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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三事（1）
在中国诗歌史上，从来不把清代这位弘历皇帝列入的。但是，他却是中国（甚至全世界）写诗最多的人。他的御制诗，数量着实惊人，超过清代收诗四万多首的《全唐诗》。
一个写得很多，却写得并不出色的诗人皇帝，对于其他真正的诗人而言，也许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批钱
钱谦益，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是明末清初的大诗人。清代的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时，将他的作品放在首位，颇让乾隆皇帝好大一个不高兴，批下旨来：一个降臣，竟置于篇首地位，张扬这个贰臣的气焰，简直是岂有此理了。
他连忙跪下来，一迭声地谴责自己“该死该死！”
从此，艺术标准第一的沈老先生，就在政治标准第一的乾隆面前失宠了。
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我估计多少有一点同是诗人的嫉妒，但对统治者来说，他之所以批钱，更多的是政治需要。从他写过的一首挖苦钱夫子的诗，便可看出他是从大节入眼，来评断这个人的：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满清入关以后，在顺治立国，康熙初政时期，都曾不遗余力地延聘江南才秀，尤其是明末的名流耆宿，文士遗民，以收揽人心，巩固政权。到他做了皇帝，已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于是，作为一国之主，就要提倡对他的忠贞不二了。
他指示修《明史》的馆员们，说这个钱谦益，不能与另一降清的名将洪承畴齐肩并列，虽然都是贰臣，一个贰得好些，一个贰得差些，洪若放在甲卷，钱也就只配放在乙卷。若以此标准类推的话，当过汉奸的周作人，要是碰上乾隆的话，估计连丙卷也进不去。
沈德潜对牧斋先生诗篇的高度评价，并不过分，那确是一位有成就的大诗人。著名学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对他的诗作，也是推崇备至的。我很欣赏他的一首《吴门春送李生还长干》：
“阑风伏雨暗江城，扶病将愁起送行。烟月扬州如梦寐，江山建业又清明。夜乌啼断门前柳，春鸟衔残花外樱。尊酒前期君莫忘，药囊吾欲傍余生。”
此诗作于顺治五年，是他饱经人世沧桑，风云变幻以后的作品，诗评家认为，他明亡以后的《有学集》里的诗，要比早年的《初学集》更胜一筹。虽然这时，他早已剃了头作大清顺民，可在笔下还是会流露出思念旧国的心绪，全诗惆怅沉郁，苍凉无望，真是感到这个曾经很热闹一阵的文人，故国落日，家园残春，晚景颓唐，余生落寞，真是不胜感伤。
为什么说周作人会被乾隆列入丙卷呢？因为他的立场不变。这个汉奸甚至到了晚年，与曹聚仁先生通信，提到上海虹口公园里鲁迅墓的坐像，犹嘲讽有加。显然，他对那个雕刻是不以为然的，对要立那个雕刻的用心，也是不以为然的。所以才从他口中说出“那坟头”三个字来。
切齿痛恨之音，蔑视不屑之意，是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人死以后的归宿之地，叫陵，叫墓，叫茔，叫坟均有之，独“坟”后赘一“头”字者，则绝对是贬义的了。由此可见，此人一以贯之的这种看法上的分野，恐怕就不仅仅是针对鲁迅，而是针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切革命文化，当是无疑问的了。
对钱牧斋来讲，长干依旧，物是人非，阔别数年以后，在他的记忆中，已不是他的风月场加名利场的那座城池了。所以，才有“江山建业又清明”的感慨。“清明”，与“江山”联系在一起，既作时令节气的解释，也有两朝交替的寓意在内。看来，这位东涧遗老，已经能够重新审视钟山脚下，秦淮河畔，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那时候，风流才子钱牧斋和江南艳姬柳如是的情爱故事，曾是街头巷尾，饭后茶余的谈资。而当崇祯吊死煤山，江南议立新君，钱谦益在政治漩涡中的色色表演，也是令满城百姓侧目而视。或许这就是文人难耐寂寞的秉性了。作家或者诗人，即使年纪一把，有的人，也还如孩提一般发作人来疯的毛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颇不肯更不甘于被冷落的。有好处，无他，手痒；有名声，无他，心痒；有座位，无他，臀痒；有热闹，无他，腿痒。总之，这样的好事之徒，非大挫折，不会罢手，非大失败，不会顿悟。
乾隆二三事（2）
一开始，钱谦益跃跃欲试，与史可法等人，本来是一心拥戴潞王的，结果，福王立，也就是史称之为南明的短命王朝。虽然在崇祯朝时为礼部侍郎的他，顺理成章地为小朝廷的礼部尚书，但无立王之功，不免有些失落，甚至还有些忐忑。其实，这不正好，写你的诗得了，恋你的爱得了，何必在南京患得患失，不可终日？不，人来疯的病，使得他很难激流勇退，还在漩涡中愈陷愈深。
名隶于东林，自视清流的他，一反常态，竟然去谄事马士英，居然去推介阮大铖，成了一个“进退失据”，匪夷所思的人物。所以，顺治二年，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大军南下，他率先迎降，也就不奇怪了。前一年，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到南方，柳如是曾劝他以死殉国，可到了跳湖的时候，他嫌水凉，便不想做烈士了。那时不死，现在，就更得求生了。
问题是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由钱谦益和王铎拟稿，赵之龙签署的《降清文》中，亏他们琢磨出了这样一句遮丑的名言：“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所有投降派都会为自己的堕落，想出些好说词。但文人的本事，就在于能把一件极肮脏的行为，说得不但动听，而且理直气壮，这也是历史要唾弃这种败类的缘故了。
话说回来，尽管乾隆批判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名与实之不符，人与文之相悖，在文学史上，钱谦益只能算是小而焉之的人物。何况，陈寅恪文章里，提到他辞掉清朝的史官高职，回到家乡后，还是搞了一些秘密的抗清活动。所以，后来人读他的诗，至少不至于那么恶心。从他这首《吴门送李生还长干》看来，显然是历经一番反思以后的心声。李生要到长干去了，他从家乡常熟来到吴县为他饯行，能不对记忆中的烟雨金陵，生出唏嘘嗟叹的诗情吗！
但有些心已死定的铁杆汉奸，就不在此例了。譬如，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来说，若将这首诗的作者名字糊卷的话，让一个不太了解历史的青年人看，相信他会从诗句中感到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勇气。但是，要是告诉他，这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作品，恐怕马上觉得这首诗变味了。
汪的《双照楼诗集》，其中不乏这类激越昂扬的诗篇，但他这个人被历史唾弃了以后，他的哪怕是再漂亮的文字，也随着他一块儿被粪土的。这部诗集，不知为何至今没有人捣腾出来赚钱，倒是文化汉奸周作人的书，却变着法儿地一出再出，一些不遗余力的鼓吹者，也变着法儿为其洗脱汉奸的罪名，实在令人费解。固然，因人废文，不妥，同样，因文而置此人一生的假恶丑于不顾，也是很不妥的。
通过乾隆批钱这件事，告诉我们，有多少丑，就是多少后人的话柄。一些人硬要把丑恶的事实，涂上美丽的色彩，我想，历史是不会买账的。
二，不禁书
翻开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起，到明、清两代的文字狱，给知识和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
雍正四年，一位去江西学差的主考官，给考生出了一道策论题，曰“维民所止”。其实这是一道很普通的四书题，有人检举上去，向雍正皇帝献媚，说“维”和“止”这两个字，恰好是“雍”、“正”两字的下半截，等于将皇上枭首示众一样。龙颜大怒，主考官内阁学士查嗣庭掉脑袋不说，还祸延九族，不知为此多少人遭了殃。
且不说查嗣庭拟题的时候，是否真的打算采取这种精神杀头法，来泄其心头之恨？确系如此的话，恐怕这种拆字法，比斯芬克斯之谜还令人费解的。不过，我十分钦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检举人和告密者之多，之坏，之绵延不绝，而在挖空心思，不遗余力整人时，所表现出的超常智商，和罗织罪名时的非凡想象力，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亏他想得出来，能从这一道考试题看出弑君的歹心，其牵强附会的程度，怕是连雍正本人也叹为观止的。恰好这位皇帝要收拾隆科多余党，对这样可怕的歪曲，正中下怀，于是来个一网打尽。
乾隆二三事（3）
不消说，举报者帽子上的顶戴花翎，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自然荣华富贵。正因为告密有理，陷害有功，咬人有赏，卖友者荣的政治局面，康、雍、乾三朝百多年间，文字狱罪案不下百起，主犯及株连者的血，也可以成河了。
乾隆最厉害了，仅1778年一年间，就有十起之多。有一个已故的东台举人徐述夔，因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诗句，以其影射讥刺，乾隆命将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其孙论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列名校对的学人等俱斩监候。并且连曾为之作传的礼部尚书沈德潜，也是编过《古诗源》、《唐诗别裁》，很受乾隆宠遇的一代文宗，死了也不放过，命将其御赐碑推翻，磨毁碑文，把他的牌匾撤出乡贤祠。
文字狱至此，可谓登峰造极，那些蘸人血馒头吃的举报者，不仅咬活着的人，连死去的人也从坟墓里拖出来咬。当然咬死人是为了咬活人，挟嫌告讦之风大炽，诬陷谗害之行不绝。谁要是偶一不慎，疏忽了避皇帝的名讳，一经检举，马上便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因此读书人坐在家中，真是可怜哪！不知什么时候飞来横祸，倘非满门抄斩，便是充军发配，罚往黑龙江为披甲人作奴。知识分子生活在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恐惧之中，自然是“万马俱喑”的局面。
至此，“舆论一律”，满清统治者箝制言论，禁锢思想的目的达到，自1782年起，乾隆就不禁书了。可那些想借禁书发迹者，并不晓得皇帝老子胃口变了，还一个劲地举报以邀功请赏。
这一年的二月，署湖南巡抚李世杰查获高治清所撰《沧浪乡志》进呈，奏请严办，碰了个大钉子。乾隆帝阅后，对签出的“悖逆不法字句”，一一加以驳斥，并指出“各省查办禁书，若俱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训斥李世杰“任听庸幕属员谬加签摘，以致拘泥失当，滋扰闾里。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本想讨皇上的好，谁知讨了个没趣，马屁拍到马脚上，也是活该了。
五月，又来一个不识相的，安徽巡抚谭尚忠以已故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诗》语多狂悖，奏请将方芬刨坟戮尸，其元孙方国泰拟斩立决。乾隆斥他“办理殊属失当”，甚至说：“吹求字句，办理太过，屡经降旨通谕各督抚，毋得拘文牵义，有意苛求，岂谭尚忠竟未知之耶？”这番话和赏他一顿嘴巴子，也差不多的了。
禁书是皇帝，不禁书的也还是皇帝，统治者的变化，自然从他的政策考虑出发。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想藉着大兴文字狱而飞黄腾达者，其实很像家养的狼狗；主人让你咬人，你可以放肆地咬，主人不让你咬，你还咬个没完，屁股上挨一脚，被踢得叽哩哇啦，那也是自找了。
不过，这些举报者也不会损失太多，这两位巡抚大人，顶多等于被皇上掌嘴罢了，谁也不曾像犯了文字狱罪者掉了脑袋，送了性命。所以，从那以后，聪明人就明白“宁左勿右”是万全不败之策，吃一记耳光算什么，打是疼，骂是爱，到了又要禁书的时候，他们不就又能得其所哉了吗？
三，仆碑
“仆碑”，就是推倒墓碑的意思，语出《清史稿》。
推倒谁的墓碑呢？就是编过《唐诗别裁》、《古诗源》的沈德潜老先生的碑。为什么要“仆其墓碑”呢？因为他为一部反清的诗集写序。案发之时，沈德潜已作古，但罪不可逭，死了也不能放过，推倒墓碑，剖棺戮尸，一一加以惩处。
沈德潜（1673…1769），江苏长洲人。字确士，号归愚，乾隆进士。任编修，内阁学士，礼部尚书。他早有文名，但入仕较晚，直到乾隆七年，他六十七岁时，才发达起来。乾隆早就听说这位老秀才了，有一次下江南，还特地打探，给以殊荣。这真是老骥伏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