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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为了纪念叔叔，我把这故事记住了。
除非有人记得比我清楚，否则有些事情我不太常提。比方说，我妹妹的朋友比我多，记忆也比我好。当她开始展现记忆时，我的记忆就曝光，细节被抽掉了，住在那儿变得一点儿也不值得。但是我还记得沿着山坡往下走到河边的溪流，我们曾在那里寻找一种有金色叶子和多汁且厚茎的植物，这种植物可以治疗毒葛引起的症状。至于我们是否真的发现那种植物，或者是否真的有人找到，我都记不得了。我记得有一条美丽的黑色瀑布和瀑布流水汇集而成的深池，也还记得四周的圆柱和葡萄棚架。如果你把脚放进冰凉的水中，你会一直冻麻到膝盖。我记得低潮的哈德逊河，并曾在有臭味的泥巴中找到宝物：一块雕刻过的光滑玉石和好多破碎残缺的陶瓷器。我记得我曾经躺在从某个人家前面延伸出来的防洪堤上，听着水声，还发现飞机掠过的声音已经变成和雨或蟋蟀一样，属于自然界的天籁。
我记得，有一两个月，我们放学回家后，我母亲想到要泡茶给我们喝。我记得她会问：“红或白？”意思就是要不要加牛奶。我的记忆对这整件事留下一种反讽的意象，就好像我们母亲知道她是在玩茶会的游戏，但是我觉得她对这件事是认真的，她显得煞有介事，准备了盘子、茶壶，还有一壶热水，以及方糖而非砂糖（“一颗或两颗糖？”“请给我五颗”）。我记不得茶杯和杯碟的样子了，但是记得很清楚饼干（有饼干吗？）不太像饼干，而是她很喜欢、但令我厌烦的奶油饼。到了某一天，我母亲不再为我们准备茶会了，整件事就好像从来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记得，我母亲用拉丁文里头“爱”这个字的动词变化，来唱一首我已经忘记的流行歌曲，她开车上坡到邮局时，对着车窗外大唱特唱，我们小孩子在车里越坐越低，最后滑到座椅下躲着。靠着我窗边生长的紫藤闻起来永远有炎夏的味道，而且让我联想到以前的男友汤尼？华勒斯，他很温柔地教我什么是法式接吻，我们一起站在俯视哈德逊河的山丘上。要是我妹妹说她喜欢紫藤，而且说紫藤就是她最喜欢的花，那我想要大喊“我窗户的外面就有长紫藤”。但是它并不属于我。
老天，汤尼真是帅呆了！他家没有门禁，他有一辆跑车，从四十里路以外就可以听到这辆车的声音。他约我出去，那年我才十五岁，既胆小又害羞，在他预定来接我的时间之前五分钟，我会拜托我妈妈告诉他说我生病了。后来我去他家吃晚饭，我什么都记不得，只记得我好怕喝阿华田，因为我担心他家的海地裔厨师已经在里面下了咒语。我有一个餐厅的火柴盒，上面印了我和汤尼的合照，那是有天晚上我们和他父母一起去那家餐厅合照的。当时他17岁，我16岁。我妹妹帮我把这个火柴盒保管了四十年，后来才拿给我。我的大女儿用银色相框把它框起来，在圣诞节时送给我，让我高兴不已。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汤尼眼睛下方有黑色阴影，而我的眼睛看起来是黑色的——在相机闪光灯中，我的瞳孔张得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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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2）
人家会问，理查现在过得怎样了呢？他记得你吗？是的，他记得我和他女儿莎莉，也记得他的孙女诺拉。我们四个人每周四下午聚在一起，莎莉和小孩从奥尔巴尼过来，我则是去疗养院接理查，一起回到位于伍斯塔克的家。最近他似乎记住了二十八号公路沿线的风景。他真的认得吗？也许那只是当我们经过汤玛士除虫公司时，他的幽默感在作祟，因为他每次都咯咯地笑。有时候教堂出现在我们左手边，我们要转弯时他会说：“我们到了。”他对我们的老狗哈利说：“嗨，小短腿儿。”
我不知道理查的记忆出了什么问题。他以前曾经到芬兰参加比赛，在当地找到他最爱的景象，就是冷白桦树丛。后来他每次遇到困难，他就想起那个地方。他现在耳背得很厉害，几乎连谈话都很困难了。“你记得在芬兰的树吗？”我用吼的，然后看着他吃力听着，努力搞懂我所说的话。有时候这种情况实在很悲哀，此外，要操心的事也够多了。上星期莎莉问她爸爸：“你要用厕所吗？”他摇头问：“为什么？你很需要新鲜的尿吗？”我们都大笑出来，我还把它记下来，以免忘记。
吃完午饭后，理查站在洗碗槽旁的老地方开始洗碗。他还是记得用洗碗海绵在盘子表面慢慢划圈、仔细冲洗玻璃，或是洗净叉子的尖端或叉齿。莎莉和小孩要离开这里回家时，理查和我握着手，从门廊上向他们挥手道别。之后他会戴上眼镜，开始看报纸。狗儿们靠在我们的脚边伏着。下午悄然进入傍晚，在天色变暗之前，我就会带他回到他住的地方，但是时间还没到。现在，他会看报纸，而我会看着他，让已经过去和完成的事情消失在此时此地。
填补虚空（1）
我买的房子还附赠旧冰箱一台。冰箱里有半瓶蕃茄酱、一瓶挤压软管式的芥末酱以及一罐开过的腌黄瓜。我知道对前任屋主来说，要把这些东西丢掉很难，更难的是把它们打包带走。但是别人用过的调味料让我看了实在难过。再说，还有杂七杂八的异味跑进冷冻室，如果拉出蔬果保鲜抽屉，就会有一层架子掉下来，而且冰箱外层是根本没办法清理的皱皮塑胶（我不知道是谁发明这种质材的，但肯定不是手拿海绵清理的主妇）。总之，我就是没办法常去用冰箱，我把原因归咎于是我不常去买菜（除了感恩节）。两年后，我拿着《消费者报导》的统计数据列席尔斯百货去选购，三天后一个崭新的冰箱出现在我的厨房。
我的新宝贝闪闪发光。不锈钢的外壳是贵了点，但它附赠一瓶特殊清洁剂，以及三种语言的使用说明书。蔬果抽屉有不同的保鲜温度可供选择。冰箱的门可承载两桶并排的半加仑牛奶。冷冻室很宽敞，而且闻起来只有很冷的味道而已。它甚至还有一层特别层架，是放鸡蛋的。第一周我买了优酪乳、干酪、苹果、鸡肉、生菜和鲜奶油。我有牛奶、柳橙汁、矿泉水，以及我为女儿和她的朋友来访准备的啤酒。我还把水倒入制冰盘。我邀请朋友来用晚餐，而且做出我母亲拿手的土豆料理——格鲁耶尔干酪、全脂奶油、红色辣椒片、盐、胡椒和豆蔻。是的，我用这些做土豆料理。我自制热巧克力奶油糖浆，买了一堆四品脱装的香草冰淇淋。一个礼拜过去了，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现在制冰盒又空了。你看不到做火腿和奶酪三明治的痕迹，甚至连花生酱和果冻也没有。只剩下一点点绿叶蔬菜，但生菜在蔬果抽屉放了好几个礼拜，已经脆得很不自然了。我也曾经试过要先写下食物采购单，但总是写几行就放弃了。不过，咖啡和狗粮是一定有的（我喜欢买狗粮），而且通常冷冻室会有一磅奶油。我不能再把自己不良的买菜习惯推到冰箱头上，这个新冰箱可是填也填不满的。
也许这是因为我是属于白人社会阶级出身，让我想起几年以前我动笔写的一本食谱，那也是一本白人社会食谱。那时我想把书名订为《精致烹调》。在我那篇永远没有完成的前言里，我说很多白人社会的人其实不是不会做菜，而我们也真的有很多很棒的食谱，例如烤酥饼；又例如烤牛肋排；再例如奶油软糖。我们的问题只在于我们从来不去买食物。我的做菜计划一再放弃，所以也没有经历过彻底的失败。有个朋友要给我玛丽莲？梦露的奶酪蛋糕食谱，我婉谢说我已经有奶酪蛋糕的食谱了。“但这个是非常白人社会的食谱喔，”她说，“这可是一时之选。”其实我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家里的冰箱一点儿也不空。我记得冰箱里放了很多优酪乳、软乳酪、果冻、花生酱、美国奶酪片、切达干酪、羊乳干酪、吃剩的苹果派（如果还有剩的话）、吃剩的牛腩、苹果、柳橙汁、奶油、牛奶、生菜、西红柿、洋葱和土豆。有一阵子我冰箱冷冻室里还有一瓶伏特加酒，酒瓶里有一小缕野牛草。在我不如意的那几年，我整天大口喝我自调的这种甜酒。“白人社会”这种理论像百足之虫，它死而不僵。我还记得我带老友杰利去我母亲位于东汉普顿的家。厨房传来一声惨叫，我跑过去看发生什么事。杰利站在打开的冰箱前，指着里面的东西：一瓶香槟和一罐苦柠檬酱，这两样下面都垫着花边垫布。还有，我记得以前每当我们小孩子跑到厨房，我妈就紧张兮兮大喊：“别偷吃东西！”她升格做祖母以后，喜欢塞给我们一堆烤软干酪、馅饼和饼干。她把巧克力条折成几大块求我们吃。也许以前她买的食物只够吃到晚餐。也许我们吃到的是晚餐的份。她厨艺很好，但有时牛肉也会煮得不够烂。在这种情况下，她老是目光炯炯地看我们努力撕咬牛肉条，然后用挑战的口吻说：“这肉真韧啊！”
我的冰箱运到的时候，我已经把饭厅餐桌拆了，把几个书柜靠着饭厅墙壁摆上。我的生活形态是属于没有饭厅的那种——如果我有朋友来，我们就把餐盘放在膝盖上，在厨房吃——厨房是我通往任何地方的必经之路。真的，唯一的例外是感恩节。现在秋天快到了，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我家到处是空书柜。一箱箱打包好放在纽约市的书籍等着被移到这儿。我坐在新起居室，测量它的大小，结果我发现房子根本不符合我的需要。也许是因为从起居室，我可以看到空空的厨房，我转头又看到空空的客厅。另一边则是几间无人使用的房间，它们安静等待，只等我去，但我不可能同时坐在每个角落。
填补虚空（2）
我认为用餐是一种社交场合。既然独居了，我可没精力去购物、做饭。我随便弄弄晚餐，站着吃东西，然后把晚餐碎屑（通常是涂了牛油的烤吐司）扔到狗儿嘴巴里，狗儿和我都觉得无所谓。理查每周四过来，莎莉和诺拉也会来，我们一起用午餐。理查在那场意外中丧失嗅觉以及大部分的味觉。在他为数很多的重大伤残项目当中，这一项似乎显得还算轻微。不过真的很糟糕，我们吃的是我们最爱的菜色——用奶油和植物油煎小比目鱼，再配上新采收的土豆和豌豆，或在雨天的下午吃自己炸的薯条。去年整个冬天，我每逢星期四就做烤鸡，或是做煎蛋卷。但夏天太热，而最近几乎都是到熟食店买现成的。理查还是喜欢吃，但我不知道他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
这个星期四理查很焦虑。一位新来的医生把他的用药减少了两项——为什么医生喜欢把已经行得通的办法再弄乱呢？我去接他的时候，他很焦躁、沮丧，说他不能和我一起回家，他有计划，他得去办事。我不知道他是否以为自己又回去上班了。他发生意外之后的几年内，有时他会觉得绝望，他相信自己应该出发去采访某条新闻，但他又想不起是哪条新闻。我说：“我们只要在伍斯塔克能办好一切事了。”但还是行不通，他说他得要留下，如果他现在离开，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而且他不能再拖了。他坐在他小房间内的椅子上，我给他的新版《美国传统字典》就放在床上。“我们走吧，”我说，“莎莉和小孩在等我们呢。”但我的话一点用也没有。他站起来摸摸自己的口袋。“我在找东西，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东西。就算我找到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找到了。”他说。
我是怎么说服他和我一起走的？我是威胁加利诱。我们进了屋子，莎莉和诺拉在等我们，理查像往常一样，见到她们很高兴。我们吃着大号三明治，理查也吃了两片巧克力碎片饼干，那是他最爱吃的，但他不要喝咖啡，这样也好，反正也没有牛奶可加。“我得回去了，”他说，一边起身，“时间不早了。”莎莉和我对望一眼。我们才在这宜人的下午度过一小时而已。诺拉在她的幼儿围拦咬着她的圈圈饼，狗儿沐浴在阳光下睡觉，但理查已经往门口走去了，他下了决心要离开，一切都是为了公事。
柜子上有一本新的笔记本。我买下这本笔记本的原因是它的颜色很漂亮，那是很美丽的红色，封面上画着绿色的星球。我把它递给理查，找了一支笔，哄他坐到椅子上。我说：“你可以在上面做规划，写下你要办的事情。”他坐下了，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并且立刻写了起来，他看起来又像是个记者了。他在想摄影机和音效的工作人员吗？他写得越长，我就越好奇，终于，我站到椅子背后，从他背后看他写什么。
“玉米粒——做玉米汤用。生菜、黄瓜、西红柿、切达干酪少许——做沙拉用。牛奶、苹果汁。做三明治的厚片面包。鲔鱼、沙丁鱼、洋葱、火腿。配奶酪的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