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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并不以为然的描写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是太史公的这支笔，记叙下来屈原的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成为全民的一个节日。他们用划龙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来纪念这位诗人。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嘉年华。相反，中国差不多有三百多个帝王，他们活着的时候，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什么事情办不成呀，然而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在死后享受如此永远的殊荣，实在是使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深感荣幸。
死了能被人记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怀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现在活着的人的视野里。说实在的，这么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国维，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中国文人宁可学司马迁，也不学屈原。因为，在端午节的这一天，那些划龙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点雄黄酒，挂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纪念这位中国第一诗人者，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屈原到王国维（3）
这个现实，能使中国文人清醒。
也许外国文人对于各色各样的“辱”，见识得少，经历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缘故。所以，读外国文学史，譬如俄国的第一诗人普希金，第二诗人莱蒙托夫，为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深感此二位之大可不必，也觉得此二位有如屈原和王国维之想不开。
当然，对他们随便就豁出命去拼的精神，还是忍不住为之激动。
为什么激动，因为懦弱的我，做不到。而且我还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太把命当回事，也是做不到的。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种样子因呕一点闲气而拉开架势决斗的案例。
中国只有忍辱负重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绝对不想自杀，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
或许，这正是应该我们为之自豪的，由于惜生畏死的缘故，中国作家的自杀率，要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得太狠了，太苦了；消灭得也太轻易了，太随意了。因而，物理学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发了古往今来的文人，特别强烈的求生谋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轻易不肯自绝于人民。
对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国同行，由于活得优裕，从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显的压迫，威胁，镇压，因而稍有郁闷，不快，压抑，就受不了。于是，视生命为儿戏，说死就死。越是大师级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法捷耶夫，越是爱用这种方法解脱自己。奥地利作家斯蒂芳·茨威格，也是其中一员。
1942年2月22日，他同妻子一道，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彼得罗保斯的寓所自杀。他留下一纸《绝命书》，声言死的理由。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
说实在的，因这点理由寻死，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好像不是那么值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的。
当然，一个人要结果自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选择，无容别人置喙。按照中国文人自杀的通常规律，走这条不归路，原因无非两端：其一，这个世界不让他活下去，其二，他本人也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光有其一而无其二，不会自杀，同样，没有其一，也就不可能有其二，更不会自杀。所有用非常手段结束自已者，归根结底，一，起因源自外部，二，下手还在自己。
茨威格的绝命理由，无论外部，无论自己，以中国人的眼光，是很站不住脚的。第一，纳粹离你已经很远，第二，克格勃也算计不到你，第三，又不是生活在我们那位流氓无产者朱皇帝文字狱的阴影之下，第四，你从德国流亡到南美洲，人家巴西相当礼敬你，面包有，黄油也有，没有充分理由走这条路。
好像是老俩口开煤气，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间，傅雷夫妇也是用同样方法，离开这个世界的。可傅雷是逼得没法活了才寻死，而茨威格所在的那个巴西，既没有红卫兵，也没有造反派，至于有这个走的必要吗？
这就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了。西方人对于生命质量的要求，和我们只求活着便好的生存哲学，是迥然相异的。中国人有面包，哪怕没有黄油，也可能活得很滋润，甚至连面包也没有，只有面包渣，也能苟延残喘地活下来。外国人，光有面包和黄油是不行的，好像还需要其它精神方面的东西，中国人或者中国文人，一般不存有这种奢望。
茨威格，只是缺乏“一种非凡的力量”，就觉得活不下去，只是不能“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就想结束生命。这种精神状态，放到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是不会当回事的。没有力量就没有力量呗，不能开始全新的生活就不开始呗，至于吗，为之而死，傻不傻？
从屈原到王国维（4）
中国人最现实，天堂再好，哪怕顿顿吃葱扒海参，餐餐喝浓汤鱼翅，他也不会去的。宁肯有一顿没一顿的在人间熬煎，也不接受这张去天堂赴宴的请柬。这就是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了，说得好听一点，叫“活着而且要记住” ，说得难听一点，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之，普希金会为一位法国爵爷骂了一句绿毛乌龟，而妒火中烧，以致大动干戈，最后送命；莱蒙托夫会为同窗羞辱他为乡巴老，怒发冲冠，而与那些贵游子弟决一死战，伤重不治。这种为忍不下去的一口气，不惜拿命去拼个高低的做法，绝不为中国文人所取。
活着，便是一切。中国文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者，也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能在万般劫难，次之，万般磨难，再次之，万般困难，再再次之，万般刁难之下，苟存下来。其信条，说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怎样严酷恶劣的外部空间，也要尽一切可能，求生图存，活着并且要记住，这才是人生最高诉求。
所以，不是聪明人唯图苟活，而是聪明人懂得算账。也许只有王国维，只是为了“义无再辱”的那个“辱”，投湖自尽。用结束生命的办法摆脱了辱，同时也把他的珠玑文字，锦绣词藻，三坟五典，殷墟甲骨，随之沉于湖底的烂泥之中。这个账，怎么算，谁来算，都是划不来的。
因此，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后来，文革期间，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神州陆沉之际，休看北大、清华，离颐和园咫尺之遥，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教授，讲师，学者，权威，再跳昆明湖，重蹈自屈原起，到王国维的赴水之路。可从《牛棚历险记》，到《九死一生录》煌煌钜著中，那十年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宗旨下，在绝不提倡“温良恭俭让”的主张下，知识分子所领教的辱，当不逊色于彼时的王国维。
他们之所以宁可当孙子，当王八蛋，当臭狗屎，当牛鬼蛇神，宁可被踩上千万支脚，踩得喘不上气，踩着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也坚决不死的缘故，就是算清楚怎么划算，怎么不划算的这份账。否则，如今种种###的主席台上，要没有这些巍巍长者，矍烁前辈，耄耋泰斗，文化象征在座，该是多么寂寞和令后人生出无所傍依之感啊！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中国文化人，当然不是全部，但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对工宣队的俯首帖耳，对军宣队的唯唯诺诺，对造反派的低三下四，对红卫兵的惟命是从，所表现出来的含垢忍辱的求生哲学，其实，倒是值得后人敬重的。不管是否有污清听，不管是否有亵先贤，在这方面，两千年前的，那位身残处秽的刑余之人，那位著“无韵之离骚”的大师司马迁，开创了中国文人苟活贪存的传统，才是中国文人所以求生拒死的榜样。
说到底，在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中，文化，文艺，文学，永远只是一个有也可，无也可的零配件。文人的这等角色身份，注定了他们的依附和从属的命运，以及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生存准则。也许外国文人不尽如此，但在封建社会里我的那些古代同行，却是必须如此，一定如此的。
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话儿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试想，哪是一种什么样的辱呀？当将他宫刑以后，他不但失去“一种非凡的力量”，他不但无法“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 甚至连一个常人的力量也不具备，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也不可能。如果，他按茨威格的想法，一百回都死过了。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和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
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如果，屈原在汩罗江边趔趄地站住，听渔夫的话，然后，打道回府，当一个自由作家，不拿楚国的工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不会仅仅是《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等篇。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的尽头坐上一会，然后，叫一辆黄包车，心平气和地拉回清华学堂，那他遗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几本《观堂集林》了。
从屈原到王国维（5）
对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这就是说，早在达尔文学说形成之前的两千年间，中国文人就明白“适者生存”这个人类演化的原理了。由此推断，若普希金和莱蒙诺夫，不去决斗而死的话，他们将会为俄罗斯文学贡献得更多，当是毫无疑义的。
呜呼！虽然很难熬，很痛苦，但在历朝历代帝王的挫折底下，中国文人终于活明白了，不但不肯死，不便死，不想死，不去死，而且，求不死，求长生，求活得更久远，成为他们的追求。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也是在他《报任安书》中强调的，“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尤其会被当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因为石头有一种磕碰碾压鸡蛋的嗜好，努力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便是智者的抉择。倘若鸡蛋完整地存留，孵化为鸡，鸡后有蛋，蛋后有鸡，如此往复，以至无穷。想到这点，也就欣欣然了。
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章，那一节。作为鸡蛋的文人，也许搬不开它，但当历史掀过这一章，这一节，时间和空间便统统划归“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范畴里了。
或许因为这点明白，中国文人通常不采取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法，更不赞同从屈原起到王国维的那种因为想不开而扑通一声的行为。先贤司马迁一定等到写《封禅书第六》，等到写那个老匹夫的完蛋，然后才如释重负地不知所终。
从这则端阳节的文人旧话，联想到屈原，联想到王国维，也随而想到与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司马迁。
我想，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强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