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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对》目录
历史的镜子
亵渎君主的柏杨
士大夫和中国人
炉边漫谈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
很难绝对客观
怎么看中国历史
从人治到法治
怎么看法律
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
了解变幻莫测的中国
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根
塑像之岛
两性之间
女权与人权
华文与华人
华人才是真正的经济动物
中华文化的反省与重建
中华民族是不是受了诅咒？
两岸之间
不一样的念头
民主的实践与挫败
生活真相
人权与人生俱来
中国往何处去？
走过死荫幽谷
见书就读的人
从历史看未来
中华文化缺少了些什么？
“老庄稼汉”呼唤“尊严”
建新跑道·换新骑士
。。
历史的镜子（1）
访问者李宁女士
文载1984年3月6日台北《政治家》杂志第四期
问：从推广历史古籍方面看，你译《资治通鉴》，的确功不可没，但你一直很挑剔中国文化的，译《资治通鉴》是否有你独特的理由？
柏杨：我的目的不是复兴中华文化，而只是把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古书翻译成现代语文。我认为中华文化中有很多是不值得复兴的，像残酷的刑罚、诛杀九族、口供主义、宦官制度、小老婆制度、君尊臣卑、不把人当人的观念，都是邪恶的东西，不但不值得复兴，而且还应该彻底消灭。
我翻译《资治通鉴》，只是希望现代人能了解古代中华文化是什么，因为在大家高唱复兴中华文化的时候，很多人都误以为中华文化全都优美，无懈可击。当然，中华文化有它的优美之处，但并不是全都优美。我希望现代人在了解传统文化之后，进一步地分辨什么是优美的，什么是不优美的。凡是不优美的，都该抛弃废除。换句话说，我盼望大家对中华文化不要顺着人家的嘴巴说，而应该透过自己的思考，直接认定。
问：在你翻译的《资治通鉴》中，《柏杨曰》是很叫座的单元，但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以学术观点来看，评论是违反历史法则的，因为我们不应用今日的尺度评断古人。
柏杨：所谓历史法则，照那些人的结论，就是说一个人生存在某个时代里，他就突破不了那个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活在二十世纪，就无法有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项历史法则是正确的，但我们要了解，如果人的智能不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历史怎么会有发展和进步？每个时代都要有圣贤大哲在思想上突破那个时代，历史的脚步才能向前走。所以，时代不是不能突破的，历史法则也不是那么肯定与机械。我们只能说，绝大多数人都被他所生存的时空控制，但英雄人物不在此限。
对于司马光，当然不能以现代人的民主、人权观念，要求当时他也要有这种思想或行为，我个人也从来没有责备他在这方面没有建树。但司马光不是平常人，他是个少见的伟大历史学者，我们有权盼望他对他的时代有所突破。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问世以前，法国也从未有过这种思潮，但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突破了那个时代，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个人能如此？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前，这世界也没有《资本论》，在美国的总统制诞生以前，这世界也没有总统制，可证明许多新思想都是突破历史法则的。
我觉得司马光不能突破时代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但我们多么盼望司马光有这样的一个层面。
问：也有人认为，你对帝王直接称名道姓，而不加上称号，常使人无法立时会意，譬如一讲汉武帝，人尽皆知，但你讲刘彻，很多人不知刘彻是谁。
柏杨：中国帝王的称号很乱，有些称号甚至有二三十字的，而且时常不一致，有时明明不是帝王，但他却有帝王的称号，像曹操被称为魏武帝；有些明明当过帝王，但没有帝王的称号，像海昏侯、东昏侯。因此，我们无法从称号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
历史的镜子（2）
照理，加诸在帝王头上的称号，本身应该含有褒贬的意义在内。但我们发现有很多不是这样，譬如我们常看到一些荒淫无道的昏君，却有一个很神圣的称号，这实在是对中国人智能的一种侮辱。
虽然我们讲到刘彻时，很多人不知道刘彻是谁，但一讲王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王莽这名字大家常用，刘彻这名字不常用。人类的历史是如此漫长，我们只不过五千年，将来还有一亿个五千年，十亿个五千年，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回头，还要等到何时？尊号象征君尊臣卑，除此之外，别无意义。帝王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现代人讲起人权观念都头头是道，为什么还要对帝王的称号这样计较呢？
我们提到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各位打开《资治通鉴》，会发现司马光对在位的帝王不但不称其名，也不称其尊号，只称“上”，这样满章满篇都是“上”，请问几千年下来，谁又知道“上”是谁？
因此，我不愿意用皇帝的称号，只是把他们的继承顺序排列下来，譬如谁是第一任君王，谁是第二任君王，这样大家很快就会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好比说汉元帝和汉武帝，到底谁在前谁在后，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你一说第十一任君王、第十二任君王，大家就一目了然。
写出帝王的任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他们的身份不因现实政治市场被抹杀、被扭曲，历史真相才更明显。像汉王朝第三任皇帝刘弘、第四任皇帝刘荣，连《史记》都一笔勾销，第九任皇帝刘贺也从根拔除。任数不允许发生这种卑鄙的怪事。
这类历史毒瘤，要割就应马上割，不要再拖泥带水，只要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不立刻这么做？刚开始也许不习惯，几年下来就不觉得了。虽然提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一提曹丕，很多人知道，提魏文帝，却鲜有人知。
人的生命有限，生活节奏又如此之快，我们能甩掉多少无聊的负担，就应立时甩掉。在转型期间也许有些不便，但渡过转型期之后，一切就好了。
问：为什么你不考虑在译文中附上原文？这样可以让读者对照着看，比较有真实感。
柏杨：对原文有兴趣的，他们可以另外购买原文对照，如要对照翻译是否错误，只要几个专家来做就可以，不必每个人都参与。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译文代替原文，如果认为翻译没有错误，那以后我们根本就不要原文了。这就像我知道怎么开车就行，至于整个汽车的构造和原理，我不必懂，那是汽车专家的事。我想你这个想法，可能受了市面上作为教师补充教材的“原文对照”的影响，我们不是供人参考，而是代替原著。
问：你似乎也不考虑在译文附上各家批注，为什么？
柏杨：古文的批注多得不胜其数，张三、李四、王五都有，问题是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引用很多批注，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对的。另一种情况是他引用很多批注，却没有一个正确。古人在引用错误的批注后，往往自己会去解释为什么某人的批注不对。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专家做的事。
我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对的批注，不必再去解释那些不对的，因为那是考据，而我们却只要结论。如果所有的批注都不对，那我就自己来做，但我不必把那些我认为不对的又搬出来讲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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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子（3）
古人批注往往该注的不注，譬如古代的洌龉汕惨桓鍪钩嫉街泄矗赫阉胖鸬健跋囟取薄４庸湃说呐⒅校趺纯匆部床怀觥跋囟取本烤乖谑裁吹胤健５佣浴跋囟取闭獾胤降南找枋龊凸叵滴恢茫胰衔跋囟取庇υ诳ヂ厣娇冢馐歉菸易约旱牡乩沓Ｊ杜卸系模绻腥酥室桑一队致邸�
再如董贤见汉哀帝刘欣，刘欣赐给董贤一样东西，叫“珠濡玉匣”。我研究了很多批注，都没说清楚“珠濡玉匣”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我认为那就是“金镂衣”。当我确定是金镂衣后，我就不必引用那么累赘的一大堆作废的批注了。
当然，有些批注我不敢确定是不是正确时，我就会注明某某人是什么看法。
问：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你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不知你是否也这么觉得？
柏杨：我就像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一样，该开枪时开枪，该肉搏时肉搏，至于是什么战略，我根本不懂。
我认为大家应该问的是我的推理是否严谨，结论是否正确，而不是先拿一个框框来套，因为这对了解一件事情，毫无帮助。
许多人问我走的是什么派？什么主义？把我都搞迷糊了。岳飞曾说过：“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天下事不全是用框框才能解释的。大家只要问我的推理过程与结论是否合理就够了，不必管我用什么方法，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问：在翻译《资治通鉴》时，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
柏杨：古文好难懂。原来我以为翻译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反正都是中国字嘛！对《资治通鉴》，从前我曾经看过很多遍，自信非常容易，结果发现难死人！
每年大年初一，我按例去台北县土城牢房给难友拜年，今年（1984）也不例外，到土城看李荆荪先生时，我问李先生，古人学问怎的那么大？我们现在都看不懂，他们当时是怎么看懂的？
李先生回答我：“你要知道，他们也不懂！文言文的妙处就是你不必懂，读的人不必懂，写的人也不必懂。”这话给我很大的启示，白话文像化合物，文言文却是混合物，它可以白铁和玻璃硬夹缠在一起，写的人自己不懂，看的人当然更不懂，不懂为什么硬那么写呢？那是古人的习惯，习惯把一些文字硬夹在一起，来炫耀学问庞大。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当古人用这个角度看不懂时，他就用那个角度看。譬如古人对“无”这个字讲不通时，他最后就解释成“有”。
所以，文言不但文路混乱，而且前后颠倒。古人写文言文时，常是前一句后一句跳来跳去，你如果一句一句照次序翻译，那就前言不照后语，完全不通。除了混乱外，文言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简练”，常常四五个字就包含了七八十个字的意思。
古文的难懂，还有一个原因是，古人好引经据典，东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西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而他所引的那些话，却往往跟他所叙述的事，完全无关，他这样引来引去，也许是一时的兴致，也许是为了展示他的渊博，也许只是为了整篇文字的气氛。
还有一种情况是举证错误，譬如古人举某个例子来印证自己的叙述，但往往他举的那个例子就错了，这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曲解历史事实的例子很多。所以翻译起来，除了不懂很生气外，又发现明明不是这么回事，他还硬讲是这么回事，那就更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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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子（4）
问：你以杂文成名，现在却潜心于历史研究，对一个长年从事杂文写作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转变或意义？
柏杨：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甚至连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包括早上还是晚上发生的事，都可以留下详细的记载。
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罗马帝国也没有中国这种编年体的详尽记载。但中国人有这么丰富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我翻译《资治通鉴》以后，收到各种各样的投书，但我每收到初高中学生的来信，听到他们说如果你不翻译《资治通鉴》，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懂时，心里真是异常感动。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懂，那该是多大的悲剧，我在想，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再经过几十年，中国人读古文的越来越少，工作将更困难。我一直期望中国文化中的病毒，能被大家彻底认识，彻底铲除，而这思想越早在心里播种，认同这种想法的人愈多时，这一股力量酝酿成熟以后，中国才有希望。
杂文虽然有杂文的价值，但杂文往往只是对变态现象的一种抨击，翻译《资治通鉴》，不只是对当时现象，还兼及导致这种现象的病根。
亵渎君主的柏杨（1）
访问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译者梁其姿小姐
文载1984年6月8日巴黎《世界日报》
问：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