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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尚未成为作家的人，可以把写作当作一项技能、一门手艺来学练。这种技能就是把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有些人平常能言善道，一旦提笔写作却一筹莫展，这样的人往往把写作和说话看作断然不同的两件事情。他也许听说写作是天才的工作，要由文曲星下凡来做，他也许听说有人写了一首诗立刻升了大官，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赶走了成群的鳄鱼。他也许听说作家死了，玉皇大帝派乐队来迎接他的灵魂，请他去做秘书。这还得了？我凭什么能做这件事？现在我们低调些，别把作文课堂上的人吓呆了。好的作品可以惊风雨泣鬼神，但是当初也有一个阶段像做瓷盘那样学过。欧阳修是大作家，但是字怎么写，怎么用，他母亲辛辛苦苦“画荻”教过他。单单画荻不能使欧阳公成为大作家，但是不经过画荻这一类的阶段恐怕更没有希望。欧阳公写的是文言文，要在口头语言之外另有一套书面语言，他受的训练比较复杂，今人写作，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非常接近，有时候简单，可以一致，迈出第一步到底容易。“汉字写白话”，“我手写我口”，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或一个心思周密的人，都没有理由望着方格子发呆。只管写，写你的话，写出来再添，再改，再“延长”。
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文章和说话不完全相同”。请注意，不是完全不同，而是“不完全相同”。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通常，“写”比“说”简略，在电话上要说五分钟的（五分钟可以说一千字），写信也许只要三五句。老李在电话里对小王说：“明天下午我们在一块儿吃饭好不好？六点半，在中华路会宾楼，你知道这家馆子吗？在人人百货公司大楼。让我想想看，你开车来怎么走。那段路是单行道，你别走成都路，你从北门口那边绕过来，才可以靠会宾楼门口停车。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下午，六点半，会宾楼，先到先等，不见不散。”如果不打电话，而是写信，字数要少得多，至少，“让我想想看”之类的话不会有，因为写信可以想好了再写。把时间地点再重复一遍也无必要，因为看信的人可以重看一遍。由此可见由话变成“文”，往往要删减许多字句，这就是文学家经常主张的“简练”。这个经验，凡是在开会或演讲时作过记录的人都有，在字面上，写下来的总比说出来的少。
另一种情形恰恰相反，把“话”写成“文章”，作者有理由增添字句。我们说过，写作是为了表达，有时候你多写几个字、多写几句话，才可以把你要表达的东西（也就是内容）表达出来，面对面说话的时候有手势、声调、表情帮助表达，写在纸上，这些都没有了，你得增加字数来弥补损失。如果我告诉你“昨天我碰见小张”，如果我把重音放在“小张”一词上，如果我说这话时有惊讶兴奋之情，那么写下来就是“你猜我昨天遇见谁？我遇见小张了！想不到吧？”另一个假设是，当你面对危险时，你说“我不怕！”可是嘴唇发抖。如果写下来，就不能只写“我不怕”三个字，嘴唇发抖也得记下，或者是：“我嘴里说不怕，其实心里十分紧张。”
语 言（3）
“话”和“文”最大的差别还不在此。人在说话的时候，常常要先思索一下：怎么说才合适。这种考虑是一种修改。等到写作的时候，这种修改的工作尤其需要，也尤其方便。这种修改有时十分精细，某诗人自述他一天的工作，他说：“我整天都在修改我的一首诗，上午，我在第二句下面加了一个标点，下午，我又把这个标点删掉了。”这是笑话吗？我想不是。李贺作诗几乎“呕出肝脏”，有他母亲作证，贾岛“二句三年得”，大约也不骗人。
写作能推敲琢磨反复修改，而读文学作品的人又能从容品味百读不厌，所以文章往往比说话精致，细腻，结构复杂而寓意深远。这使文章有了独有的光彩，独立的特性，不仅仅是“话”的影子。只要不过分极端地发展文章的这种特性，它仍然是“白话文”，它的光彩可以照亮“话”，增加“话”的文采，它的特色可以成为“话”的特色，把“话”提炼升高。伟大的文学家是改进语言的人，甚至是创造语言的人。有些话我们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看了某一篇作品才知道。有些话我们说了许多年，后来听见某一部广播剧或看过某一部电影，才知道有更好的说法。李贺贾岛用文言写作，需要字斟句酌，现代的白话文学也需要千锤百炼。佳句天成，妙手偶得，到底只能偶然得到；咳嗽吐痰都是文章，到底只是夸张形容。
本段前面有一句话值得重说一次：对文章的增删润饰不要过分，不要极端发展。怎样才算恰如其分呢？这问题要回到语言上。写作是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而内在语言就是心思意念。写作是把心思意念转化成物质媒介，这个露出外面的物质必须对藏在里面的心灵非常忠实，如果修饰能增加忠实，修饰是必要的，如果修饰能招致虚伪，修饰就是多余的。过分修饰，无论用文言或白话写作都足以伤害作品。而白话文学更不容矫揉造作、雕琢堆砌，那不仅伤害作品，也伤害了语言。
字（1）
写作是把内在语言转为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文字，是有组织的文字，是经过组织能够使作者表达心灵的文字。文字是一种媒介，对学习写作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工具，可以操练使用以发挥它的性能。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把字一个一个教给孩子，因此，人们有一印象，“字”即一个一个方块字。白话文兴起以后，大量使用复音词，给新出现的事物命名也都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新词，于是人们又有一印象，“词”是单字加单字的成品。文法学者说，词是表示观念的单位，它可能是一个字，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尽管如此，练习写作的人大都把“字”和“词”分别对待，字是单字，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僧推月下门改成僧敲月下门，推和敲都是动词，可是，据说这是“炼字”，“小桥流水人家”和“小桥流水平沙”才是用词不同。有人把写作课程分做用字、遣词、造句、分段、谋篇，越往后字数越多，足以看出这种意见之“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受外来的影响很大，有些说法得放进外文的背景里去了解。我们现在谈文学，提到这个字那个字，其实在中文里面，那个字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或三个字，（是一个复音词）。可是大家通常不说“这个词”，仍说“这个字”。因为这个“词”是从外文翻译而来，它本来是“一个”外国字，只是中文译者用两个三个中国字来译它而已。“电视这个字”，“语言学这个字”，这样的句子在报刊杂志上层出不穷，字和词的界限更不分明。
现在为了方便，把字词合并讨论，字和词的界限并不严格，是作家眼中的字词，而非文法教科书中的字词。写作，最基本的要求，是作者能识字用字。他当然不能认识所有的字，但是，他得认识他需用的字。现代作家用白话写作，用字比文言时代的作家少些，但他认识的字应该比他写作使用的字要多，因为他要阅读文言典籍。他用多少字？有几种统计资料可作答案，他或者需要六千字。从前有人自称“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这话很自谦也很自负。中国字有四万多个，一个现代人能使用五、六千字，诚然不多，但是，这五、六千字可能组合出来的“词”却算不清楚。作家识字用字尽管有限，储存词汇可能无限，老词、新词，他还可以自己创一些词。在写作时供他役使的，并不是那有限的字，而是那几乎无限的词。
有人说拿破仑字典无难字，中文字典有好几个“难”字，难查难认难写……难查是实，难认难写未必。即使难查也得多查，即使难认难写也得多认多写。一个人，既然已经或者准备用中文写作，他应该热爱中国语文，否则，何必对它投入那么多心血？对于中文，越难认越要认，越难写越要写，直到查出兴趣来，写出爱来，认出美来，更不肯罢手。中国话简直成了他的嗜好，中国文字简直成了他的情人，中国文学简直成了他的宗教。要有这几分痴迷、几分热狂、几分固执，“衣带渐宽终不悔”，才做得成中国的作家。
现代作家不仅要“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还得“用字不多，字尽其用”。用字不多的意思是说无须像古文派作家找冷僻的字使用，字尽其用是说抓住中国文字的特性充分发挥。一种语文的优点及其可爱之处，多半要靠使用那语文的作家发掘、发扬，甚至创造。一个中国作家也必须能证明中文可爱，他的作品才为人所爱。有人嫌中国字的笔画不规则，那么读缠绵凄清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全是方块，那么读对仗工整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是单音字，那么读铿锵高亢的“风急天高猿啸哀”试试看。从前的文学家已经充分证明中文可爱，并使全世界爱他们，而今轮到了现代作家。
一个字可以分成字义、字形、字音三部分。三者以字义最为重要，字形是教人看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音是教人听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义有“本义”和“引申义”。本义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刚刚造出来时的用法，后来用来用去，它的意思扩大了，用途更广了，于是产生了引申义。这好比向水中投入一枚石子，水中出现一圈圈的波纹，圆心是本义，那一层层圆周是引申义。“经”这个字的意思本是古时织布机上的直线（横线叫纬），织布时，横线来往穿梭，直线不动，因此引申出一个意思来，不常变动者为经，如经常。不变动的东西价值高，品质好，因此最高的最好的叫经，如《圣经》、经典……许多字都是如此。
字（2）
观察字词意义的引申是有趣的工作。前面提到“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拿破仑生前并未编过字典，身后也没有一部字典以他的名氏命名，在这句话里，“字典”要用它的引申义来解释。字典是什么？它是一本“书”，是人们用字的总汇，对每个字的用法有可靠的说明。“拿破仑字典”就是拿破仑用过的字（第一次引申），也是拿破仑说过的话（第二次引申），一个人说话用字代表他的思想，拿破仑既然从没有说过写过“困难”，也就表示他从未想到困难，从来不怕困难（第三次引申）。为什么不干脆说“拿破仑从来不怕困难”呢？因为这样说没有文采，平板无趣。
有文学效果的语句，多半爱用字词的引申义。“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这个坟墓决不是埋葬死人的地方。“爱情可以化陋室为宫殿”，这个宫殿决不是真正的白金汉宫或真正的明清故宫。“友谊是调味品，也是止痛剂”，这个调味品决不是椒盐蒜粉，这个止痛剂也决不是阿司匹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句话使许多人大惑不解，“弱者”并非个别实体，如何有名字？“女人”并非专有名词，又如何做弱者的名字？这是只注重“名字”一词的本义，忘了它的意义可以引申。在这里，“名字”的意思指外表、外形、表面。弱者是女人的内容，女人是弱者的外形，也就是说天下女子皆是弱者！这是哈姆雷特的愤慨之言。他为什么不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呢？名字是弱者未必就是弱者，“内容”是弱者才是真正的弱者。
写作的人早已发现，字形字音跟文学上的表达有密切关系，先说字形。“玉蜀黍在月光下露齿而笑”，此处必须用“齿”，不能用牙，因为“齿”这个字的形状可以使你觉得看见了一粒粒排列的玉米像骨骼刻成，于是有恐怖的效果。白天可以鸟叫，夜半只宜“乌”啼，“乌”比鸟少一短横，那一短横恰是它的眼睛，夜是黑的，乌也是黑的，怎能看得见它的黑眼珠？这样，更使读者觉得面对茫茫的、深沉的夜。描写大的乌龟，我赞成写“龜”，描写小小的金钱龟，我赞成写“龟”。大户人家灯火辉煌，我赞成写“燈”，若是“人儿伴着孤灯”，我赞成写“灯”。“泪珠儿点点滴滴湿透了罗衫”，这句话看似平常却予人印象甚深，你看句子里有多少三点水和四点水！那都是黛玉的眼泪！
我在电视公司工作的那一年，发现电视剧的编导对剧中人物的姓名十分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