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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掉“弱势文化”。假若这样的话，那么，还有自信称自己是“强势文化”吗？
问：你觉得从过去的历史看，中国发展的前途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柏杨：中国文化要是不转弯的话，那就会一头栽到地狱。如果还是坚持我们的文化是优势文化，别的文化都很差，还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最好，不能面对自己的缺点，那么我们只能自我陶醉，所谓中国前途——中国根本就没有前途。
我在一个杂志上看过一篇小说，写一对男女在下降的电梯里接吻，狂欢极乐，搞得天昏地暗。当电梯到底，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早已进入地狱。这篇小说有很深的启示作用，我们如果继续狂妄自大，愚昧不醒，以优势文化自居，而不悲痛反省、急速改革，结果会发现我们面前是通往地狱之门。
从人治到法治（1）
访问者钟春兰女士
文载1988年3月1日台北《客家风云》杂志
问：你和国民党的渊源颇深，关系也颇复杂。可否请你谈谈入党来台的经过，以及年轻时你对国民党的认识。
柏杨：我十八岁加入国民党，是对日抗战第二年（1938），在军中跟着大家集体加入。那时共产党远在天边，加入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周围接触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国民党。不过，我虽然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我并不后悔，因为政治理念给我有归属的感觉。抗战时蒋中正的威望非常高，当时青年对蒋中正效忠的心态，可从一件事看出来：平日我们年轻朋友聚会谈话，都发自内心地称呼他“领袖”。记得我在“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当兵时，他有次阅兵，我当仪队，当时效忠他的程度简直快沸腾起来。我那时的心理，如果有人刺杀他，我会趴到手榴弹上保护他，我愿意为他牺牲，为他挡住枪炮。
抗战末期，年龄长了几岁，心智也成熟多了，开始发现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中正并没有能力治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后来我之所以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具体计划。那时在大###之下，每个人都？？惶惶。八年抗日加上国共内战，十年的时间，人们流离奔波，缺吃缺穿。那时我茫茫然地去到上海，在徐家汇住进设在四号桥警察公墓的难民收容所。有天忽然听到几个年轻朋友谈论已迁到台湾的海军士官学校招生的事，恰巧负责招生事宜的大队长吴文义，是我以前当兵的队长，我便这样的来到台湾。
到了台湾，我越来越发现蒋中正心胸窄狭，见识有限。所谓“君子不可不弘毅”。毅，他是有的，就是不够弘，心胸不开阔。而政治这玩意，却是非“弘”不可，否则弄得自己不快乐，大家也痛苦。
问：蒋中正、蒋经国父子领导国民党七十多年，你和蒋氏父子都有所接触。先请你谈谈对蒋中正的认识如何？
柏杨：蒋中正头脑僵固封建，不论外貌内心，都是蠢而且笨，见识肤浅。举个例子，他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到处设立驾凌行政院之上的“委员长行营”；后来当了国民政府主席，改成“主席行辕”；一脸“我就是要过瘾，我就是要破坏体制”的沾沾自喜。
蒋中正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从另外一件事可看出。那时重庆有家共产党主办、每天都抨击政府的《新华日报》，蒋中正每天早上都看，于是政府各个首长每天早上去“官邸”时，在车子上都害怕得不得了，怕挨蒋中正的骂。在上者若有统御能力，并不需要骂。要是常常骂，做属下的唯一希望是不要被骂，结果是：不工作不做事的人，反而受到重视，因为“多做多错，不做不错”。
蒋中正到台湾后，记得有次青年节，救国团在从前总统府前的三军球场举办大会，蒋中正上台讲话。因为大会是救国团主办的，我就站在他旁边。他讲完下来时，对着副总统陈诚，用一种极为轻视的姿态，对他说：“你跟他们讲讲话，嗯！你跟他们讲讲话，嗯！”一面说一面走了，傲慢嚣张，连正眼看陈诚一下都没有，仿佛陈诚不够格似的。蒋中正没有温暖，也没有风度，只是形势把他推上金銮宝殿，他早已忘了自己是谁。所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说：“蒋中正的能力只够指挥一个团或一个师。”
从人治到法治（2）
问：蒋经国先生过世了，他在晚年的一些改革，开启台湾民主政治的新页，赢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在大家歌功颂德之余，请你为我们拂去政治上的层层尘雾，让我们认识、了解真正的蒋经国。
柏杨：我对蒋中正非常失望，但是我觉得蒋经国差强人意。刚来台湾的几年，他时常自己开着吉普车去北投政工干校，那真是早起晚睡，枵腹从公。他有他父亲很多不及的地方。他知道群众，而蒋中正却只知道聚帮结派。
蒋中正有句名言：“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1960年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开会时，代表闹得很厉害，他问当时的秘书长：“他们闹什么？”答说：“他们要钱，要出席费，要房子。”蒋中正说：“没关系，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过去大陆上很多反对他的军阀斗不过他，即是因为他有钱、有特务组织。现代化的特务组织加上古老的金钱，一下子便把对方瓦解。但他那一套遇到共产党，便完全失灵。
蒋经国比他父亲能干得多，他知道国民党失败在于官吏的贪污、军队的腐败，所以他加强政工，整肃军队风纪。当年在大陆时国民党军纪之坏，比土匪还不如。军人要是看你不顺眼，可以把手榴弹丢到你家里，甚至用机关枪对着你扫射。随便一个穿军服的士兵上了火车，要占几个位子就占几个位子，没有人敢讲话，他更不需要买票，因为没有人敢向他要票。
此外，军队中普遍吃空缺。一个人当连长，家里就成了银行。这些弊病都在蒋经国手里有所改变，对社会的安定有莫大的帮助。除了整饬军纪外，蒋经国还有个贡献，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立，替退除役官兵安排出路，用他们开凿横贯公路、兴建工程等，让他们退了伍仍有盼望，否则军人没出路，台湾社会可能早就陷于混乱。
他和他父亲截然不同。蒋经国是相当无情的，而蒋中正是黑社会起家，对一些贪污犯还念乡友之情，姑息、纵容他们，蒋经国则严刑峻法。
蒋经国还有个好处是很少人能左右他，历史上一些昏暴之君，其实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獒犬，蒋经国则不太受别人左右。他的侍从不能跟他谈半点公事，否则立刻调走。起初看他老是调换随从副官，有时一星期调一个，觉得很奇怪，后来发觉原来如此。前几年，反抗群众骂他骂得很厉害时，他完全知道。有人提议制裁，他对那些特务说：“这是骂我蒋家，我都不发怒，你们发什么怒。关于我蒋家的事，你们不要管。”
基本上，蒋经国的性格不是民主的，在某方面来说，也都不可爱。四十年前，我在复兴岗当过兵——暑假期间一个半月的“中上级政工干部储备训练班”。那时礼拜天是放假的，后来因为加强训练，临时规定礼拜天不准出去。很多人为此怨声载道。有些从南部来的，不见得对政工有兴趣，但对台北有兴趣，希望上台北玩玩，或和女朋友约约会，这下子不能玩了，火大的找出蒋经国以前的讲词：“长官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士兵的假日。”他们把训词拿给当时在政工干校当教育处长的王升看，要他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当时任政战部主任），但是王升不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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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治到法治（3）
蒋经国这样的性格，在他生命最后两年的革新求变中，得以发展出了不起的突破。假如他早两年去世的话，台湾政局绝没有这样的局面。虽然他同样有很大私心，但这难免，我们不作过分的苛责。
问：蒋经国的改革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而不早几年？他改革的力量来自哪里？是形势所迫，还是靠他本身的智能？
柏杨：改革所以来得那么晚，因为蒋经国似乎仍然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想重回大陆，而且很相信这件事。当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筹备时，他曾说：“开幕成立这一天，我要参加。”当他知道已定于十月十日他不能参加时，他很懊恼地说：“哎！###后，我对幼狮公司有很大的计划。”
还有1951年左右，蒋经国接管特务机关（所谓情报改制），很多人反对，认为：“太子”怎么搞起特务呢？为此，他发表一篇文告，每个干部都收到一张。文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我曾问过戴笠同志，要是情报工作与法律冲突的话，我们怎么办？戴笠同志告诉我：‘革命就是法律。’”革命怎么就是法律？特务机关只能执行法律，怎么可以违犯法律！由此可看出蒋经国专制封建的强悍心态。他一心想###，想维持他父亲传给他的权力系统。所以他一步步地夺权再夺权，盼望时机成熟，在美国的协助下，国民政府重回南京，统治整个大陆。所以他是排斥民主的。
他最后所以做出的改革，有几个原因：一是形势所迫，外在的环境、时代的潮流已不允许他继续独裁。第二，他感到孤单，军队士兵和干部地域性的变化，他不敢作任何冒险。此外，他自己也觉悟到###的愿望不能达成，自己的身体也不允许达成。生命有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糖尿病使他感到哀伤，感到人生乏味，以往的雄心壮志没有了，这时他只想到一点——他的历史地位。他要在历史上留名，这是他睿智的地方，也是让人赞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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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法律（1）
访问者杨子江先生
文载1988年6月台北《卓见生活》杂志
由于近期台湾社会形态转变得极为快速，而脱法和脱序行为却一再发生，台湾社会遂呈一片混乱。因此，本刊特访问柏杨先生，探询他对“解严前后”社会现象的独特看法……
问：部分人士对台湾民众的“法律素养”评估，并不是很高，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中国人的一般法律知识，几乎可说是“零”，试看中国人竟把“情”“理”“法”并为一谈，希望三者能同时兼顾，就可作为说明。因为在制定法律之初，就已经把“情”和“理”考虑在内；所以在执法者行使公权力时，不应再把“情”和“理”推到法律之上。
问：社会形态转变趋向于更民主的境界，为什么目前社会上有更多脱法行为？
柏杨：社会形态是在转变，现在，人民许多行为，都脱离法治的轨道。至少在目前，法律和道德都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约束力，社会遂呈现一片混乱。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过去大家都把不满的情绪压抑下来，长久积压的结果，造成谁都不知道“标准”的尺度是什么。另一方面，法律及政府都没有建立起公信力。
举例而言，人身攻击在民主国家中是一件严重的罪行，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反观我们台湾，处罚却十分轻微，有时候罚一点点钱就可以了事，根本发生不了任何吓阻的力量，反而有鼓励做人身攻击的倾向。
也由于台湾政府没有公信力，法律没有尊严，人民不遵守社会秩序，脱法行为当然大量发生。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有些人不断公开地侮辱国家过去的元首——蒋中正父子，表示他乐意于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这种现象显示人民过去所受的压迫和愤怒的反弹，要想保持绅士的风度，确有困难。
问：对于压抑不满情绪所发生的后遗症，我们应抱何种态度？
柏杨：由于被压抑太久，好比弹簧，一下子松手，它会毫无选择地猛然弹起来，并且可能因弹得太高而失去控制，我们的社会目前正是如此。积存了太多因不满而产生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人身攻击和恶意栽赃而已。不断脱法行为发生，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健康发展下的常态社会，而是一个从传统封建下蜕变出来的问题丛生的病态社会。
长期的高压控制，人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服从命令，控制一旦拿开，人民就会开始抗争，几乎全是情绪性的发泄，社会上充满了怨恨的“毒话”。根本解决之道，必须从问题的症结所在着手，如果畏惧真相，不敢探讨病源，彻底医治，而只是一味呼喊“仁爱宽恕”“过去的已经过去”，只会使灾难扩大。
问：部分人士认为我们的社会太过于开放，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这句话是胡扯！“开放”永远没有太过。只有“有”和“没有”的区别。好比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气，人人都有权利充分享用，不会有太过的问题。
我认为应更正为：开放是否超越了法律所赋予的极限？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