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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上五点
早上五点，有时我已醒来，多半我还未睡。这一刻也，黑夜几尽，天光将现，我再怎么也不愿躺偎床上，亟亟披衣往外而去。多少的烟纱月笼、多少的人灵物魂、多少的宇宙洪荒、多少的角落台北我之看于眼里，是在早上五点。
在杭州，某个冬日早上五点，骑车去到潮鸣寺巷一家旧式茶馆（极有可能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七年前。今已不存），为的未必是茶（虽我也偶略一喝），为的未必是老人（虽也是好景），为的未必是几十张古垢方桌所圈构一大敞厅、上顶竹篾棚的这种建筑趣韵，都不是。为的是什么呢？比较是茶炉上的烟汽加上人桌上缭绕的香烟连同人嘴里哈出的雾气，是的，便是这些微邈不可得的所谓“人烟”才是我下床推门要去亲临身炙的东西。
美国南方，新奥尔良，早上五点，在Cafe du Monde（“世界咖啡馆”）这家百年老店，透过越南侍者手上端过来热腾腾的咖啡欧雷和三块满沾糖粉的“炸面蓬”（beignet），远处虽微泛天光，然这城市的罪与暗总似还未消褪净尽。而由Cafe du Monde背后的密西西比河面沁来的湿露已足怂恿人急于迎接一天的亮堂堂来临，远眺一眼横跨河上的大铁桥，已有不少车子移动，窃想要在这城市大白之前快快回去睡觉。早上五点，在新奥尔良。
早上五点，一天中最好的辰光，但我从不能趁这么好的时刻坐下读书或潜心工作。我甚至从没有在此刻刷牙、慢条斯理地大便、洗澡、整饰自己以迎接所谓一天的开始，皆没有，只是急着往外而去。即睫沾眼屎、满口黄牙，穿上昨日未换的衣袜，也照样往外奔。不管外间到底有些什么，或值不值得。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早上五点。
不知是否为了要与原已虚度的一日将道别离之前匆匆再去一巡，方肯返床独自蒙头与之暂诀？
台北的早上五点，最丑奇的人形在山坡上、公园里出现。他们的步姿怪摆、动作歪状；刚醒的睡眠与无意自省的扭摆身形本应如打鼾与刷牙一样被放于密室，然他们视这早上五点的绿地是暂被允许的纵放场地。一天中最微妙的刹那，早上五点，半光不光，恰好是成群神头鬼脸出来放风之时。放完风，又各自回到我们再也看不到的房墙之后。
早上五点，是出没的时刻。某次打完麻将撑着空轻的皮囊步行回家，登上一座陆桥，将至高处，只见两只火眼金睛朝我照射，再上两步，原来是一只黑狗在那厢一夫当关。到了桥顶，好家伙，竟有十几只各种毛色、各种大小的狗在桥上聚帮，或是开派对，情势凶恶，惊惧之下只能佯装无事，稳步慢慢通过。台北，早上五点，费里尼都该来考察的时刻。
早上五点，若我还未睡，或我已醒来，我必不能令自己留在家里，必定要推门出去。几千几百个这样的早上。多少年了。为什么？不知道。去哪里？无所谓。有时没东没西地走着，走了二十分钟，吃了两个包子，又回家了。但也非得这么一走，经它一经天光，跨走几条街坊，方愿回房。有时走着走着，此处彼处皆有看头，兴味盎然，小山岗也登了，新出炉的烧饼也吃了，突见一辆巴士开来，索性跳了上去，自此随波逐流，任它拉至天涯海角，就这么往往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外头，待回到家，解鞋带时顺势瞧一眼钟，竟又是，早上五点了。
（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时“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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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想的下午
理想的下午，当消使在理想的地方，通常这地方是在城市。
幽静田村，风景美极，空气水质好极，却是清晨夜晚都好，下午难免苦长。
理想的下午，有赖理想的下午人。这类人乐意享受外间。乐意暂且搁下手边工作，乐意走出舒适的厅房、关掉柔美的音乐、合上津津有味的书籍，套上鞋往外而去。
也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看看市景，听听人声。穿过马路，登上台阶，时而进入公园，看一眼花草，瞧一眼池鱼。拣一方大石或铁椅坐下，不时侧听邻客高谈时政，嗅着飘来的香烟味，置之一笑。有时翻阅小报，悄然困去。醒来只觉眼前景物的色调略呈灰蓝，像套了滤色镜，不似先前那么光灿了，竟如同众人散场多时只遗自己一个的那股辰光向晚寂寂。然一看表，只过了十五分钟。
理想的城市最好有理想的河岸，令步行者视野清敞；巴黎的塞纳河恁是得天独厚。法国人最懂在河的两岸构建壮观楼宇，供人几百年来远眺景仰叹赞指认，这或许没有一个城市及得上它。塞纳河洵是巴黎最富流畅最显神奇的动脉。即河上的一座座桥梁亦足教人伫足依依。纽约的东河、哈德逊河，柏林的史普利河，台北的淡水河等皆非宜于悦目散步的岸滨。
然而理想的下午，也常发生在未必理想的城区。不是每个城市皆如巴黎。便在喧腾杂沓的自家鄙陋城市，能闹中取静，乱中得幽，亦足弥珍了。
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街树。这也是城市与田村之不同处。田村若有树，必是成林的作物，已难供人徜徉其间。再怎么壁垒雄奇的古城，也需有扶疏掩映的街树，以柔缓人的眼界，以渐次遮藏它枝叶后的另一股轩昂器宇，予人那份“不尽”之感。然而街树成荫的城市，举世实也不多。旧金山先天是一沙丘，仅公园里有树，路上及人家皆养不出什么树来。高度发展的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则早倾向于权宜之投机，把树集中在大型公园里，美其名为都市之“肺”。倒是开发不那么急切的新奥尔良、斯德哥尔摩等中型城市，树景颇佳。
理想的下午，宜于泛看泛听，浅浅而尝，漫漫而走。不断地更换场景，不断地移动。蜿蜒的胡同、窄深的里巷、商店的橱窗，就像牌楼一样，穿过便是，不须多作停留。博物馆有新的展览，如手杖展、明代桌椅展这类小型展出，或可轻快一看。
走逛一阵，若想凝神专思片刻，见有旧书店，也可进入浏览。一家逛完，再进一家。有时店东正泡茶，相陪一杯，也是甚好。进店看书，则博览群籍，不宜专守一书盯着研读。譬似看人，也宜车上、路旁、亭下、河畔，放眼杂观：如此方可世事洞明而不尽知也。
山野农村所见不着者，正是城市之佳处。却又不宜死眼注看，以免势利狭窄也。两车在路口吵架，情侣在咖啡店斗气，皆目如垂帘隐约见之即可。
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街头点心。以使这下午不纯是太过清逸。纽约的披萨、热狗显然不够可口；一杯Egg Cream（巧克力牛奶冰苏打）倒是解渴沁脾。罗马、翡冷翠的甜点蛋糕，鲜润振人心神，口齿留香。台北的葱油饼，员林的肉圆，王功的米糕冰棒，草屯的蚵嗲，北京的烤红薯，也是好的。最要者，是能边走边吃。
有时在广场或车站，见有人群围拢，正在欣赏卖唱的或杂耍的，伫足欣赏，常有惊喜。巴赫的《上帝是全人类的愉悦》以电吉他铿锵流出音符，竟是如此的振你心弦，一*着一波，教人神往好一片时。流动的卖艺者，一如你我，也是期待一个佳良的下午，一个未知的喜悦。
理想的下午，常这一厢那一厢飘荡着那属于下午的声响；人家墙内的麻将声，划过巷子的“大饼—馒头—豆沙包”叫卖声，修理皮鞋雨伞的“报君知”铁击声等，微微地骚拨午睡人的欲醒又欲依偎，替这缓缓悠悠难作数落的冤家午后不知怎么将息。声响，一如窗外投进的斜光，永远留给下午最深浓地气味。多年后仍旧留存着。声响及光线，也竟然将平白的下午能以时代划分浓淡氛味；四十年前那个时代似就比今天浑郁。
音乐，岂不亦有下午的音乐？萨蒂（Erik Satie，1866－1925）的《我要你》（Je te veux）像是对美好下午最雀跃的礼赞。
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阵雨。霎时雷电交加，雨点倾落，人竟然措手不及，不知所是。然理想的阵雨，要有理想的遮棚，可在其下避上一阵。最好是茶棚，趁机喝碗热茶，驱一驱浮汗，抹一抹鼻尖浮油。就近有咖啡馆也好，咖啡上撒些肉桂粉，吃一片橘皮丝蛋糕，催宣身上的潮腻。俄顷雨停，一洗天青，人从檐下走出，何其美好的感觉。若这是自三十年代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走出来，定然是最潇洒的一刻下午。
理想的下午，常伴随着理想的黄昏；是时晚霞泛天，袭人欲醉，似要替这光亮下午渐次地收拢夜幕；这无疑教人不舍。然下午所以理想，或在于其短暂。
一个世故丰蕴的城市，它的下午定然呈现此一刻或彼一刻悠然怡悦的气氛，即使它原本充塞着急急忙忙的工作者与匆匆促促的车阵。
为了无数个这样的下午，你我一径留在城市。然在随时可见的下午却未必见得着太多正在享用的人。
（刊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中时“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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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老旅行家永远在路上
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老旅行家，老作家。老，究竟多老？居然也颇隐晦。或因其生平受人所知甚少。一个英国作家在其本国文坛居然生年不确详，不免令人猜度其为人跌宕不群，即连广于旅行又著作等身的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1918－ ，著有《走过兴都库什山》）在其编纂的《旅行家游踪选集》（A Book of Tr*eller’s Tales）中撰写刘易斯的生年也不得确切，谓一九一四；然更晚近的资料谓其今年六月刚过九十大寿，亦即他生于一九○八。
这不自禁透显出刘易斯的传奇色彩。
他的出身，被讲述不多，学历一栏，只说到“恩菲尔德中学”（Enfield Grammar School），这难免在传统阶级价值犹盛的二十世纪初的英式体系文坛与知识圈受到不够重视之可能。与他同时的小说家并且游踪也极广的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出身优尊，又受习于牛津，因而一早便大受瞩目。格林以小说著称，然即使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描述利比亚徒步旅行的书《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也比刘易斯的多部著作更受普遍读者知悉。
这两人又有另外的共同点，除了刘易斯也将他游历的异国地域写成多部小说外，两人皆在战时服务于英国情报机构（这一点竟无巧不巧地与一次大战时的T。 E。 劳伦斯也相同）。
刘易斯成名于五十年代初期，得自其两本描写亚洲的书：一九五一年的《出云之龙》（A Dragon Apparent），关于北越；一九五二年的《金色大地》（Golden Earth），关于缅甸。
这两个东方古老却僻静的国家当时正值战火——越南对法国脱羁殖民之战；缅甸的内战——刘易斯看准了这块势必濒临强大的政治及文化变动的纯朴农村异域作为他的探索之旅，写下了让他享名至今的书。
然他的旅行并非始于东亚。在二次大战前，一九三八年，便出版了第一本旅行书《*的沙与海》（Sand and Sea in Arabia），是他的摄影集，罕为人知，如今已成了藏书家的搜寻品。
二次大战时，他服役于西西里岛等地，当地的生活经验与观察人性在战时的奇趣纠葛，让他写成一九五○年的小说《迷宫之内》（Within the Labyrinth）。
而他深度介入黑手党家族之生活及亲见他们之运作，写成了一九六六年的《荣辱社会》（The Honoured Society）。
敏锐的旅行家总能在最微妙的时刻出现在最即将剧变的地方。他们常有这种幸运，并且，也可以说，他们常令自己身处险境。一次大战前的T。 E。 劳伦斯原就因他牛津的丰实考古素养走访过叙利亚、埃及与北边的美索不达米亚，也于是大战爆发后他顺理成章地在埃及服役于英国情报局，也终于沉浸于沙漠牧野式的文明而渐冥觉出其人生之另一曙光，甚更得一殊途可堪掩压胸腔一径潜存的莫名风暴，遂致离去他的制式勤役，去厕身*各族长王公间为他们谋求对土耳其的抗埒，终成其独一无二的却又飘然若失的传奇事功。
可以说，诺曼·刘易斯是“在野的”旅行作家。
所谓“在野”，是相对于那些早有名作一开始便登列“殿堂”经典的那些旅行大文豪，如Charles M。 Doughty（1843－1926）或是Norman Douglas（1868－1952）。Doughty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的《*西北漠地旅行记》（Tr*els in Arabia Deserta）及Douglas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古老卡拉布里亚》（Old Calabria）公认是世界旅行文献的必要经典，并且直至今日仍是叙写当地——Doughty的西北*及Douglas的南意大利——的最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