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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不头肥耳大肚挺。倘若真的把放假取消了，这些人终生痛苦而无处发泄，岂不是“闲杀人也么哥”（《长亭送别·王实甫》）这还了得，苍天尚无绝人之路，我们又怎能平空的如此心狠手辣！让别人活的更有意思岂不更好。可见，放假还有好处，不能一概抹杀，好比批评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得饶人处且饶人。行文至此，突然发现尽是些姑妄之谈。幸而发现的早，赶紧停笔收工罢了。
过些时日，便是五月端午节，怕是又要放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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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
假设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镜就是眼睛的累赘，更是心灵的枷锁，仿佛宗教是信徒的绳套，迷信是愚昧人的桎梏。挺好的一副五官，偏要在鼻梁、眼睛与耳朵之间平空添上个外来物不是纯属多余是什么？眼镜压根儿就不必戴。而喜欢戴眼镜的人，比如戴墨镜这类除了装点外毫无实用的眼镜的人，到底总爱在心灵上置个枷锁，无疑是天地下最笨的傻瓜。傻到哪个程度呢？傻到可以用他（她）的傻来做社论。如果这类人不傻，天下就没有傻子了。话说回来。这些人都喜欢戴眼镜，只表明他（她）们自甘堕落。这类人彻底的无可救药，我们也因此不用过问了。
剩下的人，比如近视眼，远视眼，视神经衰弱的人，戴眼镜无非只求看得清楚。其实这又何必呢。郑板桥先生也说“难得糊涂”，人生难得糊里糊涂，既已做到，何必要戴眼镜呢。我们常说“眼不见为净”，可见世上有些东西还是看不见的好。纵然我们不全是瞎子，至少可以看得糊涂些呀，朦胧不又更是一种美么？挂上眼睛让这尘世一览无余，人生因此而难得达观。何况这“无余”的不彻底。眼镜只看得清表象，关乎本质的东西还得靠心灵来悟解，可是它早已套上了枷锁——眼镜，当然不能纵横驰骋。表象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本质的却浑然不知，人生也因此而受欺骗。这全是眼镜惹的祸。两片透明镜片后边隐藏着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混沌似盘古未出世时的天地的心灵世界。我们不免感到可悲和可惜，仿佛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人生也因此悲哀远胜于欢喜。何不摘掉眼镜，让眼睛享受朦胧的美，让心灵享受明如清水的乐。对于表象，我们“难得糊涂”，之于本质，我们清楚的惊人。人生怎么不达观。古人尚且说“眼花心不花”，我们现代人早进化了成百上千倍，这一点做起来难道不易如反掌。
戴眼镜的人总常换眼镜，大致有两个原因：（一）眼镜款式更新迅速，常换以追时髦；（二）眼镜戴后，眼睛度数不断加深，所以不得不时常更换。这第一个因由直接表明眼镜的销路甚好，很有市场，也间接证明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说深受眼镜*的人数与日俱增，所以眼镜的罪恶怕也与侵华日军的一样，同样是“罄竹难书”了吧。第二个因由表明眼镜对于眼睛实无益处，但坏处却数不胜数。留心观察周身的眼镜携带者（以近视眼为一例），眼睛度数300；600；1000度比烈日下沙漠的温度升的还快，最后总算到了巅峰不再升了。只是这个时候眼镜替代了眼睛，眼睛纯粹就是一个——不，是一双多余的摆设。摘下眼镜跟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到。瞎子的眼睛是紧闭的，他（她）的眼睛是敞开的，所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睁眼瞎”。才不止这些呢。常戴眼镜的人，脸部被眼镜折磨的不成样子，腮骨上翘，与前额弯成几何学上有明目的角度，也正适合挂眼镜。这也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进化之一。并且眼睛变小，成了一条细线，眼眶深陷，仿佛是两个原始人居住过的幽深山洞。一切给人的印象，两个字丑陋，像垂死的病人。天生的缺陷是我们无法补救的，虽然看上去不顺眼，但终究算不得丑陋，不妨说是个性，比如暴牙齿，歪鼻子，突眼珠。而后生人为的缺憾，比如军人胸前的伤疤，那是光荣的象征，比如小偷给打折的烂腿，那是羞耻的写照。被眼镜折磨的怪相，也是人生一大悲哀的主角，“好好的一张漂亮脸蛋……”，“原本是一双多么水灵的大眼睛，可现在……”唉！这样的叹息，听得多了可不能习以为常，甩开眼镜才是救药。
并且戴眼镜实在影响形象。不看别的，但看现在流行的歌星影星的人物，除非特别需要，断不肯戴眼镜的，真是成了睁眼瞎而万不得已也只肯戴隐形眼镜。明星如此美好的形象尚且怕眼镜破坏，不用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还若不快快抛了眼镜来做漂亮的帅男和人见人爱的靓女，真是没有出息了。眼镜还妨碍找工作。重的体力活不消说，戴了眼镜简直是碍手碍脚，好比午睡时的聊天。轻巧活儿，眼镜也是要不得的，漂亮的空姐不戴眼镜，著名新闻主持人不戴眼镜。那些戴眼镜的编剧，导演只好幕后暗地里工作。台前呢，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了。来自《围城》的美国人名言说男人不向戴眼镜的女人*（Men never make passes at girls wearing glasses），可见不戴眼镜的女人才魅力十足以致四射。所以，女人最不适宜戴眼镜。
而且戴眼镜未必见得就有知识，有文化，但无时无刻不显示着无能耐。想啊，一个连心灵的窗户——眼睛都无能保护好，那他还算什么有能力呢！何况戴着眼镜心灵上了枷锁，受了重击，那是一个不知怎样深黑混沌的世界。眼睛在镜片下倒是闪亮闪亮的，谁知道那胸膛不包着一颗乌漆黑暗的心。还有，眼镜的设计压根儿就不科学，全靠着玻璃片儿什么的帮助眼“晶”，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典型。要像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法西斯一样，摔破天下眼镜，一来拯救受此*的天下苍生，二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作于2005年7月22日
基础
好比盖房子，最重要最花精力的不是砌墙，而是挖墙基。墙基当然是房子的基础。因此我们只好说基础是最不易成的，而且还必须得去做，仿佛是穷亲戚硬着头皮碰运气登富门，想捞油水。他只能空手而归。不，还要受一肚子气回家。穷人因为没钱所以需要钱，富人也因为有钱所以不肯施舍。我们说房子是“盖”正是最中肯的见证，先下再上，打好了基，砌成墙，最后封顶，才称作盖嘛，基础总是在最下层，仿佛是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民，资产社会的工人。墙基不仅在最下头，而且不够，还得往地下延伸，好比是战争时代的地下党。地下党不比地上党，终生躲在地下，不得见天日，任人鞋脚，畜蹄禽爪践踏，可毕竟是胜利的种子，成功的根，终有一天会发芽开花，长出地面去，吐出新的一片芬芳，替了污浊的空气。照例基础也重要的不可替代，不可或缺。谁都知道做任何事都得有扎实的基础作依靠，所谓“做足功课”。不用说复杂的技术，繁琐的运算，不朽的创造，或者精明的外交，明哲的处世。微举一例，便是“无用文人”（文丐），也非得有扎实深厚的基础不可。
做学问的人最看重基础，也许是最需要基础，仿佛救济金应该给最贫困的人。可是基础，好比是东方人的桃花源，西方人的乌托邦，或者是学者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真理，要想得到它并非易事。古人常有“十年寒窗”的故事。其实不止，要等了一鸣惊人天下闻的才算基础打好了。而那以前的时光只好比是幼儿园的启蒙，打基础罢了。打基础不像做别的事，没有限量的，有人只要一年，可有人需要一生。《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就打了六十年的基础，大可谓是耗尽毕生光阴。这样的功名不要也罢。后人记住他，却不是功名。这便是最充分的理由。不扯远了，这里只是说基础不好打。现代，虽然发达，可基础也不好打。古时的书生，现在的学生，耗掉生命的九个春秋还远没有所谓的扎实基础，于是念高中，继续打基础——在幼稚园里的时光只作孩童的玩耍，不算罢了——要考入大学才算完事，好比鲤鱼跳龙门。据说学生跳过了龙门着实享福——还谈不上幸福。上了大学就不用学习了，这是亲身经历人的经验。要还像打基础的时那样起早摸黑啃课本，那人简直是笨坯，也太不时髦了吧，仿佛久离家门的归客，虽是自己的家可总不免有不适的尴尬。可见（学问的）基础难打，并且没人愿打，所以做学生的个个巴望着上大学好享福。可是愈不愿打基础，愈是个个都得打基础，还得打好了才能享福。基础是如此难打，打基础的学生因而备受磨难。有人说世上最累的人是清早的清洁工和高中的毕业生。清洁工只在早晨，而这些学生也俨然是物质文明时代的机器，整天的不停的运转，而且不计折损费的。可学生到底是人，所以称作肉体机器才更合适，才算尊重知识分子。学生为打基础而受的苦，这里当然是诉不尽的，个中滋味也只有个中人才知道嘛。我们这些人怎么有闲工夫来深入体会呢。
可是，中国农民深有体会。农民可谓是社会的下层，坦率的说，很多人在念到“农民工”的称谓时多少都带点中偏下的语气。正是基础阶级。他们从事的农业，据说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真是天衣无缝的配对。可奇怪不解的是在中国占七成的农民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视为基础的农业——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人人皆知难做，无前途而不乐从事。可怜的农民工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苦守几亩薄田，于是“农民工”阶层诞生了，这便是最有利的证明。虽是经济基础也没人愿打，仿佛基础是病毒，或者害传染病的人，无人愿靠近。照理这么一个既难且违人愿的东西早该抛弃在历史的废墟里，何故还存活至今，而且每行每业都找得到它无形的触角，甚至泛滥成灾？对此，我们只好苦笑，仿佛基础在说“怎么着？给我好好的做”。这时，我们坦白的承认对它没折，只好照做了。人类绝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基础是个如此下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却异常重要，少它不行，仿佛后宫里的太监，虽是个无用男人，但若真是换了有用男人准一团混乱，就算天赋神权的大治者——皇帝也制止不了的。正如盖房子，不挖墙基，这房子绝不会长寿。
处事精明的人总是于大事了了于小节仔细认真。照这理越是重要的东西越无人认真，至多是口头的作风，形式的走样。因而基础的东西当然无人乐于问津。不仅因为它难，也因为它重要。掉下进的天文家，眼睛也还是向上看的，伊索这则寓言不愧是最妙的预言。我们索性也不用再管基础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一齐向象牙塔的顶尖进军吧。这不正是人的本性么！
作于2005年8月15日
守岁
故乡有守岁的习俗。即是习俗当是盛行已久，这是一件既传统又浪漫的事情。我开始守岁已是很早的事情了，最多不过*岁，现在也记不大清楚，但是我清晰的记得那是受最亲爱的爷爷的影响。
守岁是大年除夕之夜不眠而辞旧迎新的乐事，所以守岁一词还是极其妥帖的。年三十这一天可谓是故乡人，甚至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村人最热闹，最美满，也是最忙碌的一天，家家都要准备年夜饭，忙并快乐着。说到年夜饭，那可真是丰盛，满满的一八仙桌。二十来盘菜，蒸煮烤炒，精雕细琢，色香俱全。吃起来更是不同凡响，一同下肚的还有快乐，幸福，美满和祝愿。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年夜饭时吃不了多少的，正是爷爷常说的“年饱”。若是在平日里，狼吞虎咽，丑态毕露了。菜自然剩了不少，按照习俗，要一盘一盘放进早已准备好的大木盆里，并且千万记住要用盖子遮住盖好，可见不得光，留着以后正月里慢慢品尝，这是一年的辛苦，一年的丰收，也是新一年的祈福。饭呢，只盛了半勺，那么小的碗，可还是剩了许多。有几年，爷爷碗里饭不多了，眼看就要吃掉，可他总停了筷子，告诉我们要年年有余。余了许多饭菜年初一初二吃。按习俗年初一是不能用“生”的，只能吃余出来的。
我们这里，吃完年夜饭，刚刚七点。于是泡上新茶，端上点心，围坐在火桶（南方人冬天取暖的工具，圆圆的，每个可以坐两三个人）上，说家事，看电视。一家人说说笑笑，乐意融融，不断的笑声与外边不断的爆竹声把这年的气氛烘托渲染，浓于水，烈似酒。爷爷看完了新闻，总不忘记在奶奶的遗像前点上大香。这种香又粗又长，竖起来有一米来高，只要两根就能点到天亮，我逗着爷爷叫它冲天香。奶奶去世十几年了，爷爷年年如是，从不忘记。然后，他又蹒跚着去司命老爷那里点上香火，再让我们打开家里所有的灯，这才去开自己房里的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