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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两难选择的尴尬局面，我们的古人大概是早就经历过、想到过了。孟子就曾故意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不能得兼，那就舍鱼而取熊掌。孟子说的“熊掌”，就是义，也就是群体生存这一最高利益。为了群体的生存，可以舍生取义，也可以大义灭亲，就像舍弃鱼一样，何憾之有呢？
话是说得很轻松，可惜事到临头，谁也轻松不起来。
诚然，索坨作为豺王，为了豺群的生存，也曾决定要“大义灭亲”。他一再硬起心肠催促豺娘去完成这该死的使命，同时也一再表示无可奈何，希望豺娘能面对现实，认命算了。无奈，豺娘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被亲生豺儿逼上黄泉的现实，以至于公然发生了豺群社会中罕见的反叛行为：她猛然回头咬住了代表群体来督促她执行命令的豺王，咬住了他的耳朵。更糟糕的是，当豺群表示要惩处叛逆时（对于豺群来说，这完全是正义的行为），索坨竟然忘了他豺王的身份，公然横在豺群和豺娘之间，阻止豺群对法律尊严的维护。毫无疑问，这不智之举只能激起豺群更大的愤慨，从而结结实实把自己和豺娘一起推向死路。
办法也只有一个，带头扑向豺娘，用豺娘的血洗净自己身上叛逆的嫌疑。否则便只有和豺娘一起，被愤怒的豺群撕成粉碎。是杀死亲娘，还是和亲娘一起背叛群体，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索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如果选择前者，索坨固然能保住他的豺王地位，但今生今世，还逃脱得了良心的谴责和情感的折磨么？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他还能当好豺王，还能重振自己在豺群中的威望么？如果选择后者，索坨固然可以报答母亲的恩情，抚慰她受伤的心灵，却也和母亲一起成了族类的罪人。何况事实上也于事无补。他这样做，并不能救下豺娘，反倒搭上自己一条性命，还可能贻误拯救豺群的战机，岂非罪上加罪？看来，无论作何选择，霞吐都难免一死，索坨都必然是罪人。
于是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同样也曾面临一个只可能是悲剧结局的选择，一个没有绝对正确答案的问题：他该不该替父亲报仇？不报仇，他是姑息养奸的懦夫，违抗父命的逆子；报仇，则又是以恶抗恶的坏蛋，杀母弑君的罪人。不报仇是纵恶，报仇是行恶，左右不是人。那么，下决心做个恶人不行吗？不行。因为他是为了避免恶，才进行选择的。既不能选择恶，也不能选择善，选择死，行不行？也不行。因为自杀同样是逃避责任，同样是罪恶。死也死不得，活又活不成，所以哈姆雷特说：“活，还是不活，这真是个问题。”
问题到了这一步，反倒简单。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该不该行动和应该怎样行动”这个具体问题，就变成了“该不该活着和应该怎样活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选择一旦超出了具体情况而具有生命本体的性质，出路也就只有一个：超越生命，也超越选择。
豺王索坨正是这样做的。
他选择了代替亲娘去做苦豺。
雪野静悄悄。天地间只有死一般的沉寂。整个豺群都被索坨的举动镇住了。这是豺群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异常行为。哪有一匹年轻力壮的豺王代替年老力衰的母豺去当炮灰去做苦豺的？但这一行动表现出的凝重情感和超越生死的爱意，谁也无法指责。是啊，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或一头豺）宁愿用生命来换取的更宝贵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选择的证明（3）
古人把死称作“大限”，不是没有道理的。此限一过，一切皆无。什么名誉、地位、财产，什么贫富、贵贱、荣辱，在死亡面前，都将化为乌有。所以，大限面前，最见真情；大限面前，也最见风骨。
索坨在大限面前表现出来的这种超越生死的真情和风骨，不仅使埃蒂斯红豺群中的公豺们羞愧难当，母豺们歇斯底里，也使我们这些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自惭形秽。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豺也一样。一个人，也许可以做到不要金钱、名誉、地位，却很难做到不要生命。生命，是一个生命体最不能放弃的一己之私。这是他最后的“局限”，也是他选择的“底线”。因此，一个人，或一头豺，如果连生死和选择都能超越，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规范他限制他了。不是连大限（死亡）都限他不住，连大难（选择）都难他不倒么？无私则无畏，无畏则无死，无死则涅槃。佛家讲“众生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说人人都有超越生命的可能。
然而生命何其宝贵。不到万不得已，岂可轻生？
所谓万不得已，就是到了只有献出生命才能证明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时候。
一切生命体都是要死的。在死与不死的问题上，我们其实并无选择。所能选择的，只是为什么而死，和怎样去死。用这篇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挺起头颅奔赴危难是死，死得壮烈死得光荣死得重于日曲卡雪山；伛着腰杆畏缩不前也要死，却死得窝囊死得糊涂死得轻于绿豆雀羽毛”。无论何去何从，为什么死和怎样去死，都是我们在生死问题上惟一可以做出的选择，因此没有理由浪费这一权利。
问题只在于，怎样才是“死得其所”？
或者说，做出牺牲，究竟值也不值？
从世俗的眼光看，索坨和霞吐的生命是不等值的。一个风华正茂，前途未可限量；一个风烛残年，死亡只在旦夕。于理于法于惯例（尽管这惯例是豺群社会的），都该霞吐去当苦豺。况且，如果每次都让年轻壮豺去牺牲，则豺作为一个物种还能不能留存，也就成了问题。因此，豺群社会的制度，作为族类生存的需要，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故而虽然无情，却有理。由于它世代相传众所公认，所以也合法。
但是，索坨无理非法的异常之举，为什么不但没有引起公愤，反而受到了普遍的崇敬呢？这是因为，在科学和逻辑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即道德和情感的原则。人不同于机器，没有谁为其事先设定程序。所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往往表现在其非程序性的行为中。惟其如此，他能选择。因为选择就是非程序性和超程序性的。如果程序既定，无从更改，那就不必费心选择了。
这就告诉我们，当选择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时，对立双方的合理性和功利性一定是“二律背反”的。我们的选择，只能超越逻辑和功利，也只能以道德和情感为原则。
索坨正是以此为原则进行最后抉择的。不是背叛豺群，也不是逼死豺娘，而是代替豺娘去英勇赴难。这个决定，也许不尽合理（科学、逻辑），却维护了正义，维护了群体，维护了道德，维护了良心，维护了亲情，我们也就不能不为之赞叹！这一选择的直接结果是：索坨的母亲——豺娘霞吐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石洞口前，心甘情愿地去充当必死无疑的炮灰（苦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儿子也为群体换取生存。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豺娘辉煌得“就像是太阳的一块碎片，就像是天宇吐出的一团霞光”。
道德和情感终于战胜了利害，战死的霞吐和未死的索坨都获得了永生。因为他们都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证明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明明无论怎样都只有悲剧结局时，人们仍不肯放弃选择的权利，还要在最后关头再选择一次。难道不正是为了通过这最后的选择，来证明自己无愧于生命，无愧于人生吗？
而这，正是《暮色》给我们的证明。
我还要说，这也是人的证明。
注：本文原载1992年第3期《芳草》，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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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思就是外婆的味道
离开长沙那年，我六岁。
六岁的孩子记事不多，就连我家是住在韭菜园还是贺家塘，也记不住。只记得舅舅家住马益顺巷，因为成年以后还去过。外婆家住的地方，就记不清了，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到外婆屋里玩，每周一次。妈妈是外公的长女，我是外公的长外孙。外公早逝，我没见过，只见过外婆。外婆是妈妈的继母，对我倒是不见“外”，当亲外孙疼，好像比对孙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还疼些。长辈们说那是因为我长得乖巧。这也未必。反正外婆喜欢我，每次都要为我做一道菜——辣椒豆豉蒸腊鱼。这菜百吃不厌，因此老惦记着去看外婆。
临走那天，到外婆家告辞，照例吃了辣椒豆豉蒸腊鱼。吃完饭，表弟送我上火车，一路走一路哭。表弟叫周奋生，小我一两岁，是兄弟也是伙伴。伙伴走了，没人跟他玩，自然要哭。我去武汉，没有辣椒豆豉蒸腊鱼吃了，也哭。后来回长沙，点过这道菜，仍然好吃，但没有外婆的味道，表弟亦不得其祖母真传。表弟现在也做外公了，不亦乐乎。他让小家伙叫我“diadia”，小家伙不叫，说是“不像”。其实我看表弟，又何尝像外公？
除了到外婆家吃鱼，上街吃粉也很开心。那时不像现在，上街吃饭稀松平常。当时要说下馆子，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尽管不过只是吃一碗米粉。何况长沙的米粉是何其好吃啊！汤好、粉好、浇头好，品种又多。不过我的偏见，是吃面可以随意，吃粉就一定要牛肉的。滚烫地端上来，稀溜稀溜吃下去，真是大快朵颐，身心俱泰。所以现在我回长沙，早餐仍不肯在酒店吃，要到街上路边吃粉，就像我回武汉一定要在路边店吃热干面一样。
武汉的热干面和长沙的牛肉粉，都是我的最爱。武汉也有牛肉粉，也极好吃。但如有可能，还是面吃武汉的，粉吃长沙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有许多湖南米粉店，现在似乎少见了。武汉也有牛肉做得极好的，比如汪胖子牛肉馆，哈胖子牛肉馆，现在也不见了。不过我在北京已经发现了正宗的长沙米粉，这可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可见乡思无处不在，乡愁也有法可解，虽然未必都有外婆的味道。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家园茶”。此茶的做法，好像是用瓦罐煮茶，倒进碗里后再加芝麻、黄豆、盐。吃的时候，要将芝麻、黄豆和茶叶一起吃下。这种吃茶的方式，不知是不是长沙的，但肯定是湖南的。小时候我在长沙吃过，因此记得。
第一次吃家园茶是在哪里，记不清了。可能是在伯父家，也可能是在姑爹家。姑爹和伯父都是有学问的人。姑爹在湖南大学，伯父在长沙一中。伯父易仁黄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夏鼐、吴晗，翦伯赞先生同学。他老人家熟读二十四史，但述而不作。一肚子学问，便只能讲给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伢子听，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长大以后，与伯父见过多次，每次都能听他老人家讲史，但每次都只是听听而已。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当初如果好好听，用心听，到《百家讲坛》岂不是能讲得更好？可惜再也听不到了。人，就是这样。当我们轻而易举得到时，往往是不珍惜的。等到发现这些宝贵的东西已经一去不返，这才追悔莫及。人的不可救药，大约如此。
也许，正是为了记住，我们才有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这本《长沙百咏》当中的诗词。有这么一本诗集，或许多少可以弥补我们的许多遗憾。诗集编好后，编者嘱我作序，我实在是不敢当。又恐却之不恭，是故犹豫再三，勉为其难。卑之无甚高论，只能说点个人感受。但愿这“佛头着粪”，不至于坏了诸位的雅兴。
春来不是读书天
——兼论读书的理由
快开春了。
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天里诱惑太多：“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春天里应该去远足，去踏青。当然，最应该的还是谈恋爱。就连小动物都知道，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所以，春天即便要读书，也只该读“情书”。
但，春天里读不得书，其他时候就读得么？也读不得的。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本好过年。没什么读书的季节。
读书也未必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云云，不过是一帮穷酸秀才编出来自欺欺人的鬼话。穷酸秀才们总是要编出诸如此类的鬼话来哄骗自己的，否则他们的书便读不下去。当然极个别读书读发达了的也有，但这并不能证明读书有用。因为他们一旦升了官发了财，先前读过的书便都束之高阁了。可见还是没有用。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
或者说，读书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别人是为什么。在我自己，则是因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