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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王萧宝寅，祏密谋于始安王萧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欲自取，以微旨动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
“祏、祀密谓吏部郎谢脁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沨密致意于脁，欲引以为党，脁不答。顷之，遥光以脁兼知卫尉事，脁惧，即以祏谋告太子右卫军左兴盛，兴盛不敢发。脁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沨、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暄阳惊，驰告遥光及祏，脁常轻祏，祏固请除之。遥光乃收脁付廷尉，脁遂死狱中。”
胡三省评注《资治通鉴》，至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脁以告王敬则超擢而死遥光之手，行险以侥幸，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一个为自己着想得太多的人，一个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而只有他聪明绝顶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着别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当文人遭遇皇帝，一般来说，幸者绝少，不幸者绝多。但如大谢和小谢这样，不是遭遇，而是招惹，那就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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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1）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公元四世纪末，拓跋氏少数民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踞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北魏政权，只是到了统治巩固的孝文帝时期，才实施中原化，和汉族化的政策，向往文明。他命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不允许穿自己民族的服装，“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旨？”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放，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陕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亲，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以上均见《资治通鉴》）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实际上，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行马，未曾安行，瞪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杀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由此想见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杀，野蛮成性的了。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其中一大半是痞子运动的先锋，以及无知的红卫兵；那些提倡读书无用论者，赞成知识越多越反动论者，以折磨知识分子为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这与土地革命时期，“痞子”们要到小姐少奶奶牙床滚一滚的行为，异曲同工。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分不开的。
像在此以前的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的多些。于是，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于是，必然形成抱残守缺，恐惧文明的敌对心理。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一些作家的头脑里，由于对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简直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出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象几尺布票，几斤粮票，几两油票，倒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好象春节到了，才供应一只鸡，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通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虏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是一种鸵鸟式把头埋在沙漠里，缺乏最起码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变革而打乱了陈规陋习的旧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恩渥的殊荣，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再找不到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剌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产生像对待洪水猛兽似的畏忌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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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2）
因此，野蛮落后而又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伏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份子。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若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俱喑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唯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唯求活命，哪里还有功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所以，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庭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那总的说来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份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份；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表现了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那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北族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相反，在促成对其它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的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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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3）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止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晰，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加之而且历仁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画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