是现代书画界喜爱的收藏精品。听说陕西省立一师有一个少年学生能把何绍基的碑体字摹仿得维妙维肖，于右任不禁心生好奇，很想看看这位少年的墨迹。
关于张灵甫和于右任早年的交往，曾见诸于坊间一些野史轶事的传闻。据说当时于右任到省立一师参观时，少年张灵甫在书法大师面前毫不怯场，当场研墨挥毫。于右任见这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英目秀气，写出字来却笔力雄劲，连声夸赞：“好字，好字！后生可畏！”
这一传闻，笔者在访问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时得到了证实。张居礼现居西安，曾经长期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委，现为西安市政府参事，民革西安市的副主任委员。张居礼先生说，于右任的确曾经称赞过张灵甫的书法功底很好，他们因此结成了忘年交。
于右任的字本是从何绍基的魏碑体演变而来，张灵甫有练何体的深厚功力，经于右任略加指点，学于体的字很快就上了手，后来他模仿于右任的字体，也能达到真假莫辨的水平。就这样，这一老一少陕西乡党因研习书画而结下了雅缘。
只是，少年张灵甫尚不知道，与大名人于右任的忘年交，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在于书画雅趣之间，而是在几年之后，当他懵懂地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正是这位于右任，在关键时刻成了他的引路人，而这条道路，决定了张灵甫今后一生的命运。
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1）
一
1923年，张灵甫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师范毕业生，职业离不开教书育人，张灵甫回到家乡，找了一所小学，开始当起了教书先生。
教书是一项诲人不倦的工作，极考验一个人的温柔和爱心，很难想像张灵甫这种性格的人，教起书来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要他面对着一群闹哄哄的乡村小孩，整天耐着性子重复念叨“人之初，性本善”，也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他当然也敬重六先生，但是要他像那位老秀才一样，一辈子窝在乡村里做一个孩子王，在穷乡僻壤教书度此一生，这可绝非是他所愿。他在西安读书时是见过些世面的，乡村的寂静与西安城里的噪动相比，就像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委实憋得难受，令他难以在此安心教职。古人有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说张灵甫那时有什么野心，倒也不见得，只是外面那个造英雄的时势，喧嚣鼎沸，这对于有一点激情，又有一点抱负的乡村知识青年来说，的确充满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于是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教着书，一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
家里有个现成的榜样。长房的三哥张致甫在西安读完中学后，考进了北京的朝阳大学法律系深造，那时刚毕业回到西安做事，多年之后，张致甫在家乡当了好几任的县长。张灵甫对北京心驰神往久矣，便想循着堂兄的求学之路，也去北京试试运气。他这个教书先生注定是做不长了，没多少日子，他就辞别故里，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赶京城的考场。也许是因为深受家乡积淀千百年古风的熏陶，张灵甫对中外历史一直情有独钟，他投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并且一考即中，成了一名时髦的北大学子。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就一直是全国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的交汇中心，汉花园红楼内外的校园里充斥着众多的学生社团，各种主义的宣传方兴未艾，到处都有人在慷慨陈词地演说、辩论，墙上的壁报语不惊人誓不休。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大时代，一方面各地军阀为一己之私利，各自挟英美日德等国的暗中扶持，争权夺利，不时战火四起，以至国弱民贫；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封建旧道德、旧礼教，*与科学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旗帜，热血沸腾的莘莘学子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几乎无心向学，他们满怀热诚，组织上街*，宣传新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封建反军阀。
张灵甫当时也应该算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他不安囿于穷乡僻壤，跑到京城来寻求自己的梦想，欲通过读书来出人投地，也是人往高处走，无可厚非，如果不是适逢乱世，凭他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最后读成个饱学的鸿儒名家也不无可能。只是，生活在北大这个时刻会令人精神亢奋、热血沸腾的大环境里，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从闭塞的潼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在张灵甫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北大的学生活动和宣扬各类主义、思想的讲座，令人大开眼界，很快他就被卷入学生运动的激进潮流之中。
西安的家人并不清楚张灵甫在北大除了读书到底还做了些什么。在他后来的同事、部下的印象中，他平时沉静内向，很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是偶尔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这么说来，那些慷慨激昂的街头学生演说家里大概找不到他的身影，舞文弄墨倒是很可能有的，因为他后来不仅写过诸如《遭遇战之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的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等军事专论，而且在硝烟弥漫的抗战间隙，还写过若干与打仗风马牛不相干的评论文章，有一篇的题目竟然是《评文妖郭沫若》。如此看来，北大的校园壁报上还是有可能贴过他的墨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造反历来多由秀才们挑动起来，可秀才们自己造反却多半造不出什么结果来。文人学生好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但是江山被他们指点之后，破碎依旧，笔杆子不能解决病入膏肓的社会之根本症结。学生运动看得多了，张灵甫发现空喊口号也闹不出多大名堂来，就对*逐渐萌生了倦意。然而时局的纷乱，已经使得这位嗜书的读书郎难以静心坐下来做学问，他曾丢开书本长叹道：“大丈夫当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凳斯民于衽席之上，而吁衡大局，非武力不足以除强暴，非破坏不足以言建设，吾宁长事铅椠乎？” 《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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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2）
既然不愿意“长事铅椠”，也就是说不想继续枯坐书斋，而想要去做些“武力”“破坏”一类的大事情，那这书到底还要不要读下去呢？答案很快就明朗了。
1924年9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燃起了烽烟。冯玉祥当时也属直系，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热河一线与奉军作战。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较具有*思想的人物，从1920年开始与孙中山接触，此后国民党人对冯玉祥不断进行争取工作，先后被吴佩孚打败的段祺瑞、张作霖也积极联络冯玉祥反直。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的普遍反对。在反直浪潮中，冯玉祥与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岳、胡景翼分别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和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冯玉祥上演了一出现代版
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领军由古北口秘密回师北京，在孙岳部配合下，于10月22日连夜占领北京城。整个军事政变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北京一夜之间变了天。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随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逼迫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担任的各项职务，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
长城前线的直军得知后方生变，军心涣散，很快就被奉军击垮。事后，冯玉样召*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商定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会议还决定冯、胡、孙所部改名为*国民军，暂编三个军，冯玉样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随后，贿选总统曹琨被拉下马，早已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被逐出了故宫，北方的政局为之大变。
直军瓦解之后，国民军的领袖们开始分享胜利果实，重新划定各自的地盘，胡景翼得到了河南的根据地，领衔主持中原地区的军政，大肆扩编他的国民二军。
张灵甫原本对于学生运动的空泛口号已经兴意阑珊，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对已经有心从军的他所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学生运动整天*示威，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冯玉祥大帅旗一举，一夜之间就可以令北京变天。中国军阀政治的严酷现实，给这个学历史的年轻书生又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今日之中国，非武力不足以成大事，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起而行事的军人比坐而论道的文人，在推动国家历史前进上应有更大的作为。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