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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得没错。
四五事件”
1月9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8号9点57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1月11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10）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工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民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乍。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啦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
——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
1970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
一
那是1972年暮春的5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
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棵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2）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回，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刹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己亥杂诗》，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