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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两强说”尚未成为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显示，最近四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2/3。但两者内部的力量关系很不平衡。总有一只是狼，一只是羔羊。按照通用的方法计算，美国这只狼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中国这只羔羊的10倍，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10~30倍。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在2030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美国在向全世界发行货币，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可兑换货币。美国企业统治着经济界所有的重要行业，而他的对手中国在这些行业中还只能蹒跚学步，是一位正在学习认字的儿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则更为明显。
但是，即便是中国目前的发展，也已令美国出现了不稳定。中国使美国的消费者成了国王，同时削弱了美国的生产商。中国使美国背上了无止境的、螺旋上升的债务，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形成了新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抓住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自然缺陷，吊起了它对外国产品和资本的胃口。通过把狼弄得消化不良，羔羊似乎找到了不必冒过大风险的与狼共舞之道。当然，它也不能把狼弄得太虚弱了，否则羔羊自己也不好受。两位要保持舞步的一致殊为不易。这是一门颇难掌握的技艺，随时可能错步，甚至跌倒，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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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巨人的饥渴
原材料：巨人的饥渴，对全世界来说，价格低廉的日子结束了
东京惶恐不安：公共废弃仓里的废旧纸张不翼而飞，被人拿走卖钱去了。在日本首都的好多街区里，人们都习惯于在月底的几天把废纸集中起来，再卖给硬纸板厂。但是今天，在那些造纸厂开始自己的收购之前，早已有不法商人抢先动手，他们给自己偷去的废纸找到了新的大买主——中国。从2002年到2004年，东京每公斤废纸的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15倍。日本的大商场、农产品加工厂以及制鞋公司已经开始担心，很快将支付不起产品的包装费用了。
2004年，法国的卡奥斯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新鲜事，在城南的工业园区内，新开了一家工厂——中国工厂，它雇佣了60名工人干活。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早已习惯了看到他们的工厂纷纷迁往中央帝国，因为那里的工资是那样低廉。于是，卡奥斯的故事自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人办的工厂向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回收旧塑料，清洗干净、粉碎，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因为那里对塑料的需求蒸蒸日上。中国国内的人将对这些回收的旧塑料进行再加工，制成油桶、管子和盒子，然后在商品上就地打上“中国制造”的字样。当地人不久以后就可能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小店里发现这些东西。
香港也出了怪事：下水井盖和道路的隔离板常常在夜里失踪，无法解释。当局很怀疑这是当地一些收购废钢铁的人干的，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与世界市场上废铁价格的飞涨有关。到2004年春天，一吨废铁已经卖到了一盎司黄金的价钱，而中国大陆再次成为这波热潮的策源地。相对于购买贵重和稀有的金属矿石而言，中国人更热衷于低价回收废旧金属，以满足自己工厂不断膨胀的需求。2002~2004年，中国从外国收购的废旧金属总量翻了一番，美国是主要的卖家。北京已经超过韩国和土耳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废旧金属的最大进口商。
旧纸、废塑料、废铁……对中国这只饕餮来说，今天什么都成了好东西。国家的工业化引发了真正的需求爆炸：到处都要购买金属、能源、农业和工业的基础产品。为了建设道路、桥梁、港口、城市和工厂，中国需要大量的木材、混凝土、钢、铝、镍、锌和其他金属。为了让它的电站和工厂运转起来，让火车、飞机和汽车启动，中国需要充足的汽油、铀、煤炭和天然气。为满足新出生的消费者，中国对小麦、大豆、牛肉、棉花、黄金和白银的胃口也变得日益贪婪。
中国的需要量是如此巨大，以至它于的谈判代表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一经露面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冲击。本世纪初以来，这种冲击已经演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每一桶石油、每一吨镍、每一盎司黄金、每一海里的运费、每一蒲式耳小麦，它们的价格都创下了近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新高。此外，中国对物资需求的长期压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不仅仅限于物价方面。
人们曾经议论，世界经济已不可逆转地向非物质化转移，但中国却提醒大家，人类活动依然要依赖于物质。这种返璞归真让人们重新想起了“老式经济”：田野、矿山、高炉和港口……有人曾说，英特网的出现将使那些旧经济变得毫无用处。但是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法国，人们所说的这种“初级产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将在长期里继续影响其他经济产业：“第二产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
“初级产业”的节奏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明显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曾经以为，自己已经能摆脱所谓的商业周期。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还是会追随世界的局势波动，有高峰，也有低谷，有繁荣，也有衰落。如今，中国这只饕餮的到来重新点燃了许多数十年来多少受人冷落的产业，激发了新的研究、创造和投资活动。全球的某些产业，例如农业和核工业，整个都乱套了。甚至，许多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产业领域也受到了波及，它反映出，随着餐桌旁边那位新食客的加入，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受到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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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的复活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遗忘的一隅，当地一家采矿公司的400名雇员还没有回来工作。2003年，他们所在的埃沃达克矿业公司打了一场官司，结果败诉，矿工们其实也并不曾抱有幻想：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矿厂已经遭遇了这种关门的命运。还有人告诉他们，世界冶金业的生产能力依然过剩。美国总统布什本人也规劝西方的工业家们，要清理门户，言下之意是关掉一些厂子，铁矿石开采得太多徒劳无益。然而随后不久，突然之间光明乍现！这400名矿工被邀请回厂，而且越快越好！
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个中国的冶金代表团到了那里，说是在美国最边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中国的莱芜钢铁集团收购了这家倒闭了的公司及其在当地的一家联盟企业——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让其重新开始采矿。为了供应东方的高炉，中国恢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矿石生产能力。
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
曾几何时，差不多是在全世界，矿厂纷纷倒闭，矿业集团追求重组，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当然，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这些产业包括农业、冶金、钢铁、造船、能源、运输等等，不一而足。至少在15年以来，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信息或电信。煤炭、石油、钢铁乃至黄金，统统都结束了。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字节和像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非物质经济，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
在巴黎，如同在华尔街以及其他市场一样，那些仍在坚持开矿、生产钢铁或散货运输车的企业在交易所里都举步维艰。但凡有机会，这些公司的老板都要抽身跳出，转而投资“更体面”、“更高端”的产业。学校引导那些优秀的学生从学习真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实验室亦将各种手段围绕虚拟世界配置。政治家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们鼓吹这类知识的力量、魅力和利益，倡导各种脱离“基础产业”的职业。一句话，金钱、青年人、研究和投资都要远离经济生活的各种基础业务。
此时，中国来到世界原材料市场，给这种倾向猛击一掌。它提醒世界，人类不会只生活在金融交易、电影、视频游戏和电话之中。他还需要耕耘土地，需要住房、运输工具和许多其他东西。在交易所里，中国已经使许多“恐龙”复活，也就是那些“老式经济”的代表性企业。正当那些网络羚羊们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有的甚至累倒在地的时候，真实经济中的传统公司却重新焕发了青春（如石油、铁矿石、冶金、造船和运输等产业集团）。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变革信号，“基础产业”正在经济界起死回生。中央帝国提醒我们，和人类本身并无二致，经济生活永远不可能是纯粹抽象的。黄金并非如人们所称的俗物，另外一些金子也不是太多了，如绿金（农业）、黑金（石油）、蓝金（水）和白金（铂）等。不管那是什么颜色的金子，“老式经济”正重获新生，基础产业的回报重新繁荣起来。
地里的田鼠 城里的老鼠
“谁来养活中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10年前的1995年，莱斯特·布朗——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谁来养活中国？》。惊慌是无益的，在1960~1961年的“大跃进”之后，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在北京，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从莱斯特·布朗发出呐喊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不过，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中国人的胃口迅速增大，非常迅速，比它的生产量增加得更快。田野里的老鼠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城市转移。有人说，每年有近1；000万到2；000万人离开农村，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本来是种田的劳力。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也在迅速减少。1996年以来，已经有670万公顷耕地被用作各种工业园区、公路、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只剩下12；340万公顷，它必须依靠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逐渐公开放弃毛泽东时代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雄心，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了。从前，中国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自行供给了所需食物的95％。今天，人们的目标是要通过本国的生产满足其需要的90％。事实上，在世界食品经济中，中国的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它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进自己不出产的物品；卖出本国的“特产”。
在中国，没有哪一餐饭能够离开大豆。中国人需要用大豆制成的豆腐、酱油或菜油。即使对这些最基本的食品，中国也开始接受依赖于外部世界。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呢？它的头号供应商是美国，如今，卖方又面临好几个拉美国家的竞争，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大批农民竟相为北京供货。一句话，向外国购买的食品种类已经涵盖了中国消费品种的60％以上。
中国粮食生产的起伏没少让领导人揪心。从1998年创纪录的51；200万吨以后，全国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一些农民为灌溉问题所困扰，另一些则更愿意生产水果和蔬菜，因为这些产品往往更赚钱。总的来说，北京正越来越倚重世界市场的供应。中国很快将会每年购进3；000~5；000万吨粮食：小麦、水稻、玉米和菜籽油。从长远来看，中国终究会成为农业净进口国，这一趋势会日益明显。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很久以来，他们一直受到别人的抱怨，指责他们的劳动只会让粮仓过度膨胀，只知道申请政府的补贴。中国的需求将给他们带来机会。相反，派几个农民去开垦哈萨克斯坦的富余农田，则肯定于事无补，中国依然需要进口粮食。
中国的巨大胃口也给转基因作物带来了转机。在日新月异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