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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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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另外几个同志没共过事,但也有基本的了解。我昨天还说过,绍棠是直爽的,容易了解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城府的人,我们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今天时间不够,以后还可以谈。如果是老朋友,可以一两句话解决问 题,不是老朋友,也可以慢慢讲道理。和绍棠的问题,开始是小说的问题,对小说的看法以后还可以慢慢谈。再一个是工作的分工问题,雷加、舒群、牛汉都有这个意见,开始的 时候制度不健全,人少,就一把抓了。分工不是难解决的问题,今后可以讨论,定下来,写出来。绍棠对我的工作作风有意见。我多年在下边散漫惯了,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我 再检查,检查没有什么难的。今天不一定解决什么问题,但可以表示一个团结的愿望。我已经81岁了,我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和气生财嘛!
  刘绍棠有点激动,讲了很长的话。他说,我不像丁玲同志那么乐观,我们的分歧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文艺界广为流传,对我友善的不友善的都有。这次的悲剧在于,五十年代的人 ,只有我和老作家比较接近。现在北京的五十年代这批人,对我们这些人是不赞成的,外地五十年代的人对于我参加《中国》,认为是精神依附,骂我的人很多。第一、第二期刊 物我没出力吗?结果连我的稿子都遭到同样命运。我愿意好好谈谈,如果不行,我正式退出。我不是要什么权,创刊之前我要过权吗?头三脚难踢的时候,我为什么踢了那么多脚 ?我们的确有共同语言,我同意丁玲同志在西安的那个讲话,但百人百性,各人有不同的经历、修养,在艺术上有不同的个性,我非常推崇魏巍的《东方》前十章,但后边我认为不应该写那么多打仗,这只是我的看法,但不能不让人家那么写。我一直不明白《中国》要干什么?我当初来的时候,就 想使小说来一个繁荣,来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主的题材的繁荣。我在六位同志里是较年轻的,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不要等感情伤害太深了再分手。我已经声明,从第三期开始 ,《中国》和我没关系。今后开会也不要找我,实际也没有找我。关于我的小说,我和丁玲同志分歧意见很大,主编一锤定音,这是什么年代的工作作风?我在什么地方都没有遭 到过这样的不尊重。丁玲同志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我认为不好,比她的创作水平差远了,但一个老同志写改革,有可取的一点,就应该发。我在《中国》什么都不知道,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别的地方我早受不了啦,但我觉得丁玲、陈明是我的老师,我忍了!我觉得丁玲、陈明同志有时可能也被下边的人利用,你们所信任的人,未必那么可信, 反映的情况未必那么准确,比如对我的估价就不那么准确。我对丁玲同志是尊重的,尊重是对您过去英勇的战斗和成就,不论我们闹到什么地步,我也不会否认丁玲同志的成就。 我不希望这个刊物垮掉!
  散会时已经10点多了。矛盾摊开了,但是没有解决。此后刘绍棠再也没有参加过《中国》的任何会议和工作。
  刘绍棠最后一次来木樨地,是1985年7月6日。丁玲想要住到河北蔚县去,写她从1954年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行前想要谈谈《中国》的工作。那天是星期六, 我在日记中写道:
  中午,丁玲请《中国》的主编、副主编和几位编辑来家聚会吃便饭,顺便交代一下她下乡之后的工作。舒群因有事不能来,雷加昨天出差去内蒙,魏巍患肠炎没能来。绍棠、牛汉 、曾克、夏熊、中忱、杨桂欣应邀来到。丁玲买了螃蟹和烤鸭招待大家。绍棠一边吃一边愤慨地说,人家说你跋扈我也跋扈,所以搞不到一起去。为什么我的作品不发,人也不要 ,就是因为我有人,有作品,你们想排挤我。陈明、夏熊对他推荐的几个人未调来一一做了解释。绍棠仍对不发他的作品耿耿于怀,似乎是对杨桂欣叫阵:“是谁的意见,说不好,现在可以站出来!”杨脸色铁青,没吃多少就离席了。丁玲始终心平气和地说话,饭后又约绍棠写关于高占祥的文章,他拒绝了,说:“他在台上我不写,谁在台上我也不 写。等胡耀邦下台,我还准备写胡耀邦呢,不但写他的优点,也写他的缺点。”
  那本来是丁玲的告别宴,却成了刘绍棠的告别宴——与《中国》,与丁玲,都画上一个句号。从此他再也没有来看过丁玲。但是刘绍棠后来始终对《中国》有较高的评价。他的好 友郑恩波在《刘绍棠全传》里写道:“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出版了18期,它给广大读者留下了堂堂正正的君子的印象。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容纳多种文学流 派。鼓励多种艺术风格竞赛,重视当代中外文学思潮评介,提倡推崇探索精神。这些当然是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功劳,不过,当时绍棠年富力强,承受了一般人不能承受的重担,这 也是需要提上一笔的。”这应该代表了刘绍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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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1)
编制和经费,始终是影响《中国》生存的两大难题。
  1985年1月21日下午4时,丁玲邀请中国作协党组的几位主要领导唐达成、王蒙、冯牧、杨子敏到家里来,专门商谈《中国》的编制、经费问题,并留他们在家里用晚餐。唐达成的 夫人马中行在日记中这样说:
  中午,丁玲来电话,要达成回来给她回个电话。……晚上了,我跟达成说:“快回个电话吧,老太太要发怒了。”达成说:“我刚回来嘛。”接着就给老太太挂电话。老太太先是 寒暄了几句,我听达成说:“我需要您的支持。”又说,“您是我的老领导,我永远不会忘记。”接着,老太太言归正传了,要请达成和王蒙去吃饭,在她家里,宽敞些,还可以多谈谈。达成说,《 中国》不管是申请开办的报告上还是对外宣称,一直是民办公助的口径,不要经费,不要编制,硬气得很。可一批下来,什么都要了。她强加给作协,因为作协要任命,怎么也不 会任命个80岁的老太太当主编。不是谁瞧不起她,是中央精神。达成说:“就是鸿门宴嘛。我真不想去,但老太太出面请,不去还不行。”
  达成、王蒙、冯牧、杨子敏应丁玲之邀去赴鸿门宴。吃香酥鸭,挺丰盛。要求要编制,要资金。出门时,丁玲欢迎他们再来。王蒙说:“饭好吃,诗难做。”①此后,丁玲为编制和经费问题,至少又给作协党组写过三次报告,时间分别是1985年的2月、4月和6月。前两次,是与舒群联署,第三次,是自己一人署名。
  1985年2月的报告说:
  现在,参加组稿、审稿、定稿及连带的事务工作的,除正、副主编外(他们年事较高,均在扶病创作中),有工作人员七名,内离休、退休干部各一名,兼职者一名,实际能全职 工作的只有四名。因此,当前急需解决、燃眉之急的困难是:
  (一)充实与健全编辑部和设立事务部门。参照北京市现有的几个大型文艺刊物和作协《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的工作情况和编制名额,考虑到刊物的近期发展,本着精简 节约、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中国》编辑部和相应的行政事务机构的编制名额,初步计划为二十至二十五名。
  (二)请批准开办费及八五年度的事业费。《中国》于八四年十二月中才从出版局领到期刊许可证,明确规定《中国》文学双月刊是作家协会所属机关刊物之一。当年制定开办费 及八五年度的经费预算,事实上已不可能。现在根据业务部门的有关规定,补报开办费及本年度的经费预算,请审核批准。
  (三)请批准建立相应的经营机构。在编好刊物的同时,拟请批转北京市工商局发给《中国》文学杂志社以营业执照。我们将在政策和法令允许的范围内,选编一些质量较好的读 物,发行合法期刊以及开展为作协会员的一些服务项目。杂志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丰补歉,逐步减少国家给刊物的拨款,配合改革的进程,尽快做到经费全部自给。
  4月13日的报告说:
  近来我们工作中人手严重不足的困难更加突出。现在编辑部编辑包括牛汉、冯夏熊(均是业余兼职)在内,仍只有五人,另有登记收发稿件、管理资料、跑印刷厂等借调来的两个 同志。这样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如果不马上补充五六个有业务能力的编辑,是很难办下去的。恳请党组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正式编制名额来不及批示前,临时准许我们先选调 或试用若干名额以应急。前次报告中的经费及其它问题,希望尽快得到批示。 。。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2)
现在刊物已出版两期,社会上有各种反映。我们自己检查,认为仍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失误和缺点。我们将在党组领导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 ,改进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由陈明起草。68岁的陈明在《中国》没有任何职务,却是事必躬亲,而且全部是义务劳动,没有分文报酬。丁玲为办《中国》所写的每一个报告,每一封重要信件, 要么是出自陈明之手,要么经过了陈明仔细修改,他成了《中国》的高级秘书。
  5月13日,丁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陈明、牛汉是团员。6月2日下午回到北京。3日上午丁玲与曾克通电话,曾克说,编制和经费这两大难题,作协那边一点进展也没 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担负出版发行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提意见了,说已经为《中国》垫了不少钱,要求给他们一些经济补偿。说来说去,还是个钱的问题,人的问题。
  6月12日上午,《中国》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再次向党组汇报做准备。丁玲亲自主持,她说,《中国》创刊已经半年了,还是办得好的,有它的特色,我这次出去,有口皆碑 ,第一期上刘绍棠拉来的小说《四时》就很好,《党委书记》被《青海日报》转载了。大家都出了不少力,都很辛苦。但是还有问题,今天各方面都要讲彻底,出版问题、人员问 题、财务问题、发行问题,都要谈谈,把问题都摆出来,讲意见,提建议都可以。我们还要想办法找一点钱,为什么不可以登广告,何必那么清高呢?
  雷加第一个发言说,第三期应该在5月30日出版,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消息,出版社有意见。我们面临的困难,出版发行、稿源、内部团结,这三个问题是主要的。最困难的是出版发 行问题。现在对我们的刊物有两方面反映,一方面是正统的,说好,另一方面意见我们不容易听到。有人提出,对《党委书记》、《病理学的一课》、《背尸人》反映好,这是不 是就代表了我们的方向?
  牛汉说,丁玲同志对刊物是高估价,高瞻远瞩。昨天编辑部部分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尽管我们的问题很多,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绍棠、舒群同志的意见尽管很尖锐,但也是为 了把刊物办好。现在的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出版发行问题,很紧迫,第二个是人员问题,第三是刊物如何改革改进的问题。出版工作有一系列问题,文化艺术出版社有他们的困难 ,第一期、第二期大约拿出20万元,现在他们要一部分补贴,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考虑不全面,补贴问题没有及时答复,他们就消极了。我们这个刊物原来说是民办公助,现在是 隶属于作家协会,作协就应该帮助我们开办。
  丁玲说,这些问题还是要和作协谈,由我、曾克、牛汉去谈。曾克说,也要谈人员编制问题,全部的解决不了,可以先调三四个正式人员。牛汉说,现在编辑部正式编制只有杨桂 欣一个人,其他人在原单位有自己的工作,编辑部至少要15个人,编务行政要10个人。《人民文学》36个人,我们才要25个。冯夏熊说,有个小伙子写过中篇,愿意到这里来,我 们没有编制,最近让《当代》要去了。廖西岚主动说帮我们组稿,让我们去谈,可是派不出人来。我们几个人除了看稿,还要看作品,了解情况,这么熬也不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3)
丁玲总结说,一个是要人,一个是要钱,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
  三天之后,6月15日下午,《中国》向作协党组汇报工作,地点在丁玲家里。党组来了三个人:唐达成、杨子敏、邓友梅。《中国》方面有丁玲、牛汉、曾克参加。
  牛汉汇报说,编辑《中国》比原来想象得复杂。《中国》诞生就是个衰老的刊物,主编、副主编班子老化,投稿的也是老作家多,中青年作家讲究实惠,很多人是“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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