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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么几种，他们又怎么舍得奢言淘汰？
胎生与卵生（1）
从前有一个秀才，整天抓耳挠腮、唉声叹气也写不成一篇文章。他的太太在旁“噗哧”一笑：“怎么你们秀才做文章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难？”秀才说：“你们肚子里有孩子，当然生得出孩子来；我们肚子里没有文章，怎么做得出文章？”这个故事用笑料点破了文学创作与怀孕生育两者的相似之处：作文的人必先“肚子里有文章”，一如妇人生育必先“肚子里有孩子”。故事里面的那个秀才似乎并不明白这层道理，他说“肚子里没有文章”，意思是胎儿乃有形之物，瓜熟自然蒂落；文章乃无形之物，何处扑影捉风？他这句话是理直气壮说出来的。殊不知写作是诚于中而后形于外，是作者的“腹中”先有了“内容”，内容组成形式，化为媒介，因此，“肚子里没有文章”恰恰是秀才对自己的嘲笑。
许多人说，蚌怎样生出明珠，作家也怎样产生作品。蚌在河岸海滩张开介壳，迎接阳光，它是无猜的，不设防的，没有预定计划的。谁知一阵风吹过，蚌肉里落进一粒沙子。蚌肉是那么细嫩，而沙子那么粗糙坚硬，真是一种难堪的侵害。蚌在受辱之后赶快把外壳合起来，关得那么紧，那么严密，可是它再也没有办法把已经侵入的沙粒排出去，那沙子摩擦它，伤害它，无止无休地折磨它，它只有从体内分泌出一种含有云母的粘液，涂在沙粒外面来减轻痛苦，云母干了，再涂一层，……再涂一层，专心致志，念兹在兹，直到有一天，那粒沙子变成了珍珠。
人在幼儿时期简直是个暴君，无论他想做什么父母都得依着他。幸亏他的欲望非常简单。等他慢慢长大，面对社会，他就逐渐尝到挫折的滋味。人，可以说是在挫折中成长的，“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可与人言无二三”，有些重大的挫折造成“心的伤害”，终生隐隐作痛。在他心里有虫子咬他，热铁烙他，尖针刺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忘不了，抛不下，躲不掉。他刻骨地想，内在语言如潮海翻腾。他只好去做某些事情去减除痛苦，其中之一就是文学创作。
且拿失恋作例子。失恋是人生的一种挫折，受到这种挫折的人多半把痛苦藏在心里，他不让别人分担，别人也无法分担。他昼夜咀嚼苦果，吞咽苦汁，疯狂地思念那一切，越想越痛苦，但是不想更痛苦，于是拥抱那痛苦成了减轻痛苦的方法。起初，内在语言是混乱的，不成形的，但是，想着想着，在想了千次万次以后，他能在一段距离之外省察那痛苦，思念依然在循环不已地进行，内在语言却有了秩序和样式，想着想着，又想了千遍万遍之后，痛苦化入那语言作成的形式之中，翕然无间。有一天，内在语言变成了书面语言，痛苦也随着从内心移到纸上，藏在物质里。这就像婴儿脱离了母体一样，孕妇的灾难已完结，创造的满足随即到来。那失恋的滋味本来不堪一说，现在却有一种方法向天下的陌生人倾诉，非但不会招致讥讽，进而由他们分担痛苦，也由他们分享那痛苦解脱之后的了悟。但是并非所有的介壳类动物皆可生珠。有人在失恋之后整天打牌，有人因不能升级而终日饮酒，有人在阴历元旦那天心情不好，就拿起电话随便拨个号码，告诉对方：“你家有一个人马上要死。”有人听见别人生了孩子马上叹息：“又是一个讨债鬼！”因为他结婚多年还生不出孩子来。殷浩受了挫折，心中念念不忘，可惜只是在家“咄咄书空”，未能“珠胎暗结”。屈原行吟江畔，才念出来《天问》、《九歌》。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别人亏待他，迫害他，他却生出美，生出价值，生出人类文化的产业来，所以好的作家是国家社会一宝。
文学作品感性为表，理性为里，具体中见抽象，寓大于小。作家创作时或者从具体出发，或者以抽象为起点。一篇作品，如果因“心的伤害”而来，它的孕育过程乃是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而理性，因为伤害由生活的事件造成，而事件是具体的。安徒生号称“童话之王”，受举世推崇，但他的童年在别人的轻视与压抑下度过，并不“绚烂”，他的心灵的伤痕可以从《丑小鸭》中窥见。我们都知道母鸭自己不能孵出小鸭来，主妇把鸭蛋混在鸡蛋里让母鸡去孵化，雏鸭混在一群雏鸡里难免遭受歧视，然而小鸭中却有天鹅，有朝一日飞上天去！“丑小鸭”究竟是指安徒生自己，还是指他邻家的一个女孩？这个问题在这里无关紧要，若论起点，丑小鸭当然是安徒生的“心路历程”，若要推究终极，安徒生的丑小鸭可以安慰勉励一切众生！
胎生与卵生（2）
从前，我是说当我还是一只雏鸡或雏鸭的那年代，不作兴父母对孩子按时发放零用钱，我们常常为了没有支配物质的权力而烦恼，常常觉得有些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心上，“生活”迫使我们反复思索此事，有时到了“魂牵梦绕”的程度。那时我们有一种幻想，以为把瓦片埋在地下，日久会变成铜币。于是我们搜集一些干净漂亮的碎瓦，找荒僻幽静的地方去埋藏，有时候我知道这是一种游戏，有时候十分认真。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瓦片埋在哪里。我读书读到尤里西斯装疯在田里种盐，想到那瓦片。我到银行去取钱的时候，有时以为是把瓦片挖出来。既然有这种感觉，我知道我“受孕”了。我曾经想写一个故事：台湾南部农村里有一个孩子，他没有零用钱，他埋瓦片。后来他离开家乡到很远的地方——甚至到了国外，把那些瓦片都忘了。后来他回到故乡，想起瓦片，发现以前埋藏瓦片的地方现在是一座水库，那汪洋的波光，跟白花花的银子无异，——这是一层境界。以前埋瓦片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大厦，底层是一家银行。他呆立门前看人家出出进进，怅然若失，因为钱都被别人拿走了。——这是另一层境界。我想还可以有别的境界。
作家的观察力、想像力、体验的能力都可能因“心的伤害”而增强，“一朝被蛇咬”的人看草绳，必定和一般人不同。有一位作家说，他从小常被后母打骂，挨打的时候钻到八仙桌下躲避，四条桌腿这种象征性的栅栏，无效的防御工事，至今引起他的紧张感。有一位作家爱吃花生米，但不多吃，他可以用五千字写一粒花生米令人一口气读完。他说，童年时随着祖母逃难，一路上十室九空，他们整天没有饭吃，祖母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把花生米，一面拉着他走路一面用花生米喂他。祖母先把一颗花生米塞进孙儿的嘴里，然后把一颗花生米放在自己的嘴里，然后再把一颗花生米送进孙儿嘴里……我们写八仙桌，写花生米，一定写不过他们。
挫败对作家似乎有益。人生中有种种遭际，在别人看来是负债，对作家却是收入。“一旦归为臣虏”对一位国王当然太不幸了，可是对李后主呢？“家破人亡”对任何人都是不幸，可是对曹雪芹呢？有人统计古今中外有多少作家坐过牢，有人指出中国诗里面的悼亡诗都比定情诗写得好，下第诗都比应制诗写得好，除夕做出来的诗都比元旦做出来的好。有人说文艺创作是苦闷的象征，有人说要造就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别让他得志。进而有人说，作家即使生活得很好，也要有一种“挫败感”，挫败感是一种主观上的不得意，它一如春情发动期，是可以受孕的征候。这一切说法都是为文学的胎生说下注，传统的文学理论家自来赞成胎生。
所以，文学创作是“有病呻吟”，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有一位作家说，创作是我的“私事”，与人无涉。另一位作者干脆提出口号：“为我自己而艺术”。所以，作家的心思意念是无法掩饰的，他的情感是不容虚假的：“爱情和咳嗽都不能隐瞒”，临盆生子尤然。我喜欢崔宁碾玉的故事，崔宁是一个玉匠，秘密和郡主相爱。在当时，这种恋爱触犯礼法，他们于是私奔，于是被官府追缉。他们藏得很严密，但是崔宁碾出来的玉观音每一尊都逼肖郡主，无法有别种造形。官府的侦探以崔宁的作品为线索，一路追查，逼得崔宁无处躲藏。崔宁在家庭破碎之后流离失所，双目失明，他什么都不能做，可是仍然能够碾玉，他碾出来的观音像更精美，观音的面貌也更像郡主——他的妻子。爱情受到阻挠，婚姻被拆散，崔宁的内心是痛苦的，痛苦产生了艺术，艺术作品流露了他内心的秘密，他不想掩饰，也不能掩饰。有人说作家是一种最不能保守秘密的人，有人说作家以表白心迹为职业，诚然，如果那些作品都由“胎生”而来。
文学作品并非完全出于胎生。胎生之外，另有一种创作程序，可以称之为“卵生”。母鸡从蛋里孵出小鸡来，那些蛋并不是它自己生出来的。有时候，一如《丑小鸭》中所写，其中还混杂着鸭蛋。无论是自己下的蛋也好，别的鸡下的蛋也好，甚至鸭子下的蛋也好，天鹅下的蛋也好，只要盖在翅膀底下，那母鸡就忠实地忘我地拥抱那些蛋，就会在半昏迷状态中发着高烧，用自己的体温去孵化那些蛋。它不准任何人碰那些蛋。从那些蛋里孵出生命来是它的天职，它的宗教。它是那么认真，那么热情，那么专注持久，以致它和那些蛋不分彼此，合而为一了，它以生命唤醒了蛋中的生命，生生不已、延成一线了。最后，那些蛋变成鸡，脱离母鸡成为独立的个体，母鸡也清醒过来，恢复正常。——写作，有时候恰是如此。
胎生与卵生（3）
卵生和胎生的分别是，卵是外来的，由外而内，胎生由内而外。在胎生的比喻里，“心的伤害”是作品的胚胎，在“卵生”的比喻里，“社会使命”是作家要孵的蛋。文学作品对社会有影响力，作家是有影响力的人，他应该怎样使用他的影响力？他希望社会发生何种改变？他要尽他的力量在宇宙间加些什么减些什么？在这方面，“胎生”是不能自已，不能控制，不能预先设计的，“卵生”则可以。“卵生”从选蛋开始，那时，作家是清醒的，理智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将来做出来的是什么。作家在选取了蛋——也就是社会使命之后，他热烈地、忘我地拥抱那使命，他要钻进那使命中去，也要把那使命引进他的灵魂中来。他完全爱上了那使命，他进入母鸡孵卵那样的昏热期。那使命本身并不是文学，可是，它包含着成为文学作品的可能。作家，由于他是作家，他以特殊的能力把那使命转化成作品，也借作品完成那使命。
作家的使命感是非常广泛的。丑的恶的，要改革，固然是使命，善的美的要鼓励赞美，也是使命。世上有特立独行之人，做出令人景仰的事，他并没有刺伤谁，可是有一个作家认为这样的人可风可传，应该让天下后世知道人生境界可以到达这样的高度，他要为那人写传记，或者把那人当作长篇小说的主角，这也是使命。有许多人拿韩国的亡国经验写（日据时期）小说，其中最享盛名的一本却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韩国亡国对那个日本人毫未造成伤害，而是那位日本作家认为韩国亡国的经过应该扩成全人类的共同经验，这些都可以称为作家的使命感。
我想，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卵生”是怎么一回事。上作文课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作文的题目，也就是给你一个蛋，要你孵。“作文指导”之类的书大半是教人怎样孵蛋。有人说作文应该先有文章，后有题目，怎可先出题目教人作文，那是“胎生”的论调。支持“命题作文”的人说，先生在出题目的时候替学生想过，在学生的生活经验范围之内命题，使学生不愁没有材料。这是希望外来的使命和内在的表现欲望恰好一致。在作家的创作经验中确有这种“天作之合”。某杂志以养狗为题征文，某作家在接到征文信那天不幸被狗咬了一口，于是下笔万言，文情并茂。不过这类事到底不常有。
伊索寓言是典型的卵生文学。这本书包含许多小故事，每一个故事后面有一条教训，事实上是先有那教训，后有那故事，每条教训就是一个蛋，故事从教训演化而来，一如蛋中孵出。有人不赞成那教训，于是动手修改那故事，说是龟兔赛跑的结果龟仍然输了，兔子仍然赢了，结论是：愚笨的人纵然努力也难望有多大成就。耶稣说过浪子回头的比喻，以浪子为前车之鉴，劝人悔改，有人改写这个故事，说是浪子虽然悔改了，可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弟弟正吵着要分家产，要变卖产业外出远游，历史重演，覆辙当前视而不见。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