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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另外几个同志没共过事，但也有基本的了解。我昨天还说过，绍棠是直爽的，容易了解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城府的人，我们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今天时间不够，以后还可以谈。如果是老朋友，可以一两句话解决问 题，不是老朋友，也可以慢慢讲道理。和绍棠的问题，开始是小说的问题，对小说的看法以后还可以慢慢谈。再一个是工作的分工问题，雷加、舒群、牛汉都有这个意见，开始的 时候制度不健全，人少，就一把抓了。分工不是难解决的问题，今后可以讨论，定下来，写出来。绍棠对我的工作作风有意见。我多年在下边散漫惯了，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我 再检查，检查没有什么难的。今天不一定解决什么问题，但可以表示一个团结的愿望。我已经81岁了，我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和气生财嘛！
刘绍棠有点激动，讲了很长的话。他说，我不像丁玲同志那么乐观，我们的分歧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文艺界广为流传，对我友善的不友善的都有。这次的悲剧在于，五十年代的人 ，只有我和老作家比较接近。现在北京的五十年代这批人，对我们这些人是不赞成的，外地五十年代的人对于我参加《中国》，认为是精神依附，骂我的人很多。第一、第二期刊 物我没出力吗？结果连我的稿子都遭到同样命运。我愿意好好谈谈，如果不行，我正式退出。我不是要什么权，创刊之前我要过权吗？头三脚难踢的时候，我为什么踢了那么多脚 ？我们的确有共同语言，我同意丁玲同志在西安的那个讲话，但百人百性，各人有不同的经历、修养，在艺术上有不同的个性，我非常推崇魏巍的《东方》前十章，但后边我认为不应该写那么多打仗，这只是我的看法，但不能不让人家那么写。我一直不明白《中国》要干什么？我当初来的时候，就 想使小说来一个繁荣，来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主的题材的繁荣。我在六位同志里是较年轻的，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不要等感情伤害太深了再分手。我已经声明，从第三期开始 ，《中国》和我没关系。今后开会也不要找我，实际也没有找我。关于我的小说，我和丁玲同志分歧意见很大，主编一锤定音，这是什么年代的工作作风？我在什么地方都没有遭 到过这样的不尊重。丁玲同志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我认为不好，比她的创作水平差远了，但一个老同志写改革，有可取的一点，就应该发。我在《中国》什么都不知道，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别的地方我早受不了啦，但我觉得丁玲、陈明是我的老师，我忍了！我觉得丁玲、陈明同志有时可能也被下边的人利用，你们所信任的人，未必那么可信， 反映的情况未必那么准确，比如对我的估价就不那么准确。我对丁玲同志是尊重的，尊重是对您过去英勇的战斗和成就，不论我们闹到什么地步，我也不会否认丁玲同志的成就。 我不希望这个刊物垮掉！
散会时已经10点多了。矛盾摊开了，但是没有解决。此后刘绍棠再也没有参加过《中国》的任何会议和工作。
刘绍棠最后一次来木樨地，是1985年7月6日。丁玲想要住到河北蔚县去，写她从1954年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行前想要谈谈《中国》的工作。那天是星期六， 我在日记中写道：
中午，丁玲请《中国》的主编、副主编和几位编辑来家聚会吃便饭，顺便交代一下她下乡之后的工作。舒群因有事不能来，雷加昨天出差去内蒙，魏巍患肠炎没能来。绍棠、牛汉 、曾克、夏熊、中忱、杨桂欣应邀来到。丁玲买了螃蟹和烤鸭招待大家。绍棠一边吃一边愤慨地说，人家说你跋扈我也跋扈，所以搞不到一起去。为什么我的作品不发，人也不要 ，就是因为我有人，有作品，你们想排挤我。陈明、夏熊对他推荐的几个人未调来一一做了解释。绍棠仍对不发他的作品耿耿于怀，似乎是对杨桂欣叫阵：“是谁的意见，说不好，现在可以站出来！”杨脸色铁青，没吃多少就离席了。丁玲始终心平气和地说话，饭后又约绍棠写关于高占祥的文章，他拒绝了，说：“他在台上我不写，谁在台上我也不 写。等胡耀邦下台，我还准备写胡耀邦呢，不但写他的优点，也写他的缺点。”
那本来是丁玲的告别宴，却成了刘绍棠的告别宴——与《中国》，与丁玲，都画上一个句号。从此他再也没有来看过丁玲。但是刘绍棠后来始终对《中国》有较高的评价。他的好 友郑恩波在《刘绍棠全传》里写道：“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出版了18期，它给广大读者留下了堂堂正正的君子的印象。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容纳多种文学流 派。鼓励多种艺术风格竞赛，重视当代中外文学思潮评介，提倡推崇探索精神。这些当然是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功劳，不过，当时绍棠年富力强，承受了一般人不能承受的重担，这 也是需要提上一笔的。”这应该代表了刘绍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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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1）
编制和经费，始终是影响《中国》生存的两大难题。
1985年1月21日下午4时，丁玲邀请中国作协党组的几位主要领导唐达成、王蒙、冯牧、杨子敏到家里来，专门商谈《中国》的编制、经费问题，并留他们在家里用晚餐。唐达成的 夫人马中行在日记中这样说：
中午，丁玲来电话，要达成回来给她回个电话。……晚上了，我跟达成说：“快回个电话吧，老太太要发怒了。”达成说：“我刚回来嘛。”接着就给老太太挂电话。老太太先是 寒暄了几句，我听达成说：“我需要您的支持。”又说，“您是我的老领导，我永远不会忘记。”接着，老太太言归正传了，要请达成和王蒙去吃饭，在她家里，宽敞些，还可以多谈谈。达成说，《 中国》不管是申请开办的报告上还是对外宣称，一直是民办公助的口径，不要经费，不要编制，硬气得很。可一批下来，什么都要了。她强加给作协，因为作协要任命，怎么也不 会任命个80岁的老太太当主编。不是谁瞧不起她，是中央精神。达成说：“就是鸿门宴嘛。我真不想去，但老太太出面请，不去还不行。”
达成、王蒙、冯牧、杨子敏应丁玲之邀去赴鸿门宴。吃香酥鸭，挺丰盛。要求要编制，要资金。出门时，丁玲欢迎他们再来。王蒙说：“饭好吃，诗难做。”①此后，丁玲为编制和经费问题，至少又给作协党组写过三次报告，时间分别是1985年的2月、4月和6月。前两次，是与舒群联署，第三次，是自己一人署名。
1985年2月的报告说：
现在，参加组稿、审稿、定稿及连带的事务工作的，除正、副主编外（他们年事较高，均在扶病创作中），有工作人员七名，内离休、退休干部各一名，兼职者一名，实际能全职 工作的只有四名。因此，当前急需解决、燃眉之急的困难是：
（一）充实与健全编辑部和设立事务部门。参照北京市现有的几个大型文艺刊物和作协《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的工作情况和编制名额，考虑到刊物的近期发展，本着精简 节约、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中国》编辑部和相应的行政事务机构的编制名额，初步计划为二十至二十五名。
（二）请批准开办费及八五年度的事业费。《中国》于八四年十二月中才从出版局领到期刊许可证，明确规定《中国》文学双月刊是作家协会所属机关刊物之一。当年制定开办费 及八五年度的经费预算，事实上已不可能。现在根据业务部门的有关规定，补报开办费及本年度的经费预算，请审核批准。
（三）请批准建立相应的经营机构。在编好刊物的同时，拟请批转北京市工商局发给《中国》文学杂志社以营业执照。我们将在政策和法令允许的范围内，选编一些质量较好的读 物，发行合法期刊以及开展为作协会员的一些服务项目。杂志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丰补歉，逐步减少国家给刊物的拨款，配合改革的进程，尽快做到经费全部自给。
4月13日的报告说：
近来我们工作中人手严重不足的困难更加突出。现在编辑部编辑包括牛汉、冯夏熊（均是业余兼职）在内，仍只有五人，另有登记收发稿件、管理资料、跑印刷厂等借调来的两个 同志。这样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如果不马上补充五六个有业务能力的编辑，是很难办下去的。恳请党组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正式编制名额来不及批示前，临时准许我们先选调 或试用若干名额以应急。前次报告中的经费及其它问题，希望尽快得到批示。 。。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2）
现在刊物已出版两期，社会上有各种反映。我们自己检查，认为仍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失误和缺点。我们将在党组领导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 ，改进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由陈明起草。68岁的陈明在《中国》没有任何职务，却是事必躬亲，而且全部是义务劳动，没有分文报酬。丁玲为办《中国》所写的每一个报告，每一封重要信件， 要么是出自陈明之手，要么经过了陈明仔细修改，他成了《中国》的高级秘书。
5月13日，丁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陈明、牛汉是团员。6月2日下午回到北京。3日上午丁玲与曾克通电话，曾克说，编制和经费这两大难题，作协那边一点进展也没 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担负出版发行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提意见了，说已经为《中国》垫了不少钱，要求给他们一些经济补偿。说来说去，还是个钱的问题，人的问题。
6月12日上午，《中国》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再次向党组汇报做准备。丁玲亲自主持，她说，《中国》创刊已经半年了，还是办得好的，有它的特色，我这次出去，有口皆碑 ，第一期上刘绍棠拉来的小说《四时》就很好，《党委书记》被《青海日报》转载了。大家都出了不少力，都很辛苦。但是还有问题，今天各方面都要讲彻底，出版问题、人员问 题、财务问题、发行问题，都要谈谈，把问题都摆出来，讲意见，提建议都可以。我们还要想办法找一点钱，为什么不可以登广告，何必那么清高呢？
雷加第一个发言说，第三期应该在5月30日出版，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消息，出版社有意见。我们面临的困难，出版发行、稿源、内部团结，这三个问题是主要的。最困难的是出版发 行问题。现在对我们的刊物有两方面反映，一方面是正统的，说好，另一方面意见我们不容易听到。有人提出，对《党委书记》、《病理学的一课》、《背尸人》反映好，这是不 是就代表了我们的方向？
牛汉说，丁玲同志对刊物是高估价，高瞻远瞩。昨天编辑部部分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尽管我们的问题很多，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绍棠、舒群同志的意见尽管很尖锐，但也是为 了把刊物办好。现在的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出版发行问题，很紧迫，第二个是人员问题，第三是刊物如何改革改进的问题。出版工作有一系列问题，文化艺术出版社有他们的困难 ，第一期、第二期大约拿出20万元，现在他们要一部分补贴，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考虑不全面，补贴问题没有及时答复，他们就消极了。我们这个刊物原来说是民办公助，现在是 隶属于作家协会，作协就应该帮助我们开办。
丁玲说，这些问题还是要和作协谈，由我、曾克、牛汉去谈。曾克说，也要谈人员编制问题，全部的解决不了，可以先调三四个正式人员。牛汉说，现在编辑部正式编制只有杨桂 欣一个人，其他人在原单位有自己的工作，编辑部至少要15个人，编务行政要10个人。《人民文学》36个人，我们才要25个。冯夏熊说，有个小伙子写过中篇，愿意到这里来，我 们没有编制，最近让《当代》要去了。廖西岚主动说帮我们组稿，让我们去谈，可是派不出人来。我们几个人除了看稿，还要看作品，了解情况，这么熬也不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3）
丁玲总结说，一个是要人，一个是要钱，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
三天之后，6月15日下午，《中国》向作协党组汇报工作，地点在丁玲家里。党组来了三个人：唐达成、杨子敏、邓友梅。《中国》方面有丁玲、牛汉、曾克参加。
牛汉汇报说，编辑《中国》比原来想象得复杂。《中国》诞生就是个衰老的刊物，主编、副主编班子老化，投稿的也是老作家多，中青年作家讲究实惠，很多人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