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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则说，如果肾脏的功能不行了，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就是透析，用机器来清洗血液。透析一次170元。据说菲律宾的总统马科斯，都透析20年了。
几个人就这样说说笑笑，谈论着病情，互相忠告，气氛很友好。
从丁玲的病房里出来，黄树则和舒群又去找了医生，详细了解丁玲的病情。医生都认识黄树则，对他毫不隐瞒，说丁玲的情况不乐观，浮肿是日益严重，需要绝对休息，不能写作 ，也不能动脑，只要一动脑筋，各项化验指标就升高。舒群听了，心里沉甸甸的。毕竟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曾经一起走过风风雨雨。他想起1982年夏天丁玲在大连写作疗养期间 ，陈明回北京来办事，尽管时间很紧，还特意带了丁玲的信和礼物到虎坊路来看望自己。丁玲在信上还叮嘱自己要注意身体，不要把弦子崩断了。现在，她自己的弦子又怎么样了 呢？
当天晚上，舒群又给陈明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对丁玲的病情感到担忧。舒群把医生的话告诉给陈明，要他不要难过。陈明早已知道丁玲的病情，医院的洪大夫几天前就告诉他， 丁玲肾功能衰竭，医药难奏效，住院以来情况未有改善，仍是走下坡路。
从那天以后，再没有听到舒群对丁玲和《中国》发表过激烈的意见。他知道，丁玲已经来日无多了。
九月中旬，舒群再次提出，明年不再挂名当主编了，并且告诉曾克说，以后不必再找人去看他了。丁玲给舒群写了一封信，决定由魏巍、曾克、陈明三个人去送，魏巍不太想去， 丁玲一再劝说，他只好同意。丁玲在信里说：我知道你讲的是真心话，我体谅你，你这两年很痛苦，你是爱护《中国》的，你又力不从心，又不能来办事，许多人办事一不如你的 意见你就烦躁，弄得你也不愉快，大家也不愉快。你身体又不好，但我希望你还是能从大局考虑。我跟你是一样的，我的身体还不如你，但是我现在不能退，要是能退我也退了。
丁玲还请黄树则再次去做工作。几天后黄树则打来电话说，谈话没有效果，舒群坚持己见，明年起坚决不任主编。他还是好离好散的态度。
这是舒群最后的意见，不会再改了。
又过了几天，丁玲要我给舒群送去两瓶营养药酒。这大概是他们之间的最后往来，也可以看作两人第三次合作结束的纪念。
第二年三月，舒群再次到协和医院来探视丁玲，但那时丁玲已经是弥留之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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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1）
我有一份1985年《中国》第四期目录，钢笔字写在一张八开的白纸上，是王中忱的笔迹。目录里有一篇报告文学《天问——写给马思聪》，作者是张扬。但是印出来的杂志上找不 到这一篇。
《天问》最初在编辑部通过了，拿到谈稿会上，又被撤掉了。
张扬是“文革”中著名传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并曾经因此受到迫害。1979年，《第二次握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8月，丁玲写了《一朵新花——读〈第二次握 手〉》，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当时，沉寂二十年的丁玲刚刚复出，她对于《第二次握手》的称赞，自然十分招眼。
后来张扬在湖南做了专业作家，但他爱人在北京，两地分居，住房问题难以解决。1980年张扬给丁玲写信，求得帮助，丁玲把信转给了当时作协主持党组工作的陈荒煤，陈荒煤又 转给作协创联部处理。1981年2月，创联部负责人葛洛给正在厦门疗养的丁玲写信说：“创联部已尽可能作了处理，目前他爱人的住房问题已解决。湖南方面也表示今后对他尽可能 多加关心。”
但是张扬一直没有见过丁玲，直到1985年4月18日下午他登门拜访，两个人才头次见面。
张扬此次来访，是向《中国》投稿。他带来一篇报告文学《天问》，是写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他告诉丁玲，今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建校35周年，作为老院长，马思聪可能 会在秋季回国。如果《天问》能在那时发表，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篇文章还可以加上一个副标题：“写给马思聪”或是“献给马思聪”，那样，刊物的社会影响也许更微妙。丁玲收下稿子，说是要交给编辑部去决定。编辑部看过后，立即决定，在第四期上发表。
第二天，张扬就把去见丁玲的情景，写信告诉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马碧雪给张扬回信说：“丁玲是我心目中极为崇敬的女作家，尤其是她的不幸遭遇和坚毅品格令人感动。等 我妹妹马瑞雪夏秋回国时，或许我们会一起去拜访丁玲。”
1967年“文革”中间，马思聪夫妇遭受批判斗争，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从广东偷渡香港，转赴美国。这件事当时被公安部定性为“叛国投敌”，马思聪被定性为“反革命”。粉碎 “四人帮”之后，邓小平、胡耀邦等高层领导人都表示，欢迎马思聪夫妇回国看看。1984年底，公安部作出《关于对于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平反意见的决定 》。1985年2月，文化部又发出《关于给马思聪平反的通知》。2月18日马思聪在美国收到这个文件，悲喜交集。应该说，他回国看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但是，对于马思聪出走的事件如何评判，意见并不一致。4月25日张扬给丁玲写信说：“据我了解，北京方面对马思聪态度不一致，但广州方面态度非常热情，广州市长已向马思聪发出邀请。马思聪在不久前的家信中表示，北京景物太伤感 情，所以不拟久住，可能匆匆一转即去广州，在广州住一段较长时间并举行音乐会。（马思聪本是广东人，当年‘叛逃’又是从广州出发，所以，对广州更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通过对《天问》一稿的态度对马思聪所表现的同情、谅解、欢迎和关心，当然更使他的亲属们受感动。”张扬在信中还转递了一个话：“廿日夜里，我和几位同 志吃饭，其中有××夫妇。因同是湖南人关系，我和××同志交谈颇热烈。在谈到《天问》和马思聪问题，以及您和陈明同志对此稿的关怀时，他极为赞赏，表现出强烈兴趣。席 终一起离开餐厅时，他与我单独缓步，又对我说：‘你下次见到丁玲同志，可以委婉地劝告她一下，注意不要表现得左了……’” 。。
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2）
4月27日下午，《中国》召开编辑部会议，讨论第四期稿子，主编层有丁玲、魏巍、牛汉参加。
王中忱汇报篇目。这一期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专栏中，有聂荣臻的文章《在反“扫荡”的战火中》，杨成武的《敌后抗战》（节选自即将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都是记录晋察冀抗战斗争的。还有华山的《青青海罗杉》，附有华山致丁玲信、丁玲复华山信。此外，重点篇目有部队作者廖西岚的小说《海上，江 上》，张扬的《天问——写给马思聪》等。本节开头提到的那张写有第四期目录的八开白纸，大概就是王中忱为这个汇报所写。
王中忱汇报完，意见就集中在《天问》上。
丁玲说，把张扬的《天问》给魏巍看看，我没时间看了。前些日子有个老同志给我提意见，提得很好，关于写卫立煌的那篇（指第一期上的《卫立煌访问延安》），他说，这些人 是我们的朋友，也帮助过我们，但我们心里要清楚，他们毕竟是另一阵营的人，和我们打过仗。对傅作义我是很清楚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晋察冀，他进攻解放区，把我们的桑 干河糟蹋得不像样子。因此《天问》要多几个人看看，捧得不要太高了，分寸要掌握得恰当。
陈明说，张扬来信说，马思聪对祖国很向往，感情是很深的。牛汉也说，文章写得还是稳当的。
魏巍说，有几个界限要考虑，同情？表扬？不是说可以平反的事情都可以表扬。马思聪在“文革”那种情况下离开了祖国，现在平反，不算叛国，但这种情况是否就值得表扬，就 值得写文章？马思聪回来，开个座谈会、欢迎会，发个消息，是可以的，但文章的副标题加上“写给马思聪”，是否太重了一些？
王中忱说，张扬写马思聪是被劫持走的。事实怎么样，不大清楚。
丁玲说，我的意见，不论文章写得好与否，把副标题去掉，我们现在给他平反，在国外会有好的影响，但具体情节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和遇罗锦的问题不一样，要慎重一些 。
牛汉说，当前的形势是彻底否定“文革”。普通读者的心里，特别是知识分子会高兴的，欢迎给马思聪平反。解放前马思聪有民主思想，是进步的，他是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 出走的。马思聪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国内桃李满天下。
丁玲说，党中央现在给他平反，是从政策和策略考虑的。我不是说写马思聪不好，他回来就好。我提出的就是“格”。魏巍说得对，我们的读者是各种各样的，在没有充分说服人之前，人家就会说我们是为了追求订数“讨巧”。
牛汉说，这篇文章发了，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风险。原来我考虑四、五期是抓读者，抓订数的，要为明年的发行做些准备。
最后决定：《天问》第五期再说，但是终究没有发。
当天，陈明在日记中写道：“谈第四期稿件，对《天问》讨论得较多，决定撤下，留在五期，着重看稿件的内容分寸。讨论气氛较好。”
马思聪也始终没有回到祖国来。1987年5月客死美国，终年76岁。
除了《天问》，魏巍对第四期上的一篇理论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平议》，也表示出谨慎的态度。5月2日晚上他给丁玲、陈明打电话时再次说，对这篇文章还是要稳重一些，多几个 人看看。
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3）
在《中国》的主编层，魏巍属于稳健派，对待稿件是最谨慎的一个。丁玲说过：“魏巍是个好人，正派的人，热情的人，但他的文艺思想……，现代作品他看得很少。”①对于《 中国》的编辑方针和几篇稿子的看法上，魏巍与编辑部多数人不大一致，他与编辑部主要负责人的关系也不大协调。查阅《中国》的会议记录本，魏巍在会上很少发言。几个副主 编里边，他是发言最少的一个。在《中国》，魏巍心情也不大愉快，他与编辑部之间，由于对稿件意见不同所导致的矛盾和成见，日益加深。他曾经向丁玲谈到，编辑部负责人的 文艺思想与他是否一致？
1985年3月23日舒群找刘绍棠交换意见时，刘绍棠就说过，其实，最早有意见的不是我，是魏巍。他对发表遇罗锦的文章有意见。刘绍棠还说，魏巍说过，不要忘记我们的读者是谁 ，搞“解放牌”，一两期还可以，老搞下去不行。
6月12日《中国》开会，讨论向作协党组汇报的内容。魏巍一直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到了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也插一句，我约的稿子，一篇也没有用，也没有消息 。”这是一句题外话。他讲完，谁也没有接他的话茬。
丁玲去世后不久，198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饭店西餐厅举行颁奖会，牛汉和魏巍都去了。陈明日记中说，他要牛汉“是否招呼魏巍同志一下，他拒绝了”。牛汉在2008年7月出版的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中说：“魏巍后来在一次 会上说丁玲不该让牛汉来编这个刊物。”
近年陈明多次对我说过：《中国》调王中忱来，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协调魏巍和牛汉的关系。他们两个人在稿子上头经常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王中忱是新人，比较年轻、平和， 比较善于协调，会做工作，他比夏熊稳当。
2008年8月，魏巍病逝。魏巍逝世二十多天后，张扬写了一篇文章《与魏巍相关的一点往事》，其中谈到《天问》。张扬这样说：
当年丁玲创办《中国》，向我约稿，当时我正在写长篇小说《金箔》，作品正面描写了一位著名音乐家“许君箴”，其生活原型就是优秀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天问 》是其中一部分，共6万余字，篇幅相当于一个中篇，正面描写了他在“文革”中“叛国投敌”。《天问》是第二十九章最后一节的标题，给《中国》时，我将它用作这个“中篇” 的总标题。我将厚厚一摞《天问》手稿给了《中国》，却如石沉大海。几个月后，编辑部将手稿退给了我，没说退稿原因，我也不问。丁玲逝世后不久，陈漱渝告诉我说，丁玲病 重时他去探望，丁玲托他告诉我：“《天问》没能在《中国》发表，是因为编委魏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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