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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秀当然不好直说阿鲁温不如王元鼎，但从她分寸巧妙的答话中，天平倾向于哪一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前文曾论述过，嫖客与妓女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于金钱，能够超越这层关系，产生真正爱情的总是少数。这种爱情尽管十分浪漫，但由于先天的基础不够牢固，往往经不住打击。有时，真诚的爱情中也不免掺入了其他因素。如士大夫可能以娶得名妓为荣，表现自己风流倜傥；妓女则通过爱情跳出苦海，终身有托，这些都可能对士妓之间的感情产生副作用。有些名妓自高身价，用情不专，可能会遭到名士们的联合冷落和打击。而士大夫的用情不专，也会留下“负心贼”的骂名，得不到最珍贵的爱情。另外，读书人不等于好人，有些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之后，比不读书之人阴险歹毒万倍，妓女若托身于此辈，还不如嫁给强盗稳妥。宋朝有这样一件实事：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倡妇往还，情甚密。倡以所有以资，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绐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许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倡曰：“今倘皆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晚。”倡即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即燔瘗而归。杨后终于祠曹员外郎，集贤校理。
这个姓杨的干得真是太漂亮了，人也玩够了，钱也骗光了，官也当上了，还留着这个累赘做甚？将来竞选总统时岂不是一件舆论把柄？于是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眼睁睁地看着那可怜的妓女为了他俩的爱情而饮下毒酒。这个妓女的从良梦就这样收场了。看来，认为读书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善良郎君，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人之善恶，爱之真假，与学历、文凭无关。如果看中的只是博士、硕士的头衔，而不注意体会其人其心，那么爱情的甜酒也会变成苦酒的。与其那样，倒不如嫁给一个老实敦厚的卖大碗茶的，虽少了几分潇洒风流，却爱得踏实，过得放心。这也是多数从良妓女的实际选择。
妓女从良的目的因时代的不同也各有差异。唐代的妓女从良多出于纯朴的爱情，只要情投意合，二人便可双双飞去。宋代的妓女从良，则多是为了名份，只求明媒正娶，感情是其次的问题。明代妓女从良，看重的多是男人的声望、富贵、清朝以后，则多是为了实际的生计问题了。今日的现代化妓女们如何从良，则不敢妄下断语了。
从良之外，妓女也有被选入宫中或直接被皇帝他老人家一眼看中的。三宫六院的女子中，出身青楼的颇为不少。有的皇后、贵妃，历史也不“清白”。妓女成为宫女后，若能得到宠幸还罢，否则，还不如在青楼之时，有的得到出宫的机会，便又去做了妓女。
妓女生涯，容易使人惯看世间风云，饱经人生沧桑。许多妓女看破红尘，削发当了女和尚。在青灯古佛之侧忏悔罪孽、洗刷耻辱，祈盼来生重新做人。然而佛寺道观，并不一定如人们所想的是清净圣洁之地。例如唐代的道观之淫乱是十分著名的。武则天、杨贵妃都曾经以女道士身份做掩护，与皇上私通。最有名的妓女鱼玄机也是咸宣观的女冠人，她的道观实际上就是没有鸨母的妓院。“女冠子”后来也成为专门描写男欢女爱的一个词牌。有些尼姑庵还与和尚庙大搞横向联系，互通有无。少数比较英勇的尼姑甚至将过往的小伙子抢入庵中，轮番蹂躏。《三言》中的《郝大卿遗恨鸳鸯绦》等小说就反映了这类现象。所以，出家不一定就是妓女的安稳归宿，只是比青楼中要好得多而已。
另一条比较常见的归宿是做鸨母，就如同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改做教练。可以说，妓女不一定都成为鸨母，而鸨母却十个有九个出自妓女。鸨母深知妓女的酸甜苦辣，但职业特点使她们不但不心疼同情妓女，反而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变本加厉地在妓女身上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有少数妓女与鸨母关系较好，特别是一些名妓，身份变了，派头大了，便对鸨母的“栽培”有所感谢。就如运动员成了世界冠军后，痛哭流涕地感激教练说：若没有教练十几年如一日的惨无人道的严格训练，我哪能拍两分钟广告就赚一百万呀！所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是也。但是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很不恰当的，只看一点，不计其余，不论哪国的教练和运动员，从事的毕竟是高尚的为国争光的事业。著名者可以成为民族英雄、政府官员。而妓女一旦做了鸨母，可以说等于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她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感情方式都与正常社会是相反的，她日夜制造着人间最悲惨的罪恶。如果说妓女还有七分值得同情，那么鸨母要有九分应该谴责。正如今日许多不通世事的小姑娘暗中卖春，实际是那些“妈妈桑”教唆的一样，最可恨的正是这些坐收渔利的“老帮子”。
总之，妓女的归宿整体上是不乐观的。像柳如是、董小宛那样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也未能跳出男女不平等这个圈子。不论从良、出家、入宫、改行，要有好的归宿，一是必须自身具备德、才、艺，二是必须有良好的机缘，否则，永远逃脱不了不幸的怪圈。古代妓女尚且如此，今天那些妓女和那些羡慕妓女之女，应该想想自己的德、才、艺和自己“青春”之后的归宿了。古代妓女还可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今天商人的地位已经提高了，愿意不愿意娶一个“老大”的妓女已经成了问题，恐怕妓女们只能“老大嫁作犯人妇”了，而且，政治犯还不在此列。
13 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青楼侠气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秋瑾《满江红》
青楼乃翠红乡、莺花寨，本是儿女温柔之所，卿卿我我之地。可是物极必反，柔极乃刚。“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恨就没有爱。”《儿女英雄传》上说：
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
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
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
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
柔与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越是至性至情之人，就越有至刚至烈的可能。柔若无骨的流水，遇到崖礁险阻，就会变得“急湍似箭，猛浪若奔”。心中如果怀着真挚的儿女之情，那么，当需要捍卫这份真诚、这份挚爱的时候，自然就会迸发出无敌的神勇。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反过来，真正的豪杰，必是情深义重之人。爱，永远是与勇敢、牺牲、奉献连结在一起的。
青楼妓女的侠行义举，历朝历代，史不绝书。这除了来自她们善良真诚的一腔柔情外，也与受士大夫的风气熏染有关。古代士大夫，推崇仁义礼智信，讲究为人须有孟老夫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妓女的是非观、爱憎观，受士大夫的影响较深，加上士大夫的推奖举掖，于是便产生了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侠烈。这在上一章里已有过一些接触。这里再着重介绍实际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的几例。
唐传奇《李娃传》上的李娃，开始与鸨母合谋诓骗并抛弃了某生。可是后来，当她发现某生沦为乞丐、惨不忍睹时，回想起当日与某生的恩爱情景，便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搭救某生：
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
李娃收容某生后，竭尽全力帮他恢复健康，并鼓励他应考登第。当某生中第将仕时，李娃没有居功自恃，而是说：“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缓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这不是古人称道的“事了拂衣去”的侠义精神么？
上一章讲过一个熬刑不供情人的天台妓妇严蕊。宋朝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事例：
宋时问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这名叫薛希涛的妓女，宁死不肯出卖祖无择，使之免受责罚。这在朱熹、王安石等人看来，也许要斥为“冥顽不化”。但在今人看来，至少该称赞一句：“够哥们儿！”
士大夫们懂得惜香怜玉，妓女们也懂得惜才爱郎，对于她们喜欢的狎客，她们不但不惟利是图，见钱眼开，反而能够慷慨解囊，甚至挥金如土。就以柳永柳三变为例，他不但生前靠妓女们资助，死后还是京西的妓女们凑钱给他料理的后事。另一位青楼大红人秦观秦少游也赢得许多妓女的一片丹心。据说秦观被贬路过长沙时，有个酷爱他词作的妓女以终身相许。秦观便以词相赠，就是那首著名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当时局势很吃紧，不能带这个妓女一块走。秦观后来死在贬所，灵枢路过长沙时，那名妓女前一天晚上梦有所感，便到半路上等着，祭奠过后，回去便自缢相殉了。如果把此事仅仅看作封建礼教的毒害是未免简单片面的。这个妓女为秦观殉身，显然第一出发点不是名分，而是真情。
由于妓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她们当中的崇高行为往往被忽略和歪曲。直到元代，由于知识分子本身地位的沦落，与妓女真正形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关系，这才使他们更真切、更深入地发现了妓女身上的人性美。戏剧大师关汉卿就写出了优秀妓女身上的侠肝义胆。喜剧《救风尘》的主角赵盼儿，在长期迎来送往的生涯里，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当她得知结拜妹妹宋引章要嫁给周舍时，便再三忠告：
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耳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得你哭啼啼。
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烦恼怨他谁？事要前思免后悔。我也劝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
宋引章不听良言相劝，结果一入周家门便挨了50杀威棒，只好写信向赵盼儿求救。赵盼儿挺身而出，利用周舍喜新厌旧的弱点，引诱这个纨袴子弟上钩，救出宋引章，并制服了这个流氓。赵盼儿在关汉卿的笔下是一个充满侠气的风尘女英雄，这种性格在青楼女子中是不乏其人的。
如果说妓女的侠义精神是受了士大夫思想的熏染，那么反过来，妓女的侠义精神对士大夫也是一种激励。前文讲过的柳如是，在明亡以后，劝钱谦益以身殉国，指出“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但钱谦益以水太凉为借口不肯投水自尽，柳如是便自己奋跃入水，被及时抢救才幸免于死。社稷危亡之际，有些女子表现得比男子还要有气节。《板桥杂记》中记载了明末一个叫葛嫩的名妓的故事：
葛嫩，字蕊芳。余与桐城孙克咸交最善，克咸名临，负文武才略，倚马千言立就，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号“飞将军”，欲投笔磨盾，封狼居胥，又别字曰武公。然好游狭邪，纵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为势家夺去，抑郁不自卿。与余闲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称葛嫩才艺无双，即往访之，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教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聪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
这一段文字分明显示出，妓女葛嫩的慷慨就义，直接激励了孙克咸的死节。如果进行一下阶级分析的话，可以说，妓女不但身受最重的屈辱和压迫，而且一无所有，属于无产阶级，所以在斗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