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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君主的柏杨（1）
访问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译者梁其姿小姐
文载1984年6月8日巴黎《世界日报》
问：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柏杨：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上面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非常害怕从此湮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罚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的感觉和物质的缺乏，以及饥饿等等。
问：入狱后他们有没有继续审问你？你有没有被迫向狱吏表白你的“坏思想”，被迫经常作“自我批判”？
柏杨：没有。在台湾，一旦刑期被宣判后，犯人便得到某种安宁。原则上，他们不会再折磨你。不过，我服刑期满后，却重新体验到恐怖。虽然我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却一直把我软禁在绿岛。在软禁期间，我一度完全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时候的生活的确可怕，我甚至没有可谈话的对象，每天都在等待、焦虑中度过。
问：短篇小说和讽刺性杂文，在你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对这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特别的偏好？
柏杨：没有。但读者较喜欢后种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而言——如嘲讽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虚伪，杂文的形式可能较为适合。短篇小说以篇幅短小取胜，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当地写出来，不能赘述多余的细节或微妙的心理状况，这类描述可能把某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衬托得更完满，但最后却把重要的主题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问：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纪史学家司马光的作品《资治通鉴》译成现代中文，这是否代表你作家事业的转折点？
柏杨：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会再写小说或杂文。自我入狱后，我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许多，我觉得历史著作并不是次要的文学类别，同时我觉得，在台湾，历史该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一代正面对着文化脱离的危险，他们应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及经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当然，他们也应该知道古代中国统治阶层是如何的腐败。
古代作品中，有许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文言文太困难了，他们看不懂，所以，我决定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这本史书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翻译司马光的作品，乐趣绝不下于我写自己的杂文。
问：你某些反西方主题，是否启发自这种“文化脱离”的现象？
柏杨：我绝对不是一个反西方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那些暴发户赶时髦的对美国的崇拜，这种人在台湾十分多。但并不等于说凡进入台湾的西方道德及文化价值都应该被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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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君主的柏杨（2）
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从美国输入的，只是人家的“低级文化”。只要翻开报纸看看，现在台北戏院上映的美国片，尤其那些场场爆满的影片，便了解我的意思，这些都只是乙级电影，我们并不需要接受这种文化。
士大夫和中国人（1）
访问者吕嘉行先生
文载1984年12月16日香港《百姓》杂志
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叫做知识分子的责任？
柏杨：如果说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的话，以前的人因为必须读过书才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是少数人。现在，知识普及，所谓“知识分子”，以及有些人常用的“读书人”这类名词，应该取消。当我们说“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成“公民的责任”？
问：你觉得“士大夫”算不算知识分子？
柏杨：我以为算。对士大夫而言，知识是一种工具，用这种工具敲开政府文官管道的大门。已经走进大门的这些官员，再加上还没走进大门的一些儒生、进士、秀才、举人等等，组成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和皇权紧密结合，缔造了中国特有的“官场”，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问：“官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柏杨：日本明治维新所以成功，中国戊戌维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没有吸收中国制造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及制造“官场”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官场，就好像是天空中无边无涯的庞大乌云层，使得我们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这片庞大的乌云层——士大夫阶层——给隔断了。下面是很朴实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家贵族。所以我们说的知识分子，在从前应该指的是这一批人——士大夫。所谓知识分子的觉悟，应是指这一批人的觉悟。
问：士大夫阶层是不是已经觉悟了呢？
柏杨：要他们觉悟，难如登天。他们是既得利益的一群，绝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且想放弃也无法放弃，因为他们的脑筋已被酱死。所幸的是，时到今天，由于教育普及，“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慢慢地烟消云散。在台湾，由于教育普及，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社会层面加多，士大夫阶层可说已经消退。但是，残余的士大夫封建意识，还是存在。譬如说，位于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职员眷属联谊会，办了一个幼儿园。而有些教授竟不准工友的孩子进这个幼儿园。那些教授在上课时大力鼓吹人权尊严和民主精神，到头来，却做出这种丑事，使人沮丧。
问：请问你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反对###，我赞成统一。基于民族的、地缘的、血统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现实政治的因素，大陆和台湾，就好像一对指腹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注定要匹配成婚，合为一体。
问：海峡两岸，都用强大的祖国作号召，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柏杨：我更希望有个幸福的祖国。前年，我到意大利，看了圣马利诺，感慨至深。那个芝麻绿豆大的国度，除了出产邮票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那里的人民生活幸福。
问：大陆对台湾提出许多保证，你对这些保证的看法如何？
柏杨：我不相信保证，但是相信事实。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不是因为相信保证而结婚。
士大夫和中国人（2）
问：你指的事实是什么？
柏杨：中国大陆所走的开放方向是对的，假如上天有眼，只要不乱，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四个现代化和软件文化现代化不可分，四个现代化可以成功的话，也就表示软件的现代化成功，如果软件文化的现代化不成功，那么四个现代化也不会成功。它们必须同时并进，否则四个现代化就成了往年的“船坚炮利”政策，空欢喜一场。
问：你所说的“软件文化”是什么意义？
柏杨：沙滩上长不出大树，小小花盆里也长不出大树，冰冻三尺的坚地上，更长不出鲜花，软件文化是土壤。
问：能不能举些具体例子？
柏杨：斑马线是硬件文化，遵守交通秩序是软件文化。宪法条文是硬件文化，恪遵宪法是软件文化。工厂机器是硬件文化，管理方法是软件文化。学校是硬件文化，师资和学习精神是软件文化。高楼大厦连苑起是硬件文化，保持清洁是软件文化。抽水马桶是硬件文化，擦屁股用什么纸是软件文化。美丽动人的口号文章是硬件文化，待人接物和内心里真正的想法和观念是软件文化。铁甲船、大炮是硬件文化，作战精神是软件文化。法律是硬件文化，法治是软件文化。录像机是硬件文化，录像带上的情节是软件文化。如果录像机是世界第一流的录像机，放映出来的却是歌颂阴狠毒辣、忘恩负义、夫妻相残的影片，那可是硬件文化越现代化，人民越惨。
问：你用现代语言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已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肯定性的反应，有些人惋惜再看不到你的杂文，你是不是可以说几句安慰这些读者的话。
柏杨：非常感谢喜爱我杂文的朋友，从前没有人（或者是很少人）写杂文，我便做这件事。现在很多人都在写，我觉得我应该再一次改变航道。因为我比年轻时成熟，比年轻时心智成长。当我写了许多年的杂文之后，我觉悟到，我们的文化中，一定隐藏着一些病毒，我决心把这病毒找出来，像医生一样，要对病人做切片检查，然后彻底根治。
问：你从什么地方寻找病源？
柏杨：从历史。这就是我放弃杂文，从事历史写作，从《中国人史纲》到《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历史，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没有人看完《二十五史》。所以我要写一部简单、明了、文字通畅，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史书，这就是《中国人史纲》。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每一个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权力运转、中国文化的人，都必须读《资治通鉴》。问题是文言文艰深，一般人看不懂。我当然也看不懂，所以我有使我自己看懂，也使任何一个人也看懂的责任。
问：你有没有找到彻底根治病毒的药方？
柏杨：找到了，即是人人皆知的人权、法治、民主、自由。
1984年10月于美国爱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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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漫谈（1）
执笔者聂华苓女士
文载1985年6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
一、郭衣洞和柏杨
一直到现在，三十年了吧，我还是叫他郭衣洞，叫不出柏杨。
五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在台湾主编《自由中国》文艺版的时候，一位署名郭衣洞的作者，投来一篇小说《幸运的石头》。我们立刻就关注起来了。《自由中国》的文艺版常出现冷门作家，我们着重的，是主题、语言、形式的创造性——纵令是不成熟的艺术创造，也比名家陈腔滥调的八股好。郭衣洞那时大概开始写小说不久吧，可说是冷门作家。但他的小说已具有柏杨的特殊风格，嬉怒笑骂之中，隐含深厚的悲天悯人情操。
台湾五十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确寂寞，为《自由中国》文艺版写稿的一小撮作家，常常聚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后来由周弃子先生发起，干脆每月聚会一次，称为“春台小集”。
“春台小集”这个名称和我与彭歌有点儿关系。我们的生日都在正月，好像也是同年。我们三十岁那年，周先生预先邀了十几位文友，在台北中山北路美而廉，为我与彭歌来了一个意外的庆生会。从此，我们就每月“春台小集”一次，或在最便宜的小餐馆，或在某位文友家里。琦君散文写得很好，也做得一手好菜。她的杭州“蝴蝶鱼”，教人想起就口馋。轮到她召集“春台小集”，我们就到她台北杭州南路温暖的小屋中去“闹”一阵子，大吃一顿她精致的菜肴。“春台小集”也几经沧桑。最初参加的人除了周弃子、彭歌、琦君与我之外，还有郭衣洞、林海音、郭嗣汾、司马桑敦、王敬羲、公孙阓、归人。后来郭衣洞突然放弃了我们；司马桑敦去了日本；王敬羲回了香港。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创办了《文学杂志》，“春台小集”就由刘守宜“包”了，每个月到他家聚会一次。我们也就成了《文学杂志》的撰稿人。记得彭歌的《落月》是在《自由中国》连载的；夏济安对《落月》的评论是在《文学杂志》发表的。后来夏道平也参加了“春台小集”。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先生被捕，“春台小集”就风消云散了。
郭衣洞在“春台小集”的时候，我们可真年轻呀！那时我们从大陆到台湾不久，在生活上各人有各人的问题，在创作中都在各自摸索；有的人甚至在感情生活中也在摸索，郭衣洞就是处于那种状态。他那时，常常灵光闪闪，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又叫人悲哀。我是站着远远地欣赏他。三十年后在爱荷华，我才在柏杨身上认识了郭衣洞。他离开“春台小集”，原来是因为他离了婚，离开了救国团，以为我们会对他有意见。“衣洞，我不会！”我说。“你是为了爱情嘛！”我看到他身旁微笑不语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