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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了自己的节，再随喜别人的节。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然也就“节多人不烦”，过节总是一件好事，多多益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当年李闯王的最高理想不就是“天天都过年”嘛！何况中国人又胸襟博大，能够融蛮化夷，许多鬼子的节，都被咱们兼收并蓄，毫不歧视。比如什么盂兰节，浴佛节，不都和中国自己亲生的节日一样对待么？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滋润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把那热爱过节的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一口气引进了东西欧南北美的成套节日，什么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节日太多，难免就有个亲疏厚薄，照顾不过来，便只好先委屈一下自己的孩子。今年我买的挂历上，标出的中国节日屈指可数，而跟耶稣他老人家有关系的大红日子，却比二十四节气都多，弄得我经常需要考证究竟哪天是礼拜天，哪天是礼拜六。
不仅如此，一到2月14号，太太就命令我自愿买花献给她，说这是情人节的规矩。我说咱们是合法夫妻，明媒正娶的，怎么放着好人不做，非要做那狗日的情人呢？一到4月1号，我就不敢与人打交道，除了新闻联播，别的节目都不看，只有党中央的声音还是可信的。有一个学生跑来请假，说是他母亲死了。我一拍桌子喝道：“这种玩笑也是开得的吗！你要去哪儿玩就老实说去哪儿玩，怎么能随便咒自己的妈妈死去呢？”结果学生涕泪纵横，拿出电报，说他妈妈真的去世了。我赶紧道歉，说今天从早上起来，4个小时内已受骗5次：太太把闹钟拨快l小时，邻居打电话让我到传达室取包裹，路上两个警察罚我5元钱后撒腿就跑，同事说有亲戚找我结果是个要饭的，学生说教室停电休课一天。所以我冤枉你了，快买票回家吧。这学生第三天就回来了，原来母亲竟然没死，是他的一位大款同学“愚”他一下，当然，给他报销了路费……
一到年底，整个12月份别想安生。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张“圣诞快乐”。本来12月25号那天我家也确实有点高兴，因为次日是我妹妹的生日——她有幸跟咱们伟大领袖同月同日不同年生。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圣诞”那天我为什么要快乐。咱也算是通读过《圣经》的人，圣徒故事也能讲上几十则，身边也有几位“阿门”朋友。然而下班路上看见一辆辆自行车后面拖着的松树枝，看见一家家酒店门前明灭闪烁的小彩灯，看见一面面橱窗里横七竖八写着的“圣诞大出血”，“圣诞大愁宾”，我就真有点“愁”：他们忙活什么呢？他们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诞，知道圣诞跟荒诞是不是一回事吗？
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作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采，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已经过滥了，现在又去糟蹋洋节日。我想，节日不在多，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否则，真有耶稣降临的那一天，看见这些心灵污浊的人在“吃”他老人家的教义，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跟屈原大不一样，那时我们的世界恐怕连这点荒诞也维持不住了。
《圣经》上说：“你改过吧！阿门！”
1998年收到第一张圣诞卡之前
（此文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杂文报作品选》。）
“共和国”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周年大庆即将到来，现在各地各单位都在积极准备庆典活动，广电报刊也不断报道这方面的讯息，我相信今年的国庆一定会办得庄严隆重，有声有色。可是近日来，我忽然注意到，有一个词汇被频率越来越高地使用和传递着，那就是“共和国”三个字。什么共和国的生日，共和国的诞辰，共和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共和国的未来，共和国的花朵，献给共和国的礼物，捍卫共和国的尊严，共和国是我的母亲，共和国呀你听我说……这些“共和国”，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祖国”的代称，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代称是不合适，不妥当的。目前全社会的语言使用状况，极为混乱，我实在没有精力见一个干涉一个。但是“共和国”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称号的严肃问题，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公民和一个文化工作者，有权利也有责任对使我发生困惑的问题提出我的质疑。
首先，“共和国”不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简称为“共和国”。什么是共和国？共和国是君主国的对称，有时亦叫做“民主共和国”，指的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即实行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定期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如今全世界以“共和国”为国名的国家共有120多个，占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如果号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儿女”，那么你是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儿女，还是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儿女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提议国名叫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在讨论中，多数人觉得有些拗口和啰嗦，后来就采用了张莫若的建议，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共和国”的政体性质，它只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说“我爱共和国”，那并不意味着你爱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只说明你不爱君主专制，爱民主选举。
其次，有些国名中不含“共和国”字样的国家，其政体性质也是共和国。比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向人民大众解释自己的合法性时，大量使用的就是“共和国”的概念。20年代130年代的学校教材，就叫做《共和国民教科书》。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其法学意义在于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而政体上的共和国性质并没有改变。如果笼统地歌颂“共和国”那将意味着歌颂封建王朝结束以来的所有岁月，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其中的“中华民国”还包括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的中华民国、汪精卫政府的中华民国等等。所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1949年建立的国家，准确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单的俗称可以叫“新中国”，如果叫“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可以，但应该知道，新中国的开头几年，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
好像是从《血染的风采》那首歌开始，“共和国”一词时髦起来。在写歌作诗等特殊语境中，偶尔这样一用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是许多主持人，还有领导干部，一口一个“共和国”，实在令人费解。用“共和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不妥，代替“中国”或“祖国”就更加不妥，因为“中国”和“祖国”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我们不爱封建时代的政体，但封建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仍然是热爱的。所以我希望举国上下慎用“共和国”一词。也许我说晚了，约定俗成的语言惯性已经彻底强暴了“共和国”一词的外延和内涵。在我们这个人人怕提意见，大家都等着领导来解决一切的国度里，我也只好寄希望于哪位负责的“共和国领导”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组织专家研讨一下，不要再让那些追逐时髦语汇的人们顺口胡说下去了。特别是到了国庆大典上，千万不要喊什么“共和国万岁”，否则就太让人遗憾，太让人笑话了。
（此文发表于《中华儿女》号外。）
人文学者的道义
90年代的前几年，泛起了一股讥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学科建设的“热炒”。这股“热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学术忧虑之外，包含着为数不少的“阴暗心理”。一是以此来掩饰1989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度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呜呜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就将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境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