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 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被关注
北京沙滩北街2号，原文化部大院内，曾经有两座防震棚般的二层简易小楼。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的主要办公地点。1984年4月27日，星 期五上午，在南侧小楼一层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
讨论会邀请的二十多位与会人员名单，是丁玲和创委会副主任葛洛以及作协创联部共同拟定的，但是受邀的张洁、李陀、陈建功、梁晓声、陈祖芬等中青年作家都没有到会，所以 ，那次会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有草明、舒群、魏巍、雷加、骆宾基、姚雪垠、李纳、曾克、西虹、逯斐、林斤澜等。中国作协党组七个人来了三个：党组副书记冯牧和 党组成员谢永旺、束沛德。中宣部文艺局的同志、《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和《文艺报》的同志，也都到了。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坐得满满登登。
李纳为新老作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忧虑。她说：我去年去陕西，读了几篇前年获奖的作品。我比较关注女作家，特别是青年人，有几个女作家，一个是铁凝，一个是 航鹰，还有一个写女大学生的，我读了，有一种非常喜悦的感情，很想见见面，或者写封信跟她们认识，但有人说，年轻作家都很骄傲，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有一个感觉，我 们跟年轻作家之间总好像不是那么和谐，他们跟我们也不那么愿意推心置腹。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对老一代作家很崇拜，现在年轻作家跟我们好像总有点谈不来。我想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是年龄，另外我们主动去了解他们也不够。比方到哪里去开会，老的呼在一块，新的呼在一块，彼此不讲话，互相有隔阂，这样对文学事业是不利的。老的有经验 ，新的敏感，彼此不要那么矜持。我觉得作家协会是不是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使新老作家多接触，多了解，相处得比较好。后来，李纳在发表于《中国》创刊号上的《致青年女 作家铁凝》那封信中，再次谈了这两个问题。
草明顺着李纳的思路谈下去。她说，青年作家思想活跃，是好的，但在驾驭中、长篇和语言方面还是有欠缺的。不朽的传世之作，语言都是很精彩的。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 有些隔阂，这是否是“四人帮”的残余思想还在作祟？某些文艺界领导无原则地捧青年作家，也有一定责任。魏巍说，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我也感觉到了，是不是应该这样提： 新老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普遍很密切，为了我们革命的文学事业，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新老之间应互相取长补短，而文学刊物对新老作家至少要一视同仁。
舒群有些激动，为许多老作家待遇低十分不平。他说：“我们许多三十年代就很出名的老作家，现在看病要车难，家里又没有电话。有的领导不够坐专车的资格，不够住木樨地高 干楼的资格，却什么都能捞到手，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老作家没权？”舒群列举了白薇和关露孤身一人，无人关怀的事实。他说话嗓门大，又愤愤不平，引来许多人在会议室外 探看探听。冯牧作为在座最高级别的作协领导，一时语塞，脸涨得通红。
2。 魏巍提议：老作家牵头，办一个刊物！
第二天上午，座谈会继续举行，气氛依然热烈。丁玲像是谈感受，又似在做总结，感慨地说道：我们的老作家真是“宝”哇，谁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 ，我们应该把这些“宝”也抢救下来，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哇！
由于路上堵车，魏巍来晚了，他一进来，大家就叫他发言。他也正有言要发，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想提个建议，向作协，也向大家。昨天会议上有人发言中提到成立一个《老 作家文学》，这是戏言，说笑话，但是昨天散会以后，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作协是不是真的需要再创办一个刊物？”魏巍是北京军区文化部的领导，住在八大处，是那次 会上唯一的高级军官。
昨天会上雷加曾发言说：“现在获奖小说印个两三万本，远远不够，我出了三本书，可到处买不到。我们应该有一块固定的地盘，就像《小说选刊》一样，文章寄去了，就给你登 出来，除非我写得不好！”舒群立即高声说：“办一个《老作家文学》，主编是雷加！”舒群的话引起一片笑声，大家都以为是玩笑话，谁也没有当真。
可魏巍当真了。他接着说：“当然这个刊物决不能叫《老作家文学》，决不能以此相标榜。这里要发表中青年作家的文学，而且要占相当的数量，发在重要的位置。但是还有一个 任务，就是要团结老作家，老作家在这上边发表作品，交流经验。搞这么一个刊物，要在作协的领导之下，可以由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去担任主编。比如丁玲同志，你编过《北斗》 ，有传统有经验嘛，你可以指导指导嘛，也不一定要你把稿子从头至尾都看一遍。舒群同志也可以当个副主编嘛！”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间，呼啦啦冒出来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中青年作家，他们聪明敏感，精力旺出手快，一些人迅速成名走红，文学刊物都把眼睛紧盯在他们身上。老作家感 觉发稿困难，不免生出冷寂失落之意，自然盼望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
丁玲说：“有建议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决定的，不要想得太简单了，可能还得由中宣部表态。”今天的会冯牧没有来，丁玲就转向了束沛德：“束沛德，你说 呢，你的意见是什么？你是党组成员呀。”
束沛德迟疑了一下，出言谨慎：“我对这个问题的表态还得考虑考虑。老作家有些特殊的问题，与中青年作家不同，所以有些作协分会专门成立了老作家工作委员会，方便老作家 交流创作经验、安排创作生活。我们中国作协现在有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没有老作家的工作委员会，现在要考虑更好地发挥老作家的积极性问题。至于大型刊物，作家出版社正 在考虑办一个，因为它要出书，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刊物。”
那一天的魏巍是个天才的预言家，关于“作协党组领导下的大型文学刊物”，关于“丁玲主编舒群副主编雷加参加领导”，这些都在日后成为现实。魏巍当之无愧是《中国》的创 议者。
我感觉，丁玲在内心里，确实渴望一份自己主编的刊物。今年二月底陈登科来北京，到家里来拜访丁玲，她就说过：“我没有精力了，有精力我到你们安徽去，当《清明》的顾问 。办一个好刊物比什么都好。现在的好刊物太少了，光是登几篇小说那叫什么刊物呢？刊物里面要有小说，有诗歌，有散文，有书评，但最重要的是评论文章，那是表明方向的。 就像过去冯雪峰写的那些文章，你就是过几十年看，他还是站在那里。”6月20日，在厦门大学讲话时她又说过：“我现在懂得鲁迅为什么不写小说，要去写杂文了，他自己讲，要 打仗啊，拿着个匕首，来得快呀！我没有鲁迅那个匕首，但是总可以在旁边敲敲鼓啊。”但是在魏巍提出建议的会场上，丁玲却保持着冷静和审慎。一个刊物，可不是随便说说就 能办的。她担心作协党组这第一道关就不那么好过。
当时，大型文学刊物全国已有近20种，老牌的如《收获》，新创的如《十月》、《当代》，影响都很大。4月28日中午散会的时候，许多人并没有真正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是 说说而已，谈何容易！”
但是后来在《中国》里边担任主要角色的几个人，谁也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们都把这事装在心里，暗暗谋划。当然谁都明白，挑头挂帅的只能是丁玲。她的态度最为关键。
3。 丁玲心中燃起两把“火”（1）
老作家们的积极撺掇，是丁玲挂帅办刊的外因。我觉得，让她最后下决心创办《中国》的，是两把“火”：一把“火”是全国经济改革的大形势，让她深受感染，放开了胆量；另 一把“火”，是纠缠困扰了她四十多年的所谓“历史问题”终获解决，使她焕发出昂扬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再次萌生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1984年6月4日下午3点10分，丁玲同陈明乘坐的飞机稳稳降落在厦门机场。他们来出席由厦门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丁玲创作讨论会。
厦门大学方面没有给她安排许多“公务”，她一共只讲了三次话。一次在6月14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她的讲话简短之极，整理成文字只有一百多字；一次是6月20日上午与厦门大学 师生的见面会上，她在秦兆阳、马烽、陈登科之后讲话，主要是结合在座诸位老作家的创作经历，强调了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当天下午四点举行闭幕式，丁玲的讲 话是三次里边最长的，但也不过两千多字。她说：“八十岁，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你们祝愿我长寿，怎么能长寿呢？长不了多少了。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 ”
会议之外更多的时间，是朋友的欢聚交谈。丁玲好客，好热闹，又好说话，因而很“招人”，特别是魏巍和陈登科，没有随会议住在厦门大学，而是住在鼓浪屿，这样与丁玲来往 走动就更多些。与会者里边，魏巍是创办《中国》的倡议者，冯夏熊、王中忱、杨桂欣，是后来《中国》编辑部的主力，所以在一些谈话中间，涉及到了办刊物的话题。与会的周 良沛在那本厚厚的《丁玲传》里写道：“1984年6月在厦门，一群老作家聚在一起，为文坛一窝蜂的‘新潮’却没有‘百花齐放’而忧虑，为越来越盛的‘交换文学’之风气而摇头 。陈登科是安徽文联主席，他说他也管不了那里的刊物时，大家就想着我们的文艺体制，为什么过去一管就管得那么死，现在怎么一下就管不了！在新时期，为发展文学，是否还 有另一种方式，能闯一条新的路子呢？于是，大家都议论到办刊物的事，而且要老太太出面带头。说实在的，能有议论这种事情的气氛，就是事情能办成的基础。大家回忆起叶圣 陶编的《小说月报》，郑振铎、靳以编的《文学季刊》，白色恐怖下丁玲编的《北斗》，于是，大家一个劲儿地吹风，老太太也是笑眯眯地说：‘好哇，好哇，大家一齐出力，一 齐想办法呀！’”①会中，丁玲去了一趟泉州，会后，又去了一趟漳州，两地与厦门合在一起，恰好是有名的闽南“金三角”，是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年的二月，邓小平视察了厦门经济特区， 并且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三月末四月初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落实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时提出的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金三角”在历史上有悠久的经商传统，现在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思 想解放，步子也走得快，丁玲、陈明参观访问了几个“万元户”典型。会议结束后，丁玲到了福州，省委书记项南夫妇两次来看望，又介绍了更多情况。丁玲为这些新鲜事兴奋着 ，装着满脑子新观念，在6月29日下午回到了北京。
3。 丁玲心中燃起两把“火”（2）
就在那期间，丁玲还曾经做过一段“董事长”。新华社著名女记者潘荻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巾帼艺术总公司，设想开展工艺品进出口贸易、组织艺术团体出国演出、开办艺术学校等 ，用赚来的钱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和妇女儿童事业。潘荻出任公司总经理，聘请丁玲出任董事长。潘荻的决心和魄力让丁玲敬佩，“以文养文”自己筹款发展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的 思路让丁玲大开眼界，她从1983年底到1984年9月，做了不到一年只挂名不管事的董事长。
丁玲本来就是政治热情旺盛，总是要努力走在时代前列的那种人，福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见闻和董事长的短暂经历，促使她很想以一种具体的行动，投身于改革的实践。此 乃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则与丁玲的心结终于得解有关。
我从1982年5月到1986年3月丁玲逝世，在丁玲身边工作了四年。在此期间，我深深感到，直到1984年中央组织部为丁玲恢复名誉的九号文件发布之前，丁玲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 1930年代她被拘禁南京的那段历史。那是她的要害，是她的“政敌”紧握在手里的法宝。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解往南京幽禁了三年。由于她是著名作家，有较高的社会名望，国内和国际进步力量又发动了强大的营救攻势 ，所以，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