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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一、研究缘起
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农民的初级生活圈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事实。很多的乡村社会文化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对之投以密切关注。按照约定俗成的定义，初级生活是指在人类最初和最基本的生活中，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与作用的总和，主要包括这样一些活动：婚姻、家庭、情感与性、亲戚、生育、丧葬和社会性别互动等等。
客观地说，乡村社会中，初级生活从来就是和很多其他的事情纠缠在一起的。因为，初级生活往往是把大量起源于别处的矛盾集中到自己身上来：阶级的、性别的、种族地位的、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等方面的矛盾，在初级生活这里有了一个交叉点。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之内，情况往往更是如此。换句话说，初级生活浓缩和承载了农村社会变迁中传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秩序的更替。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开启了农村社会各个方面的重新塑造，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农村社会初级生活内容的转变和形态的变异。透过初级生活这个视界，我们看到了价值观念、权力制度、文化习俗在乡村时空坐落中的并存与互动，传承与变迁。
在我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急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虽然初级生活相对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现代化对乡村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形成的冲击强劲，但国家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等最终都会反映到乡民的初级生活中，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琐事不仅反映着乡民的生存常态，而且在其背后还隐匿着大的历史变迁。
我们承认本书分析阐释的这些既具有完整而严密之戏剧形式，又符合研究和分析目的的事件或故事，也许在现实农民日常生活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确确实实，在乡村社会中，人们是通过对诸如此类的初级生活的道德讨论来表达自己的主体性、对内在自我的感觉和“认同”。在乡村社会当中，初级生活并没有像城市里的那样：相当多的社会道德、思想观念等都在不同的场合为初级生活贴上了“个人隐私不得侵犯”的封条。相反，当我们真正地融入到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现：虽然一些村民谈论别人初级生活的事件或故事可能会遭到社区成员的道德贬抑，但是人们对此的自发的评判和谈论热情却从未间断。可以说，谈论这些私人事件或故事本身都已经超出村落社区成员自然存续的叙说和倾听的范畴，多数情况下成为了村落社区成员一些类有自觉的文化建构。从这种意义上看，初级生活事件或故事的产生、流传和道德评判的不断附着，正是在村落社区成员自觉并且不间断的努力延续下完成的，是他们日常生活和行动逻辑的展现。
由此，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和行动逻辑，对于这样一个和政治经济活动几乎同等重要的内容，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视而不见”的。我们必须要分析和探讨初级生活对于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和行动逻辑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它对乡村的日常生活和行动逻辑的影响是否与政治、经济等活动有所不同？进一步地，如果不同，它们的独特影响形式和作用机理又如何展示？ 。。
导言（2）
几经推敲，结合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我们的分析视点集中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初级生活事件的文化意义。即在当代中国农村初级生活剧烈变迁的广阔背景下，通过透视这些初级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处置机制，进而真实呈现故事或事件中蕴涵的乡村社会的生活机理和行动逻辑。或者说，通过考察这些事件或故事，利用文本解析的方法，来把握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进而梳理出乡村初级生活变迁所蕴涵的历史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来不主张存在一种内部协调一致的农民的文化。我们在本书中揭示出来的也只是在限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具体的场域中，行动者个人、地方性知识和官方意识形态相互博弈中的、片断的、动态的文化模式。
二、研究意义
正如上面所说的，初级生活事件或故事在农村村落社区内具有十分顽强的增殖力和生长力。我们认为，之所以如此必有其契合农民日常生活的特质和意义，厘清这些初级生活事件或故事本身的特质和意义无疑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化我们对农民世界的认识。具体而言，这一研究的意义可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体现出来。
（一）学术意义
在本研究当中，我们是通过对初级生活的事件或故事的考察，来了解与农民的初级生活相适应的身份建构、社会行动和权力运作，进而来把握农民的日常生活。比如，身份地位、价值规范、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等等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它们又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权力的“帮助”下渗透到初级生活的每个缝隙之中，去“形塑”农民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研究的学术意义表现在资料、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
首先，资料上，在某种程度上说，从初级生活的方面入手来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在研究选题方面本身就是一种创见。我们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情境里，通过细致而严谨的实地考察，获得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关于初级生活和初级生活事件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我们通过对这些有意义资料的描述，对农民的初级生活和与之相关的初级生活事件之中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做出详尽的阐释和解说。
其次，方法上，我们尽可能站在主客位结合的立场。在我们的研究中，尽力让以往农民研究成果中的“沉默者”（这些人要么不在以往农民研究中出现，要么出现了也是扮演一个“沉默”的“任人宰割”的无名者）自己开口说话，说出农民自己对自身处境的理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农民自然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去了解实际发生的初级生活事件，用农民自己的概念、语言和习俗，支持、探寻和体验他们所诠释的事件过程和故事架构，以此了解他们在日常初级生活事件中所建构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进而深入地认识他们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当地人在向我们提供某些文化信息的那一刻，他们本身的角色已不是简单的情况提供者，而是人类学学者在实地调查中遇见的文化现象的第一解释人，甚至可能是人类学学者某一研究结果的共同解释者，不管他们的解释有多么浅显，也不论他们的解释是否经得起人类学理论的分析和推敲。从这种方法出发，我们很自然地会怀疑起以往的很多农民研究的真实初级生活，甚至觉得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揭示现代乡村社会的生活真相，而只是以学术话语叙述了作者自己的生活体会而已。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导言（3）
最后，理论上，我们研究的宗旨是发现知识而非验证理论。我们依靠的主要是发现的逻辑，是要发现行为者所建构的社会真实，掌握、理解并发掘行为的意义，并且加以描述。我们认为那种简单地构造一些概念，然后故弄玄虚地把它们拼凑起来，最后进行一番逻辑推演，甚至建构出一些“看上去还很有道理”的“宏大话语”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这类“宏大话语”往往除了文字的排列组合之外，几乎等于什么都没说。我们的研究不是去验证一个预先设定的学说或假设， 不是依据某个流行的理论范式甚至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正确”的话语）来推演“事实”、解释“现实”，而是从初级生活和初级生活事件中把握乡村社会，从解析一些具体的初级生活事件的过程中来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
（二） 实践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否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社会发展能否顺利推进，而在这一过程之中，科学合理的社会发展计划的推行又起着关键的作用。
但是，许多时候，这些社会发展计划都是建立在一种错误或不正确的理解之上。这些计划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多解释与农民的经验、解释及意义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由此产生了理解差距或执行失败。我们认为，许多社会发展计划之所以发挥不了作用，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常常会错误地以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农民的经验，然后他们又按这种错误的解释来制订社会发展计划，进而塑造或改变农民的生活。
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借助初级生活的具体故事来把握、理解并解释农民的视角及其经验，将客观观察和主观理解作有机的结合以实现科学的解释，来把握农民的“生活世界”中的行动逻辑的真实状况，进而从多个侧面、多种角度对其做出科学的分析，作为制订出科学合理社会计划的依据。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农民的日常生活做出合理的指导，促进农村社会的秩序和进步，从而为全社会稳定而协调的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
三、研究方法
既往对我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多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虽然这种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成果不菲，出现了一系列像《乡土中国》那样的经典著作；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与所有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一样，这种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也有其力所不逮的地方。比如：结构分析把社会的位置或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主要研究的问题，对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个人的行动缺乏关心。也就是说，在缺乏足够的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和理解的情况下，恣意利用远离村庄实践的大理论图解破碎的所谓经验事实，得出了大量的结论和论断。撇开结论的正误不讲，单是缺乏对乡村和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使用破碎的经验事实来试图解释一般事件这一点，已经注定了这种路径的局限。
有意或许无意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些学者在对我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的时候，发展使用了“讲故事”为主要形式的人类学叙事研究方法。讲故事之所以再度成为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经验的一种语言表达时尚，如果我们的理解没有偏差的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规范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传统叙事方式之中发现不了中国乡村社会经验的切实表达路径。也就是说，中国乡村社会经验难以完全地用从西方社会经验中孕育的现代规范社会科学话语和言路来表述。比如“宗族”、“关系”、“面子”等在西方规范的话语和表达言路中都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或者解释。而“讲故事”为主的人类学叙事研究方法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故事当中的情景再现可以把很多语言不好表达的意义和内容表达出来。此外，无论是否赞同人类学的科学本质，大家一致认定，民族志表述要用某种叙事形式。换句话说，经意或不经意地，人类学家的写作仿佛是在讲故事。
导言（4）
由此可见，人类学叙事，尤其是采用“讲故事”为主要形式的人类学叙事在乡村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并不是出自一种浪漫的唯美主义热情，而是由于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学叙事是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事实陈述最适合甚至是唯一可选择的表达方式，最起码对于一些隐私性问题或者说乡村初级生活领域来说是这样。
首先，在乡村社会研究中，人类学叙事对于一些隐私性比较强的乡村生活题材或者初级生活领域来说，可能是寻找、挖掘、把握“社会事实”的最佳方法之一。有人认为，在事物的具体发展过程中，事物本身的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该事物在与不同情境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只有在具体的事件中才可能逐步展现出来。也就是说，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存在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定的“许多个别历史因素的特殊组合”。这里的“个别历史因素”是由特殊的“经历”组成的，包含了特定人群的特定的活动，很多抽象的规律追求往往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必要的，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更多的时候，生活中的人们是从实用、方便的切身利益出发，在特定的时空中，依据实际的、切身的经历和遭遇的事件对自身留下的“感觉”来做出行动选择。对此，如孙立平先生指出的那样：“真实的事实，或真实的逻辑，有时候只是在事件当中才能呈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就是说有一些东西的确在起作用，但如果不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它就不能够呈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一些更适合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