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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道的文人，在推动国家历史前进上应有更大的作为。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古人一曲敦煌词，恰好道出他此时的心境，张灵甫坐不住了。
算起来，张灵甫在北大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从头到尾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离开北大的原因，固然有出于对秀才造反失望的因素，用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时以国是日非，民事日困，慨然有匡济时艰之志……”《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于是投笔从戎。不过，如果张灵甫能够顺利读完大学的话，他的“匡济时艰之志”或许还没发得那么早，也不一定马上就辍学告别北大。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出了点状况，这是一件他事先没多顾虑，却又影响到他继续完成学业的烦心事：他缺钱花了。
以父亲张鸿恩的经济能力，张灵甫从小吃穿是不用愁的，父亲也从没让他为钱的事情操过心，上中学又有堂兄大哥在西安照应，他只需安心地做他的学生读好书就行了，这就养成了他对钱财不太在乎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一贯如此。当初赴京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对在北京学习生活的费用可能想都没顾得上细想，还是西安的两位堂兄给他凑了一些资助。而张鸿恩在家务农为主，他对北京城的了解肯定还不如儿子多。对于张灵甫放着好好的教员不做，辞了稳当的工作跑到北京去上学，张鸿恩心里不见得会很乐意，但是得知儿子顺利考上北京大学的消息，他应该还是挺高兴的，毕竟张家祖上并非书香门第，他这一辈出了哥哥一个秀才，下一代里也只有长房的老三读了大学，现在自己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而且听说就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他当父亲的还是要尽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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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3）
但是，北京不是西安，在京城上大学和在本地读师范的消费也远远不在一个档次。张灵甫在北大读了一阵子书，虽然有堂兄和父亲的资助，可衣食住行样样都得真金白银地支付，每个月只出不进，他所带的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做学生的没有进账，书却是要继续读下去的，勤工俭学他也没这个概念，唯一的途径就只有向家里伸手了。他匡算了一下，在北京一年吃住学费等开销至少得要好几百块大洋，自己的家境虽然还过得去，但是他也清楚，家里既非名门望族，也非富商巨贾，几百块大洋对于务农的小康之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没有办法，为了完成学业，他只得硬着头皮给父亲写信告急。
张鸿恩接到儿子的来信傻了眼。那时他还是小本买卖，家业还没有后来那么殷实，几百块现大洋，要他一下凑齐这么多现钱还真是犯难。思前想后，他给儿子回了信，他在信里劝儿子，大意是说：念这书如果要这么多钱的话，家里是负担不起的，几百块现洋那得卖掉好些良田才能凑齐，庄稼人是靠地过日子的，要是卖了地，一大家子人靠什么呢？这书还是别念了，回家来吧2003年10月笔者与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的电话访谈。。
收到父亲的回信，张灵甫没有再坚持，他乖乖收拾起包袱，回到了陕西老家。这倒不是他对父亲就那么地言听计从，反正他自己本来这书就已经读得心猿意马了，见父亲不主张他继续学业，也就不再留恋京城的求学生涯，索性打定主意，干脆投笔从戎做现代班固去了。
二
陕西家乡的局面与张灵甫离乡到北大读书前已经很不相同，当时的西安正在到处闹*，许多学校都处于瘫痪状态，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相互串联交流消息，都摩拳擦掌地想要出去闯荡一番，在乱世中干出些名堂来。何去何从呢？这段时间，张灵甫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学时时聚集在一起商议。这群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单纯、冲动，对闯荡江湖充满着幻想和雄心，但在政治上还懵懵懂懂，头脑发热*喊口号还凑合，当真行动起来，还真有点没方向。商量来商量去，既然一直在嚷嚷着反帝反军阀，投军总不能再投到反动军阀部队去吧，听说冯玉样和胡景翼的国民军比较倾向革命，他们所辖的地区也很有些*的新风气，大家最后决定一起去河南，投奔胡景翼的国民二军。
不清楚张鸿恩对儿子的决定是什么态度，但是从张灵甫在投军路上的艰苦境遇来看，他的离家出走，似乎没有得到家里的大力支持。
“他曾经告诉过我，那段时间他的日子过得相当辛苦，随身仅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很少的钱，买了车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到了开饭的时间，人家坐在他对面吃香喝辣，他为了省钱，只好眼睛望着窗外看风景。”张灵甫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回忆说2003年12月笔者与张灵甫的夫人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南行的列车隆隆地穿过豫西大地。车厢里面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的旅客，行李在他们的头上脚下凌乱地堆放着，混浊的空气中传来小贩含混的叫卖声，一片闹闹哄哄。一个学生装束的高个子青年临窗而坐，透过积着尘土污垢的车窗，他的双眸凝视着窗外，此时他的目光依然年轻，依然带着几分热切，几分单纯，几分对未知命运的憧憬。正是原野翠绿，鲜花烂漫的时节，窗外的景色却并不令人赏心悦目。这一带，胡景翼的国民二军与刘镇华的镇篙军在年初刚刚发生过一场混战，一路上，战乱的痕迹随处可见，沿途到处是背井离乡的人群，人们肩挑手提行李，衣衫褴褛，疲惫的脸上写满了无助和惶恐。我们无从猜测，面对车窗外的满目苍夷和芸芸众生，这个年轻人是否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走向有了新的感悟，是否就此发誓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对主宰乱世、操生杀大权的铁血军人世界产生了由衷的膜拜和崇敬？
大约在1925年的春夏之交，张灵甫到达了河南开封。
一开始，他的投军过程并不太顺利。都说关中出大汉，张家的男子正应了这句话，他们清一色的高头大马，相貌堂堂，属于典型的关中大汉。张灵甫显然也遗传了家族的基因，他身高一米八七，魁伟英挺，仪表也非常出众，英俊的面庞，浓眉俊目，高鼻阔口，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霸气，不怒自威。这样的一表人才，而且是饱读诗书的名牌大学生，在今天站出来也是鹤立鸡群了，遑论是二十年代，他要想当兵吃军粮，本应不愁找不着去处，张灵甫也很自负。可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起先找了几个招兵的地方，居然都不收他，这使他的自信心大受刺激。不过他这人既然下定了决心，绝没有畏缩不前的道理，打听了一下不被录取的原因，人家的理由却滑稽得让他啼笑皆非，说是嫌他长得太高大了，不知是怕他随时会扛了枪跑掉，还是目标太醒目。最后好歹找到了国民二军的驻豫军官训练团，总算让他如愿以偿，张灵甫终于开始了摸枪杆子的生活。此段经历系张灵甫自己对其夫人王玉龄所述。
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4）
这时的河南，相比北方其他军阀的属地，局面的确是非常的热闹。当时也到河南投奔国民二军的师哲，在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
“当时郑州、开封确有些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黄绍纮、李烈钧等）、大学生、留洋生等等纷纷前来〔大多民初陕西响当当的人物——国民军副司令胡景翼。是为了在这里搞活动经费〕。一时间热闹非凡，人才济济，欣欣向荣。苏联的专家、军事顾问也应邀前来，为了接待他们，开封专门设立了三个招待处，而且允许共产党活动。*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在开封、郑州等地进行活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师哲 回忆 李海文 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12月
这位把河南的局面搞得有声有色，对革命分子招贤纳士的人，就是胡景翼。
说起胡景翼，在民初的陕西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胡景翼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和于右任是同乡，青年时期经于右任介绍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也是同盟会会员。在民初陕西起兵造反的人中，既有江湖豪杰，也有许多文人雅士，胡景翼就属于后一类。他虽为文人，为人却侠义而有豪气，喜结交江湖人士，耆帅刀客，来者不拒。在辛亥革命时；胡景翼顺利发动这批江湖朋友组织武装响应革命的号召；并逐步发展成为陕西的实力派，因此胡景翼的部队鱼龙混杂，其中不少本是豫陕一帶的巨匪。早几年在陕西闹靖国军的时候，当时的陕督就直指胡景翼的靖国军是土匪。胡景翼当然不买账，他把于右任请回陕西在靖国军共事，反唇相讥说：“难道于右任也是匪吗？”那边振振有词：“于右任当然不是匪，他是被匪所裹挟的。”据说两边你来我往且打了一阵子笔墨官司。
“首都革命”之后，临时政府让胡景翼主持河南军政，他也很努力地想作出一番事业，励精图治，致力整顿军队。他的国民二军本来就是西北军的一支，说是陕西子弟兵一点也不过分，这大概也是张灵甫和他的同学会决定来投奔国民二军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的河南省方与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洋溢着革命朝气的广东愈走愈近。胡景翼与于右任、李大钊都关系良好；借此他引进了大批国共两党的优秀人才加入河南的军政单位，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他的军队与行政机构。但是胡景翼在1925年4月突然暴病去世，所谓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了。
张灵甫加入的驻豫军官训练团，原是胡景翼一连串革新工作的重点项目。驻豫军官训练团原称开封陆军训练处，是胡景翼培训下级军官以取代那些出身“绿林大学”的老兵油子的重要机构，他想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军官素质，改变旧军队的形象。但是这所军校的素质并不怎么好，胡景翼手下那种匪里匪气的部队，也让张灵甫这样的知识青年难以与之为伍，许多青年在决定投效军伍之后，仍然舍近求远；宁可南下广州，接受真正的革命军教育。
在联合广东革命势力的大环境下，豫陕一带的实力派也能对有志南下的青年表示理解，有的甚至主动出钱资助南下青年的路费。张灵甫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被人送钱，可是他到河南也是适逢其时，在当时云集河南有志革命的青年们中，到广东去投奔国民革命正在形成一股热潮。是继续留在河南的国民二军，还是南下广州呢？面临新的选择，张灵甫也开始彷徨起来。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给他指点迷津的引路人在开封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他几年前结识的忘年交老前辈于右任。
于右任是在当年的六月来到河南，其间，他应邀来到国民二军，发表了关于革命的长篇演讲。
于右任在演讲中对革命的定义是：“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一种反抗的行动；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有的突变现象；革命是根本解放被压迫阶级根本改造旧社会的方法；革命是舍己利人，普救众生的，最高尚最神圣最光荣的事业。”对于革命的目标和价值，他说：“（一）革命是要谋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幸福，不是谋少数人的目前的利益；（二）革命是要谋社会制度的整个的彻底的改造，而不是谋社会制度的局部的表面的改造（三）革命是要打倒社会上一切压迫别人掠夺别人的寄生阶级；（四）革命是要创造优美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便可孕育新的优秀的分子，更促进社会的进化。”至于如何进行革命，他认为：“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二、要民众的普遍觉悟；三、要与全世界革命势力一致进行；四、要一个真正革命的国民军。” 《于右任先生文选》（《三原文史资料第4辑》 政协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
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5）
于右任的这番革命理论，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对张灵甫这种政治上还没开窍的热血青年来说，犹如醍醐灌顶。客观地说，当时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新兴政党，其政治主张和信念是属于左派阵营的，否则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主张，也不会成为当时国民党的纲领性政策，那时正值国共合作的蜜月期，连毛泽东不久之前也受共产党的指派，在湖南落力地为国民党发展建立地方支部。当然，于右任所谓的“一个革命的政党”，无疑是指他所在的国民党了。
对忘年交老前辈来到开封，可以想见，张灵甫一定是十分兴奋的。自从靖国军倒台，于右任黯然离开陕西之后，他与于先生已经多年没机会见面了，现在机缘就在眼前，他乡遇故知，他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