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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视公司工作的那一年，发现电视剧的编导对剧中人物的姓名十分讲究。务使字的形象和人的形象相得益彰。如果他是个瘦皮猴，怎能让他姓關？如果她是个肥婆，怎能让她姓卜？有一段时间，电视剧里的坏人都姓刁，“刁”这个字的形状尖尖棱棱，难亲难近，最后一笔更是倒行逆施，刀尖向内，我们望形生义，颇符剧情。可是刁府中人来信抗议，指出姓刁的也有很多忠信芳草，不得歧视。于是到了下一部戏，坏人姓巫，“巫”这个字的形状像一张脸，两颊有阴沉的纹，老谋深算，喜怒难测。戏未演完，巫府的抗议信又来了，下一部戏只好打开百家姓仔细琢磨。
再谈字音。有些字音能强化字义，而不同的字音能引起不同的情绪。作家为“表达”而用字，当然第一要考虑的是字义，但在许多可用的字中，倘若有些字的字音也能陪衬烘托，锦上添花，岂不也是一项选择的标准？每读“沉重”二字，总觉得比读“轻松”多费力气，“紧张”似乎又比“轻松”要多动员几十根肌肉。“呼”的字音像吐气，“吸”的字音像吸气。“江”是大水，读来声大，“溪”则声小。“长”之音长，“短”之音短，而“断”的声音亦戛然而断。“马马虎虎”究竟是哪四个字，颇有争论，也许无论哪四个字都可以，这个成语的创设，也许就是用模糊不清的声音来表示休认真和难分明。“吊儿郎当”是这四个字吗？它是怎么来的？这四个音在一起轻松而不成节奏，人们是要用这一组音节来表示没有纪律没有责任感的态度吗？
多年前我曾鼓吹诉诸听觉的文学。我们研究诗歌、戏剧、演说、谚语、民谣小调，发现前代作家对字音巧为运用，现代作家亦有所继承发扬。“渔阳鼙鼓动地来”，其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是那个“动”字，它的声音颇像战鼓，令人惊心动魄。现代作家有人描写锣声，说那面锣响得坦坦荡荡，“坦坦荡荡”的音和义都恰如其锣。“客有吹洞箫者，倚声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段描写尽量避免声音响亮的字，以免破坏了月夜听箫的情调，这段描写又用了许多“屋”韵的字，使字里行间与箫声共鸣。到了现代，一位诗人咏叹广场、夕阳、废炮、鹁鸽，焦点在鹑鸽，用字也多选“屋”韵，读来处处有咕咕鸽语。
字（3）
有一部小说，以中国对日抗战时期的华北农村为背景，其中有一个人物突然卷进疑案，死了。小说描写这件事给当地社会造成的震荡，给死者家属带来的压力，在提到死者的子女时，有一句话是：“他们是遗孽，还是遗烈？”这句话在小说中有很强的效果，它的精妙之处，即在“孽”和“烈”是叠韵，两字的韵母相同，读音虽然相近，而意义又完全相反，特别能表现出事态的暧昧和微妙，也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危机感。俗谚有“上台一条龙，下台一条虫”的说法，“龙”和“虫”叠韵，听来差别很小，想一想差别很大，而两字同韵，顺流急下，也表现了“转眼成空”的事态。如果换成“上台一块金，下台一块铜”，就不能有同样的效果。
作家用字，除了考虑到字形字音，还考虑到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像“梅”这个字，在中国人眼里决不仅仅是“蔷薇科落叶乔木，花瓣五片，叶卵形而尖，边沿有锯齿”而已。它还是岁寒三友，春神的第一位使者，林和靖精神上的妻子，以及许多美女的姓名。它还是许多大诗人大画家的作品，里面藏着美丽的想像和高洁的人格。这些条件使一个中国读者看到“梅”这个字有丰富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一般英国人、美国人看见英文里的梅字所没有的。这是历史文化赋予“梅”这个字的特殊魅力。有人说梅兰芳诚然是大艺术家，不过他有幸姓梅，这个字帮了他的忙。这话有些道理。
谈到历史文化色彩，我们可以谈一谈“关”字。这个字使人想起关云长，关云长是何等人物，我们心中有鲜明的形象。有一位小说家创造了一个义薄云天的江湖好汉，让他姓关。这使他笔下的人物特别得到读者的敬爱。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姓关的姓岳的姓孔的人物有所期待。当年清朝有人写信给大将岳钟麒，劝他反清，理由之一是，岳钟麒的祖先是立志直捣黄龙的岳飞。抗战期间，日本人劝一个姓岳的出来担任伪职，这位岳先生当场拒绝，并且在自己手里写了一个“岳”字给那个日本军官看。那日本人居然点头放过他，这也是历史文化赋予“岳”字的魅力。文学作家是用文字去感染、影响、征服读者的专才，他要充分发挥文字的性能，因此，他用字遣词要连文字的这一部分潜能放射出来。
现代中国读者对西洋的历史文化颇有了解，因此，“云雀”、“橄榄”、“罗马”在他们眼中也放出异彩。“星空非常希腊”，把希腊一词放在中文的背景里看，这句话有些古怪，但是，放在西洋文学背景里看呢？那些星座，那些天神都出来支持这句诗，其中意象瑰丽而诡奇。至于说诗人在中国看星，为什么要扯上另一遥远的空间，那么不住在长安的也看过长安月，不住在弱水旁边的人也饮过一瓢弱水，这仍是文化背景迎拒的问题。
好了，让我们回顾前面说过的话，问题很简单也很不简单，作家用字要善用本义，（这是理所当然，我没有多说。）要善用引申义，要善用字形来帮助表达，善用字音来帮助表达，要善用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来加强表现效果。
句（1）
在一套有组织的文字里，句子可能占重要地位。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完整的意义。这意义，是那个叫作品的建筑物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靠句子与句子的联结与辉映，作者得以实现他的心志。字和词在进入句子以后，立刻发挥作用，尽其所能。“春风又绿江南岸”，若不是前有“春风又”，后有“江南岸”，那个“绿”字有什么值得赞美？“红杏枝头春意闹”，那个“闹”字若非纳入“红杏枝头春意”的序列充当殿军，又有什么“意境全出”？
文学贵创新，有人想到创造新字。人有造字的权力，中国字能从《说文》的几千个字到《中华大字典》的几万个字，即是许多人创造增添的结果。然而当代作家自创几个别人不认识的字，对提高作品的素质并无多大帮助。有人想到用“旧字”创造“新词”，这条路比较宽些。现代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需要增加新的词汇，作家、翻译家、科学家、立法专家都参加了“制词”的工作。新词多，能进入生活者少，因之，能进入文学的也少。新词先进入生活而后进入文学。“分子”接近“份子”，“份子”进入生活。“原子”有原子笔、原子弹，而原子弹可作比喻用，于是也进入文学。“质子”“中子”到现在置身文学之外。“天王星”幸而有电影，“扫瞄”幸而有电视。
有些文学家想到“新句”。新句又分两种：一种是句法新，一种是意思新。先说句法之新，这是形式上的改造或创造。“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似为“樱桃红了，芭蕉绿了”之变。“中天明月好谁看”似为“谁看中天好明月”之变。“香稻啄余鹦鹉粒”似为“鹦鹉啄余香稻粒”之变。“胸中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末句似为“春流到夏，秋流到冬”之变。变造后的句子都令人耳目一新。由于形式内容密不可分，实二而一，句变往往带来义变，“中天明月好谁看”意味着“中天明月虽好，可是谁来看呢？”与“谁看中天好明月”不同。一年四季以春为岁首，以冬为岁暮，“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跨两个年头，有周而复始、无尽无休之意，和“春流到夏、秋流到冬”之有始有终不同。意思虽变，到底许多前人都曾说过，这些新句，新在形式。
“时间过？不。时间留，我们走。”这是意思新，内容新。“我无意与山比高，山不过是脱离社会的一堆土。”这个意思也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专家说，在这名句出现以前，同型的句子有过很多，大家陈陈相因。仔细看专家考虑罗列的句子，因袭者只是形式，论情论景，仍以落霞秋水为胜，名句终非虚誉。形容美女之美，说“瀑布见了为之不流”，很奇俏。这句话是不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进一步夸张呢？未必是。美女出现，瀑布一定仍然在流，但是在瀑布附近惊艳的人为那绝世的美所震慑，对美女以外的现象失去反应能力，在那一刹那间，在他主观的世界里，瀑布不复存在。如果他说，“我不知道瀑布是否依然在流”，也许比较容易为人接受。由“闭月羞花”想到“花容月貌”，花容月貌是旧小说的滥套，但是，“她那天晚上过分刻意修饰，化妆品用得太多，真是花容月貌，一张脸没个人样子。”这就把我们的思路导引到新的方向：桃花一般的人面，人面一般的桃花，都是可怕的怪异！尤其在灯前月下，那简直出现了人妖或花妖。
我们在下笔写作时，可能写出：内容陈旧形式也陈旧的句子，内容陈旧形式新颖的句子，内容新颖而形式陈旧的句子，以及内容和形式都新的句子。写第一种句子自然是不得已，但是无法避免。我们追求、向往第四种句子，然而何可多得！一般而言，作家在“内容旧而形式新”和“形式旧而内容新”两种句子之间奋斗，而且，有时因为内容旧，必须经营新的形式以资救济，有时因为内容新，姑且沿用旧的形式略作喘息。更有进者，新和旧多半是相对的，所谓新，有时只是被人沿用的次数较少。在文学的世界里，“新”又是不易独占的，文学创作发展的“法则”是少数人创造，多数人模仿。“转益多师是吾师”，你模仿过人家：“透支五百年新意”，恐怕“不到百年又觉陈”，哪里需要一千年？那是因为有许多人模仿了你。
句（2）
新文学运动原以文言为革命对象，它的传统之一是排斥文言。文言的传统之一是求简，有时浓缩紧密成为两个读书人之间的暗码。相形之下，挣脱文言之后的新文体清浅平实，疏朗自然。“许家的丫头多的是，谁有金鲤鱼这么吃香？她原是个叫鲤鱼的，因为受宠，就有那多事的人给加上一个‘金’字，从此就金鲤鱼金鲤鱼的叫顺了口。”这段话多么透明、多么潇洒！“姨妈把毛衣交给我，看看还是崭新的。这些年来，倒是我自己把它穿旧了。我没有了母亲，只保留这件纪念品，以后每年冬天，我总穿着它，母亲的爱，好像仍旧围绕着我。”这段话多么亲切、多么生活化！写这样的白话文要才情也要功力，有人以为这样的文章人人能写，那也只是以为。难怪新文学运动提倡这种文体，它确有许多优点。
新文学使用语言，本有“标准化”的倾向，但中国地大人多，交通不便，各地语言自成格局，各有独特的词汇、谚语、歇后语。这些都可以成为作家的筹码、财宝、武器，新文学既以“活语言”为标榜，理应进一步依赖大众的口语。排斥文言所造成的损失，也许能从方言弥补。加以作家也难免偏爱自己的家乡话，于是四川的作家写“耗子”，东北的作家写“胡子”，广东的作家写“打工”，台湾的作家写“牵手”，大家看了，也很喜欢。
“鸡蛋碰石头”固然是好句，“生铁碰钢蛋”也不坏。“丑媳妇终须见公婆”甚婉，“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蹓蹓”却甚豪。“黄河边上卖清水，气死黄河”，“长江边上却饿死了卖水的”，两种假设，各有妙处。说到竹笋：“这叫笋仔，竹的囝仔，常给大人掘出、剥皮，一片一片切下，煮熟，吃了！”你看，这话连用了三个带“子”的字，其中又有两个是“人”字旁，立刻把竹笋人化了，读了，真以为吃笋是残忍的事情，无异把胎儿装进蒸笼。
白话文学以“话”为底本，而“话”本来是说给旁人听的，因此：一、它的句子短，以便一口气说出一口话来；二、句子的内容简单，听来容易明白。“蝇营狗苟”中看不中听，因为单音词和同音字太密集：“像是见缝就钻的苍蝇和见了骨头就啃的狗一样”，又中听不中“说”，因为句子太长，需要中途换气。“像苍蝇，见缝就钻；像狗，见了骨头就啃。”这样才听、说两便，句子短，每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可是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外国的文学作品纷纷译成中文，译书的人对外国语文那样又长又复杂的句子不知怎么有好感，大量照译，有些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