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抓起来！”嘉靖吼。
这还不好说，正中海瑞下怀，他正等着法办。
抓到诏狱，刑部主管拟文定大忤逆罪，那是非开刀问斩不可的。但建议砍掉海瑞脑袋的报告，压在皇帝的手中。嘉靖不傻，他一直不画圈的原因，一不想成全海瑞的名节，二不想落下纣王杀比干的臭名。就这样拖着，拖到他驾崩，海瑞捡了一条命。
在中国，某个朝代出贪官污吏，也许并不能证明皇帝昏庸无能；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驾驭偌大的国家机器，日理万机，百虑一失，也难免疏忽。但居然出了清官，那就必然有问题，一定由于皇帝昏庸，而且比较长时期的，达到相当程度的昏庸，弄得贪污普遍化，腐败合法化，黩职正常化，贿赂公开化，到了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时候，极个别的不肯同流合污的清官，才会凸显出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越是腐败的朝代，越出清官的原因。所以，有清官，对皇帝来说，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一旦出现了一个不怕杀头的清官，这台国家机器在运转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了，估计最高统治者离完蛋也不会太远了。果不其然，海刚峰一出现，朱厚熜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海瑞骂皇帝（4）
一般来说，贪污现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免的。而由小范围，少数官员的贪污，发展到大面积，多数官员的贪污，然后更发展到上下勾结，内外串通，贪官多如牛毛；左右纵横，四面八方，腐败无所不在，便是封建政权后期难以逃脱的结果。唯其如此，个别的，少数的，不是贪官污吏的官员才能突出，才会出现清官现象；如果原来的皇帝，是个庸君的话，到了这一步，十有###已是昏君。而一成为昏君，也就离谢幕不远了。
明白这一点因果关系，就知道清官为什么只能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而不为他生前以及身后的各统治者所容，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就好比一开门，乌鸦冲着你叫，不是因为它叫，给你带来晦气，而是因为你倒行逆施，你心里有鬼，你才对乌鸦“呸呸呸”地表示嫌恶。
读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劄记》，明代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朝中最低的。若不想成为饿莩，不额外求财，又有什么办法？如明代文人李贽，李卓吾，曾任河南辉县儒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督学；曾任国子监教习，相当于大学的讲师；后在礼部作司务，相当于办公厅的处长，又在南京刑部得到员外郎的闲差，相当现在的部门巡视员，官俸之微薄，收入之低下，到了难以糊口的地步。他离开河南到北京就职，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当地，托友人照顾。直到他放外任，当了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那是一个有实权的厅局级干部，才有“常例”（被允许的贪污），和其它灰色收入（名义上不允许但也不禁止的贪污）。由于这种实际上在鼓励官员从非法途径获取金钱的政策，是引发贪污的主要原因。
那时官俸发放，有米有钞，比例不一，财政部门发放薪水的时候，米贱折钞，钞贱折米，在盘剥上极尽克扣之能事。尤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员，发的米，要凭票到南京去领。于是，手中的票，只能三文不值两文地出让，逼得官员不得不另开财路，以谋生计。据《明史·顾佐传》：“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杨）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
本来很低的工资，又常常不足额发放。据《明史·李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来打白条之风，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嘉靖驾崩，海大人很快就平反了，昭雪了。尽管他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声名，但朝廷里的主政者，包括新上来的皇帝，都对他敬而远之。作为门面点缀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则不行，怕海老人家较真，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是一个宝塔形的，由大小官僚组成叠罗汉的方阵。每个官僚在他那个位置上，既踩在下面那个职务低于他的官僚头上，自己的头上，又有另一个职务比他高的官僚的脚踩着。因此，一旦其中哪个头或哪支脚，不听话，不服从，不按部就班，不肯买账捣蛋，这架构就要出现大的小的危机。
他们害怕这个海瑞，进入到这个架构里来，会破坏这个超稳定的秩序。甚至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为首辅，也不敢给他任何任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用。”
尽管大家众星捧月，高山仰止，海瑞很不开心，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隆庆皇帝到内阁大臣，统统不想他分配工作，第一，他没有钞票上下打点，铺平道路；第二，他清官之名声，已经成为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的圣人，大事不敢让他做，小事他又不屑于做。因此，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安排。当这种强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补天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会仰天长啸，椎心泣血。最后海青天以辞职的办法要挟内阁给他工作，不给，就写公开信骂街，“满朝之士，悉皆妇人”，把主政者骂了个臭够。
海瑞骂皇帝（5）
于是，隆庆三年（1569年）被授于正四品，南直隶巡抚，驻苏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所言，海瑞是个“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厦将圮只手难以支撑。一上任，“海忠介清廉特立，自是熙朝直臣，第其为吾乡巡抚时，有意锄巨室，以至刁风四起，至不可遏。”（徐树丕《识小录》）
由于他的不识时务，实施某种程度上的劫富济贫政策，搞得苏州一带的官僚地主，士绅名流，无不反对，只好告退，离职还乡。直到1585年，万历清算了张居正以后，所有受到张居正排挤打击过的官员，包括年已七十有二的海青天，一律重新起用，于是，他老人家又从海南岛老家，仆仆风尘地来到南京。
接张居正为首辅的申时行，其实并不想安排他，又不能不安排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一种正义的化身，民众的偶象，因此，写了一封信给海瑞，“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那意思是说，你老人家不出山，是个遗憾，但现在把你请出来，也不过起个政治花瓶作用。
但是，他一接手右佥都御史，所做的第一件事，将两条特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称为专打贪赃枉法者，和为富不仁者的屁股而设，这位刚愎自用，矫枉过直的老汉，觉得打屁股还不过瘾，给皇帝建议，得恢复老祖宗的办法，凡贪官，都给他剥皮揎草。结果闹得舆论哗然，御史弹劾他导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从此，对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来的办法，有职无权，有位无事，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年末，老先生终于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于是，想起一则寓言，森林发生了火灾，火势迅速地蔓延开来，黑烟遮住了天空，烈焰烧红了大地，所有的鸟儿，都来不及地逃出火场，以求活命。只有一只小鸟，它不肯离开，仍从小溪里衔起一口一口的水，冒着生命危险一次一次往回飞，希望能扑灭这场大火。
这只鸟，很像海瑞。
呜呼，海刚峰的一生，以肃贪倡廉为己任，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对帝国的廉政建设，对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然而，在《明史·王廷相传》里，有一封触怒嘉靖的上疏，说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傚，京官贪则外臣无畏。”而到了神宗，这种制度性的贪污风气，变本加厉，已不可收拾。《明史》说：“明亡，实亡于神宗。”海瑞的所作所为，对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看着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住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垂范的作用，那些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根本不往心里去。而敢于梃而走险者，以身试法者，法律又其奈他何？
不管怎么评价海瑞，但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察，“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明史·海瑞传》）
无论如何，这样一位终身贫穷而为百姓追念的清官，还是值得我们后人肃然起敬的。
谁比谁活得更久（1）
据科学家研究，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妇女的男婴出生率就大量增加。这说明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着调控作用。
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搞得最起劲的朝代，可也是中国历史上文人长寿者最众多的朝代。就看看清代除康熙、乾隆外，那些短命的，夭殇的，死于非命的帝王，便可知道，文人和皇帝在这场谁比谁活得更长久的竞赛中，这支看不见的手，四两拨千斤，还着实作出公正的裁决呢！
按说，应该长寿的是帝王，因为帝王得到最好的养生条件，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帝王长寿者很较少。中国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帝王，夭殇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够活到古稀之年的，不会超过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会超过五位。可是，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文人高龄者却为数可观。
值得指出的一点，凡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之际，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杀，反而活得更坚韧，更结实，创造力不但不被杜绝，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教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怎么作践，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一个个活蹦乱跳地等着看万岁爷驾崩。
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现在被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哄抬起来的清代“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证了。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54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字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的时期。虽然，玄烨活到68岁，胤禛活到57岁，弘历活到88岁，但是，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
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91岁，毛奇龄90岁，沈德潜96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岁，冒辟疆82岁，黄宗羲85岁，尤侗86岁，吴历86岁，朱彝尊80岁，蒲松龄85岁，王翚85岁，胡渭81岁，梅文鼎88岁，赵执信82岁，方苞81岁，张廷玉83岁，纪昀81岁，赵翼87岁，袁枚81岁，姚鼐84岁，段玉裁80岁，王念孙88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75岁，傅山77岁，丁耀亢70岁，顾炎武70岁，王夫之73岁，谷应泰70岁，朱耷79岁，李顒78岁，颜元77岁，陈维崧73岁，王士祯70岁，孔尚任70岁，郑板桥73岁，卢文弨78岁，钱大昕76岁……。对当时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人群落中的寿星老，可谓多矣！
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的生命力的较量中，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于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顽强，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
所以，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