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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编1人，由作协党组批准任命，全面领导编辑部的业务、行政工作，主持确定刊物的方针任务，审定重点选题、稿件和版面，以及其它有关重要工作。
2。 副主编2人，由主编提名，经作协党组批准任命，协助主编处理上述各项工作（其中执行副主编1人，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
3。 设两个编辑室（处级），每个编辑室10人左右，并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由主编提名，作协党组批准任命。
……这个报告，由曾克与雪燕两人一起交到中国作协，她们同时还反映了几个意见：这个方案是按改出月刊的需要报的，丁玲同志不占编制。一编室主任冯夏熊，副主任杨桂欣；二编 室主任雪燕，副主任王中忱。改月刊，15个编制少了，但没办法解决，需要临时找退休后拿补差的或雇请临时工5至10人，一年约需4千至8千元工资，财务上有无办法开支？她们还 反映，牛汉同志不同意离休，希望由作协聘任。
12月27日，作协人事室下发任职通知（作人任字＇85＇第17号）：
经作协党组1985年12月26日第21次会议研究决定，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国》文学社主编。聘任：牛汉同志为《中国》文学社副主编，聘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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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牛汉谈丁玲与《中国》（1）
1998年的元旦，我和李向东去看望牛汉，他那天兴致很好，谈了很多，谈到解放初期他在人民大学的经历，谈到成仿吾，谈到冯雪峰，谈到“文革”关牛棚时冯雪峰与他说的那些 话。成仿吾和冯雪峰都是他内心十分敬重的人。自然，谈得最多的是丁玲。
牛汉说，老太太是个大的历史现象，很厚，很复杂，我曾经和她深谈过两次。有一次是出国，路经香港，住在三联书店的招待所。我认为，丁玲从“五四”以来一直到解放初期， 一直是站在中国历史的最前头，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这一点是其他的作家，包括巴金、茅盾、老舍等都无法相比的。她的独特经历也是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冰心等人无法相比的，包括她在上海左联时期、南京软禁时期的经历，延安、西战团时期的经历，一直到解放后的经历。她作为一个作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人 可比的。丁玲的气魄，她强烈的个性也是无人可比的，她很有才气，从莎菲开始，她的文章，特别是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日子》等，都是相当好的，所以丁玲 本来是最有条件最有希望成为大作家，成为中国第一流作家的。她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屈辱、打击、误解，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她都体验过。而且老太太有一股天真、率直的傻劲 ，不像××、×××那么“聪明”。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她都具备了成为中国第一流大作家的条件。“五四”以来的作家里边，没有人具备她这样好的条件。从丁玲的身 上，历史的复杂性、残酷性都体现出来了。我对她说，你把你对历史、对革命、对世界的真实看法都写出来。她说她不敢。从丁玲的身上，历史的复杂性、残酷性都体现出来了。
1997年第2期《读书》上，刊登了王蒙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讲到那篇文章，牛汉说：他讲话不留情面。其实他不了解老太太，也不可能理解。王蒙的思维定式是共产党，因为 他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他很聪明，但他的文章里卖弄的东西太多。真正大作家的作品，应该像大江大河一样，是平凡、平稳、自然的，而不是卖弄的作品。王蒙很懂得政治，丁 玲就不大懂。政治这个东西不能懂，真懂了就坏了。
讲到办《中国》，牛汉说，《中国》当时真是想要搞成五湖四海，我们发了遇罗锦的文章，还向刘晓庆约稿，我还去找张辛欣，她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我们想要调她来，她说 已经找到工作了。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是从《中国》出的名，像残雪、格非、海男、刘恒、陶正、徐星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题目是我改的。刊物校对用的是《新文学史料 》的校对班子，一个错字也没有，而《中国作家》错字很多。
丁玲请青年作家来吃饭，吃完饭他们说：我们去冯牧家。冯牧当然比丁玲有实权了。
艾青早就看透了舒群，所以他坚决不肯当编委。我到他家里去做他的工作，他说：丁玲和舒群在一起不会有好下场。刘绍棠开始很积极，后来他的一部长篇没有用。那篇稿子开始是杨桂欣看的，重复的东西太多，刘绍棠就对杨桂欣有看法。 编委会里边的人很杂，丁玲原来的想法是要搞五湖四海，体现大团结，但因为编委的思想不统一，所以一开会就闹矛盾。秦兆阳对我说，以后别开编委会了，意见不统一，刊物没 法编了。
8。 牛汉谈丁玲与《中国》（2）
丁玲死后，作协想让邓友梅来当头，他不敢。我去找邵燕祥，他不肯，对丁玲有看法。唐达成找我谈话说，你到作协来办《中国》，门走错了，现在你回过头来好不好。最后唐达 成、鲍昌、束沛德几个人一起找我们谈话，我对他们说，你们“卑鄙无耻”！后来香港的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停刊的前前后后》，上海《艺术报》转载了，我在东 单的邮局买到一份。作协把这件事写报告，上报到中直机关党委，说我们把《中国》停刊的事情捅到国外去了，古鉴兹写的简报。中直机关党委通报了此事，要处理。最后中直党 委讨论时只有两个人不同意，一个是王兆国，一个是陈云的秘书王玉清。
2008年7月，牛汉出版了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谈到《中国》，他说：“《中国》对我来说，更有魅力，也是更能发挥我的长处的新刊物。”“丁玲生前对我说过，我老了 ，等我死了，刊物更不好办了。”“中国作协系统的刊物每个月有编辑月会。1986年下半年《中国》停刊前，我代表《中国》去参加。‘牛汉哪，你走错门了。’唐达成对我说。 我说，‘我没错。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知道，唐达成的意思是我不要走丁玲那个门。”
谈到丁玲时，牛汉说：“她太深广了”，“丁玲比较复杂，中国的大人物都如此。”“王蒙写过丁玲，片面，他不完全了解丁玲。丁玲‘左’的话，为什么同意让一帮年轻人负责 编《中国》？”“丁玲没有官架子，从来不板着面孔说话。”“我对丁玲很尊敬，把她当长辈，也感到很亲近，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感觉。大家都叫她丁老太。”“1985年冬天，《 中国》开过一次编辑会，改成月刊。丁玲意识到了，她去世后，《中国》肯定要被停刊，或者改变领导。《中国》内部也很复杂。丁玲很谨慎，办刊物，很认真。她知道难，但我 了却了她的心愿，没有背叛她。”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
1986年10月16日，中国作协党组做出《关于调整〈中国〉文学月刊社的决定》，内容有四条：“一、《中国》创刊一年多来，为繁荣文学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但根据当前文学工作 的发展和作协各个刊物的布局需要，决定将《中国》划归作家出版社，保留其刊名，由月刊改为季刊，以发表长篇小说为主。二、该刊领导机构要相应地做出调整。编辑部人员根 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意愿做出妥善安排。三、有关《中国》文学社的资产、财物均统一交作协办公室处理。四、希望《中国》编辑部同志继续办好今年的刊物，并共同做好其它善后 工作。”
牛汉说：“丁玲尸骨未寒，他们就向《中国》下手了。得下手时就下手，他们也真下得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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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1）
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由我们来写《中国》文学的终刊辞。
中国新文学，自鲁迅等先驱者筚路蓝缕，六十余年，与人民共经忧患，迈着沉重的步履成长。在经受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终于复苏崛起，进入可以产生希望的 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热潮澎湃，“双百”方针逐步得到落实，“大团结、大繁荣、大鼓劲”的号召温暖和鼓舞人心。正是这样明亮的文化背景，使《中国》文学杂志的诞生成为现 实。回忆创刊之初，主编丁玲同志，这位在鲁迅旗帜下为新文学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受“左”的错误迫害极深的老作家，曾那样激动地说：“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我压抑不 住从心底迸发出的激情，愿意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拿出来，尽力办好这个刊物。”“《中国》文学双月刊没有门户之见，容纳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给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在 思想上有所创见的作品留出很大的篇幅。”八十高龄的丁玲同志身体力行，实践了她的诺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她操劳到最后一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丁玲同志的艰苦努 力，这个刊物能够出现，并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进一步成熟起来。丁玲同志的逝世，给《中国》的命运投下巨大的阴影，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刊物筹备和创办之际，中国作家协会曾给过肯定和帮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同志热情致信，说，“为你们的新刊物呐喊助威，我总是可以而且十分愿意的。我相信《中国文学 》会得到成功！”原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代表中国作协全体成员表示热烈祝贺说，《中国》一定会为大团结大繁荣的新时期的到来作出重大的贡献。作协副主席冯牧同志说：
“我也相信《中国》肯定会在我们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上，成为一面色彩鲜艳的旗帜。”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说：《中国》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事物，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自 由的劳动组合。著名剧作家曹禺同志也说：“创办《中国》这个刊物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也可以说对我们大家也是极大的鼓舞。祝《中国》健康地成长，勇敢地成长，开辟一个在 文学方面、编辑文学杂志方面的新天地。”有那么多的领导和知名作家给《中国》以肯定和支持，应该说，丁玲同志的逝世不应该影响《中国》的继续发展。
去年年底，丁玲同志在医院病房主持编辑部会议，讨论决定，为适应时代节奏，更敏锐地表现社会改革的风貌和谋求刊物自身的改革，《中国》于一九八六年改为月刊。她决没有 想到一年以后恰恰是改刊后的《中国》会遭到被停刊的厄运。当时，丁玲同志以作家的敏感，觉察到文学“新生代”的萌动。她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改刊后的《中国 》，更明确更生动地体现了创办《中国》的本来意图，深得作者、特别是新一代的作者，以及广大读者的热情赞扬，使我们每一个新老编辑更加明确了自身对中国文学的庄严的责 任，也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自信。与此同时，编辑部却不断地感受到沉重的压力。这种令人忧虑的情况在丁玲同志逝世之后越发变得严重起来。
丁玲同志逝世以后，编辑部首先遇到的是主编人选问题。我们向上级机关打了报告，要求尽快委派主编，但直到我们写终刊辞的今天，《中国》仍是一个没有主编的刊物，副主编 牛汉同志也没有得到正式聘任。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工作上与心理上的诸多困难与不安因素。
附录：《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2）
在这样十分困厄的条件下，牛汉同志以他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赤诚，带领编辑部全体同志，顶着各种非议，坚持按期发稿，力争提高刊物质量。他也不止一次向中国作协党组请 求尽快委派主编，作协某些负责同志也在与他的正式谈话中保证尽快选派，但后来却不了了之，而且有消息从各种渠道传来，似乎《中国》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我们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传闻。作为普通的文学编辑，我们对中国作协现任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寄予了应有的信任和热望的。然而，接踵而来的却是这样一些事实：
作家协会领导的几大期刊，纸张、印刷、出版、发行是由作家协会统一负责管理，而我们《中国》编辑部却要独立承担这一切繁重工作。由于需要，我们准备调进一位同志专门搞 发行，但得到的答复是“调人暂停”，刊物办不办，还要“研究研究”。没有主编，中层领导班子（编辑室一级）也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丁玲同志去世至今，没有一位作协领导下 到编辑部来了解我们有什么困难，给我们以应有的帮助。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各大期刊对外宣传广告中，开始竟不考虑有《中国》的介绍文字，只是在牛汉同志据理力争之后才 予补上。
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在丁玲同志生前就已经出现。关于编辑部的人员编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