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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我不知道他们进行了这么一次大整顿，”弗莱厄蒂热切而又欣喜地说道。
“我刚同艾姆斯专员核实过，”霍夫向赛维奇解释道。
“这么说，你已经正式调回费莱厄蒂办公室了？”我问。
“只是暂时的。”
“你将从事对外联络工作？”赛维奇问。
“不仅仅是对外联络工作，赛维奇先生，”弗莱厄蒂插话说。听得出，他有点不耐烦。“鲍勃还要接管非常重要的公共关系工作。”
“公共关系工作？”赛维奇惊奇地问道。
弗莱厄蒂很快克制住一时冒出的烦躁，重又露出迷人的微笑，条理清晰地解释公共关系事务对本市提供些什么服务，为什么说它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周围的人越站越多，一个个的脸上都挂着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我发现鲍勃？霍夫一直在仔细观察我和赛维奇。
我刚要用肘触碰赛维奇，示意他抽身出来，突然闻到一股高级香水味。
原来江尼？德洛伦佐陪同他的未婚妻康妮？莱德，还有未婚妻的父亲科尔顿？莱德来了。
我心里不知被什么东西拨动了一下：科尔顿？莱德——奎因？弗莱厄蒂？野心勃勃的地方检察官加上金钱与势力，等于什么呢？
我们互相作了介绍。“我告诉康妮，她的联合会举行宴会，你也许会去捧捧场的，”江尼冲着我说道。
“乐意效劳。什么时候？”
“几星期后在阿斯特饭店举行，”她答道。“我们还邀请了亨德森参议员。”
“你真走运。他最近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呢。”
她笑了，脸上浮现出动人的酒窝。“噢，我知道他会来的。我让他女儿在联合会里担任我的助理。”
她具有南安普敦人的特点，沉静，自信。今天她穿着一件质地高级但不刺眼的黑色服装。
“杜克，我们还可以派一句摄影师去。”朱利安插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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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叫人流泪（1）
序幕
现在小丑上场了。
他们跌跌撞撞走路的样子，惹得孩子们勒起嗓子，迸出一片尖利的欢叫。身穿黄黑方格纹上装的小丑又高又胖，身穿红白方格纹上装的小丑却又矮又瘦。两个小丑画着滑稽可笑的脸谱，穿着奇形怪状的鞋子，腿上套着晃晃荡荡的灯笼裤，头上扣着顶小帽子。
孩子们哈哈大笑。
紧靠表演场的第一排坐着一个妇女，身边是一个小男孩。那个妇女身着暗黄色的连裤西装，那个小男孩上身穿着一件运动夹克衫，下身穿着一条法兰绒裤子，甲克衫里露出白色的衬衫，系着儿童领带。他大约7岁，正喜孜孜地看着母亲。
那位年轻的妇女满怀慈爱地注视着鼓掌喝彩的儿子皮埃尔，抚摩着他的黑发。她的头发也是黑色的，剪成短短的阵风式发型。狭窄的脸上，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显得十分突出，老是流露出警觉的目光，眼底含着一丝忧郁，即使在笑时也是如此。右眼的眼白里有一点罕见的色斑，也是黑色的，像粒黑煤，那么细小，给她的脸增添了特别的魅力。她的肤色使人判断她是那种经常生活在户外的人。
那个剪着短发的大眼睛女人，听见一个男人在放声大笑，便扭过头去，看见那个男人坐在她后面第二排的位置上。他虽然年龄刚过45岁，但脸上已经起了皱纹，头发已经灰白，他认出了年轻的女人，朝她点点头打了个招呼。她也朝他打了个招呼。男的身边坐着他的妻子，又娇小又温柔，还有两个小女孩。黑发女人知道那是他们的女儿。
这时胖小丑抱来一只黑色的大箱子，放在场子中间。
两个小丑拼命拽着黑箱子的锁，猛的一下箱盖弹了开来。两个小丑倏地并排站在一起，各人手里握着一支冲锋枪，旋即朝年轻的女人和灰白头发的男人所在的观众席扫射。
场上顿时一片慌乱，孩子在哭，男人在喊，女人在叫。冲锋枪不停地开火。这儿一个小孩被击中了，还有一个妇女遭殃了，那儿又有一个小孩中弹了，他们淌着血扑倒在地上。那个头发灰白的男人从座位上滑倒下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额头，血汩汩地喷了出来，流了一摊。他的妻子和两女儿也倒下了，血像潮水似地往外涌。两个小丑还在朝倒在地上的人开火。
观众闹得沸反盈天，企图离座夺路而逃，过道太窄，男人们挥拳朝妇女儿童击去，以便扫清道路。许多人摔倒了，其他人便从他们身上踩过去。一摊摊血从座位上淌到台阶上，流进表演场。
那个穿暗黄连裤西装的年轻妇女，在屠杀开始时，连忙将自己的儿子推倒在座位下，然后爬到他身边。他的动作像士兵一样利落和快速。她趴在地上，看见两个小丑边开枪边退到表演场的进口处，然后跑出了马戏场。她想，外面一定有辆车等着帮他们逃走。
这时所有的通道都塞住了。这儿，受伤的人在嚎叫；那儿，人们扭作一团，野蛮粗暴，惊恐万状，失去了理智。有的地方躺着死者和受重伤的人。喇叭里不断地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那个年轻的妇女跳起身来，拉起儿子就走，他摇摇晃晃地跟在她的后面。这时许多观众簇拥在表演场上。受伤的人发出可怖的嚎叫声。年轻的女人机械地开着路，一直紧紧地拉住儿子的手。他被绊了一下，支撑不住跌倒了，又被拽了起来。年轻的女人使劲推开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同样回敬她。 。。
小丑叫人流泪（2）
年轻的女人到了售票厅，那儿在三个电话间。她拉开第一间的门，拖住她的儿子，气喘吁吁地把发瘫的身子靠在玻璃墙壁上，拨了一个号码。
“这儿是《汉堡总汇报》。”电话里传出一个姑娘的声音。
“我是诺尔玛？德斯蒙特，快找主编！事情很急！”
“等一下，德斯蒙特太太。”
电话里响起卡嗒一声。
另一个妇女的声音传了出来：“这儿是主编室。”
“我是诺尔玛？德斯蒙特，请找汉斯克主编，快快！”
又响起卡嗒一声。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问：“是诺尔玛吗？”
年轻的女人声音特别清晰地说：“冈特，我在圣灵区马戏场。这儿发生了一起恐怖的袭击事件，两个小丑用冲锋枪朝观众席开火。”
“什么？”
“朝我和皮埃尔所在的观众席开火。”
外面响起了警报器尖锐的呼啸声：两声，三声，四声，再也数不过来了。一辆警车闪着蓝色的信号灯飞驶进来，穿过前厅，开进表演场，第二辆紧跟在后面。观众急忙闪到一边，诺尔玛看见马戏场门口还停着几辆救护车。
“死者有多少？受伤的有多少？”话筒里传来主编的声音。
“我说不清，也许50个！也许60个！听着，冈特：从我见到的种种迹象推断，小丑有非常明确的任务，他们要枪杀某个人以及他的家属。他们朝他开火，他和妻子、孩子都被打死了。”
“你知道他是谁？”
“马丁？格尔霍恩教授。”
“格尔霍恩教授？”
有人拉开电话间的门，诺尔玛猛地转过身去。她看见面前一个高大的男人，脸色像蜡一样苍白，戴副无框眼镜，西装皱巴巴的，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您想干什么？”诺尔玛大声问。
脸色苍白的男人往后缩了缩。“对不起……我没看见里面有人……”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个男人走掉了。
“诺尔玛！诺尔玛！”听筒里的声音在喊。
“是我！”
“怎么回事？”
“没料到，来了个男人……”
“你刚才说的是格尔霍恩教授？”
“是的！”
“弗尔索夫医院的？”
“是的！”
“他是科学家啊！”
“微生物学家！”
“微生物学家！为什么枪杀一个微生物学家呢？”
“够了，我不知道！速派摄影师来！还有记者！乔、弗兰齐斯加，赫贝尔和吉米！我留在这儿！版面，我们需要版面！可以抽出多少？”
“给你头版一整版，还有第三版，再多也可以。”
“好，有消息再通电话。”说完她挂上了电话。就在这时，她看见儿子倒在一摊血汩中，她脚边也是血。她跪了下来。
“皮埃尔！皮埃尔！”
皮埃尔没有回答，他死了。她看见他运动甲克的左胸口有一片血迹，想必这儿就是弹孔。她解开他的夹克。血朝她喷了出来，溅到她的手上、衣服上和鞋子上。诺尔玛伤心地抽噎起来，抽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心里寻思，想必在我把他拉到座位下之前，他就中弹了。我一直没有发现，还把他拖到这儿来。
又有报警器尖叫起来，救护车和警车不断开来。
地点是在汉堡。时间是：1986年8月25日，星期一，17点54分。
第一部
1
在儿子的葬礼结束后，她走进家门。此时她触景生情，比任何时候都难受，心里想：以后我怎么受得了呢？每当我回到家里，他却永远不在了，永远不会等我了，永远听不到他的笑声了。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听不到了。生前他经常笑，像她父亲一样。他父亲也曾经在这幢房子里住过，他也死了。永远永远听不到他们的话音了，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们的容貌了。无论何时何地，都听不到见不到了。可是这幢房子仍然存在！它对我来说如同动物的窝，一个动物疲乏了，或者受伤了，发愁了，挨饿了，快要死了，就可以爬回窝里。不管怎么说，它在往日是那样轻快地奔走和游泳，同其它动物赛跑，过得称心和愉快。多年来，我被派往世界各地采访，一回来，就感到幸福，一直如此。每当我听到皮埃尔和他父亲的声音时，我就感到幸福；每当我深夜回到家时，也同样感到幸福。要是他俩有一个睡着了，我就轻轻地蹲在他的床边，倾听他均匀的呼吸，有时听儿子的，有时听孩子他爸的。孩子和孩子他爸，我都失去了，当我走进寓所时，我再也看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这幢住所再也不是一个动物的窝了，这儿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陌生。我的一切都被夺走了，永不再来了，像过去一样。永不再来，这是世上最可怕的字眼，比希特勒这个词还要可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小丑叫人流泪（3）
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感到内心空虚，身心憔悴。她想：要是自己也死了，那倒好，她黝黑的眸子里含有哀伤、愤怒和屈辱，含有苦恼和孤独——死者孤独，生者也孤独。
她想起：自己曾同孩子他爸谈到，我们希望怎样死。那是1978年10月，在贝鲁特，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被派往贝鲁特，他也被法国新闻社派到那儿，我们彼此相识快要三年了。我们是1976年1月在东贝鲁特和西贝鲁特的分界线——“绿线”认识的。1976年1月，绿线边上的警卫需要身分证，于是抓了许多基督教徒，不是把他们立即杀死，就是绑架走。当时，我住在西贝鲁特，可我无论如何要赶往东贝鲁特采访。在绿线我被抓了起来，正要被拖到附近的废墟里枪毙时，皮埃尔？格里毛特冒了出来，大声呼喊，说我是外国记者。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一再地指指我的T恤衫和他的T恤衫。在贝鲁特，天气异常闷热，所有的记者都穿着T恤衫和短裤，跑来跑去地采访。在T恤衫上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着：“别开枪！我是记者！”皮埃尔和两个枪手怒骂起来，其他的枪手继续在附近的废墟里杀人。1976年1月，绿线上尸体横陈，整个事件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味。谢天谢地，这时一枚导弹在一百米外爆炸，瓦砾像雨点般倾泻下来，皮埃尔？格里毛特（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姓名）一把抓住我，拔腿就跑。我们弓着腰，跑着之字形，他们朝我们身后开枪。第二枚导弹在我们和穆斯林之间爆炸了，腾起的烟尘掩护我们逃脱了。人这天起，我们经常在一起，一起工作，互相帮助。1976年，他39岁，比我大9岁，在这之前，我和他已经多次受派采访战争，每次都幸存下来。因为我们都稍微学会了一些死里逃生的策略，有些还是相当管用的。就在1978年10月的一天夜里，我们谈到了死。当然，在那些日子，我们常常被分开，不是他被赶到这里，就是我被赶到那里，然而我们在贝鲁特常常会面。那时，贝鲁特的局势越来越糟糕，许多记者都有两个住所，一个在东贝鲁特，一个在西贝鲁特，在哪儿工作，就住在哪儿。我们在西贝鲁特住在海军准将饭店，在东贝鲁特住在亚历山饭店。两个饭店常被炮弹击中，又很快地勉强修复。那天夜里，在海军准将饭店，我们紧紧搂住，我们的身体像是融为一体在一起颤动……后来我躺在他的身边，头枕着他的胸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