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78年，粉碎“四人帮”，全国有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调，而是要评比，两三个人评一个，评上的才调一级工资。那次艾丰涨了6元钱，算是幸运的，月薪达到62元，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带工资念书。
总算跳过了一道坎。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争”房子（1）
1981年，年届43岁的艾丰硕士毕业，天遂人愿，顺利分到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但一进人民日报社就遇到个小周折。
记者部有一个规矩，刚分到报社的人，都得下基层去驻站，北京不留人。可是，艾丰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特别重。父母年老多病，靠儿子生活多年了，如果艾丰离开北京，父母就没人管了。但是，他如果不能驻站，人民日报社就不能接受他，读硕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去留两难之时，记者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商恺爱才心切，想了一个变通办法。他对艾丰说：“你可以留在记者部，但是你要当编辑，值夜班，给大家改改稿子、送送稿子。”
在报社待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想做记者，不想当编辑，尤其不愿当夜班编辑，一来熬夜熬得苦，二来工作性质纯粹是为人做嫁衣，自己当不了“新郎官”。
艾丰一听有办法留下，立即回答：“行，那我就当编辑吧！”
进入人民日报社当编辑，值夜班，无论如何，得有个住的“窝”。说到“窝”，艾丰真是“窝囊透了”，而且“窝囊”了几十年，这也一直是让他“心痛”的地方。
由于原来的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不建、不分宿舍，结婚以后，他和爱人还有小孩，三个人一直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睡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板，像“巢穴居”人，一天到晚，磕磕碰碰，转身都得小心。练就了这种挤住的“童子功”，艾丰当了记者后，深入农村采访，或参加“四清”运动，和农民“三同”时，与农民挤住一炕，或住在很简陋的房间里，他都蛮适应的，以宽绰而论，比在家里还算好多了。在此种条件下都能够安睡，所以艾丰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倒下即睡，这使艾丰终身受益。的确，睡觉占了生命将近一半的时光，“能睡”的幸福，绝对要超过“能吃”和“能穿”的幸福。进入人民日报社，艾丰在单身宿舍分到了一个床位。一直到45岁，艾丰才分配到单元宿舍，还是三间房两家合住。
后来艾丰一直到当了经济部主任，还常常住在办公室里。一来是因为上夜班常常凌晨回家，怕吵得他夫人睡不着觉，二来是已经在办公室拾掇了一个角落，铺上被褥，便是大床，读书、看报、写东西，想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他养成了睡办公室的习惯。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艾丰这一代人，提倡的是艰苦奋斗，至于个人的待遇，从来是羞于开口。1990年报社调房子，艾丰已经是经济部主任、编委，按理调房子是没有问题的。榜上虽然有名，但迟迟不给钥匙。艾丰当然也想调一下房子，却耻于开口，事情便一直拖了下来。
一天，他的一位年轻的部下问到他调房子的事情。“还没有分呢，爱分不分吧。”艾丰随口答道，“给自己争房子太痛苦了，为获得的那点享受，和精神痛苦相比，我宁可不争。”没想到那位年轻的同事却劈头盖脸地说：“艾丰，我们一点都不同情你，混到你这份儿上，中国新闻界有几个人？你连房子都分不上，那我们还有什么奔头？！”
这一炮，把艾丰轰愣了。对呀，他不但是研究生毕业，而且是《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属于报社领导班子，全家人却还住两间房子。为什么不能改善？
第二天，艾丰打电话到报社行管局，问为什么还不发钥匙。行管局局长回答说，报社规定，“###”没问题，群众没意见，符合这两条才可以分房子。艾丰说：“我‘###’有什么问题？”对方说：“可是群众有意见。”艾丰这下真火了，放下电话，直奔行管局长，问局长：“有什么意见？”局长是位新调来的同志，他说：“群众反映，你研究生刚毕业，年轻、人口少，不需要调房子……”艾丰更火了：“我刚毕业？我是工作17年才上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有10年了，今年已经53岁，我比你的岁数还大得多呢！难道要到我退休的时候才算不年轻吗？”局长连忙说：“你来得好，来得好，有助于问题解决。”第二天，行管局把钥匙交给了艾丰。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争”房子（2）
为个人争待遇，在艾丰这里，可能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了。
保姆问题
至于工资，1982年工资改革时，艾丰的工资调到102元。1986年，中国新闻界实行专业职称制度，艾丰成为国务院职称办批准的首批高级记者，工资从102元提至180元。一下子涨了将近80元钱，他觉得日子可以好过了。不想，工资提了，开支也增大了。先是母亲得了半身不遂，伺候病人和家务的担子全落在父亲身上。但几年后，父亲也得了半身不遂，就必须雇一个保姆来照料这两位老人了。
艾丰先雇了一个安徽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100元钱。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100元一月的保姆费可说是天价了。但是，保姆还是不安心。为了稳定军心，艾丰想方设法讨好保姆，八月中秋节，领着她逛北京，给她买月饼，边逛边给她做思想工作，目的就是要留住她。谁知，中秋节一过，她还是走了，而且走的时候也不预告，撒了个谎，说她妈病了，一天都不多留，一甩手就走了，让艾丰措手不及。但哀叹没用，雇人就是救命！艾丰急得团团转，又抓来一个，价钱也挺高，干了几天又走了。再请一个，又再走一个。
那时，偏偏艾丰工作特别忙，请保姆成了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记挂的一块心病。艾丰是那种工作尽责、父母尽孝两头都要顾的人，那段日子，艾丰内心的那份苦楚无以言表。直至有一次，艾丰到河北赞皇县榆底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五妮，采访完了，二人就聊天，热情直率的张五妮问艾丰：“你有什么困难，说话。”艾丰也是直率人，一顺口，就把那块心病掏了出来：“我还真有一个困难——保姆的问题……”
没承想，芝麻掉针眼，那支部书记还真能帮他这个忙，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一个保姆。”于是，作为政治任务，从村里头选了一个中年妇女，还是好党员，直接派过去给艾丰家当保姆。除了艾丰如数付给保姆费之外，村里再给一些优惠待遇。就这样，这位农村的中年妇女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城照料艾丰的父母，一直到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三辆车
在工资并不高的情况下，艾丰也在攒钱。攒钱的目的是防备风险，因为母亲的医药费必须自付，为了不重演母亲因没钱出不了院的悲惨历史，银行里必须有点存款。赚钱的路子也比以前宽了点，那就是稿费的收入。改革开放，可以写各种稿件，报纸上用、杂志上用，还可以出书，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约10万字的稿子，后来又出了6本书，他把稿费全部存起来了，达到了3万元存款。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当时的3万元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直到父母双亡，仍没有花掉。于是，艾丰放开手脚，为自己花了这3万元，却引出一个轰动一时的私家车的故事。
记者是一个跑来跑去的职业，交通很重要，再加上艾丰天生好动的本性，对于“车”他有特殊的情缘。
刚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的时候，他的分工是跑朝阳、海淀、丰台三个近郊区，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父亲转给他的一辆旧自行车。这辆车用了17年，一直用到1978年，实在不能再用了。正好，那时刚刚恢复稿费制度，艾丰就1977年青藏之行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一下子得了80元钱稿费。80元钱，当时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艾丰领到稿费，什么也不多想，立即用它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是人家用过的旧自行车。因为当时的新自行车大约需要200多元钱一辆，艾丰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从1965年开始，艾丰接触了另一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摩托车。1965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全国人民搞战备，新闻单位、广播电台更要搞战备。艾丰18岁入党，当时是电台民兵连的指导员，自然也就成为“战地记者”的主要培养对象。战地记者要会开摩托车，会收发报，等等。组织上让他学了三个月，把收发报学会了，把14个灯的高级收讯机的维修也学会了，后来，又学会了摩托车驾驶技术。但全台只有一辆摩托车，平时他只能看着别人开车，自己虽然手痒，却没车开。
“争”房子（3）
1981年，艾丰分配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记者部要配备交通工具，报社买了辆日本的“三菱”摩托车。新奇呀，摩托车在那时可真是稀罕物件，便有几个人学着驾驭铁骑，结果摔了个鼻青脸肿，后来谁也不敢学了。于是，那辆车就成了艾丰的专车，采访、开会、办事都用它。
由自行车到摩托车，这是艾丰交通工具的第一次升级。
虽然有风险，但驾驶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尝一尝风驰电掣的驾车乐趣。1986年，他又抓住一个机会学会了汽车驾驶，并领到汽车驾驶执照。学会了开汽车，他对摩托车就不感兴趣了，因为骑摩托车有许多苦楚：夏天是热风，汗毛孔吹起来却又很冷；冬天天气一冷，摩托车发动不起来，往往一踩一身汗，皮衣内很厚的毛衣、内衣就会湿透，车行在路上直往汗毛孔里灌冷风，时间长了，两条腿患了关节炎，天气一有变化就隐隐作痛。有了汽车驾驶执照却没有汽车开，心里痒痒得很。公家有汽车，但每辆车都有专门的司机，别人是不能动车的。于是，他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自己买一辆汽车？！
买私人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驾车的冲动使艾丰的头脑发热了，他竟然把买车的念头付诸了实施。也有热心的朋友帮忙打听哪儿有廉价轿车，打听到后给他提供线索。线索有了，某水利部门有一部即将报废的苏联产的“拉达”牌小车要处理给个体户。艾丰找去了，说：“你别处理了，卖给我。我买不起新车，就买你这个快报废的车。”对方立即说：“我们卖谁不是卖啊，卖给你更好，我们支持你的工作，你随便给点钱，反正这也是要报废的车了。”艾丰说：“不行，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避免人家说利用职务占便宜。”在他的坚持下，到了旧车市场让人估价。旧车市场的人说：“你这个车，买新车时是四万八，这车要报废了，卖一万块钱到两万块钱都在合理范围。”卖车单位的人说，就给一万吧，艾丰说不行，硬按最高价给了人家两万。买过来以后，又花了五千元修车。
两万五千元钱买一台要报废的车，把三万元的存款快花完了，着实有些心疼，觉得太昂贵。于是他就自寻安慰：如果一直骑摩托车，到老的时候两条腿也就不行了，两万元钱就相当于买了两条腿，值得！有了汽车，办事果然方便多了，效率很高。1992年搞“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时候，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常常需要回到报社开会、看稿件，从北京的大西北到北京的大东南，就靠了“拉达”来回跑。人家看见挺羡慕，说：“你们单位不错，还给你配车，每月给你配多少油钱？”艾丰只好笑着解答：“完全自己花钱，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方便一点。”艾丰心想，补助倒不奢求，没人找麻烦就知足了。
果然，真有人就车找麻烦，而且这麻烦还不小呢！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居然有私人汽车！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有一天，艾丰正在擦车，《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位老同志走过来，踢了汽车一下，说：“哈，你现在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了。”一位研究生同学则不理解地说：“你出门就可以从报社叫车，自己买什么车呀？太傻了。”
在中国新闻界里，谁是第一个买私人汽车的人，无从考察，但新闻界里有点知名度的人买汽车，可能艾丰是第一个。这，成了新闻界里的新闻，四处传扬。人民日报社，那么大的单位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整个北京新闻界都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艾丰，他怎么会有车呢？！
传言很多。既然是传言，就说什么的都有，大都是偏向往坏里说，不往好里说。但谁也不当面向艾丰询问，艾丰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