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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出版社的成都办事处找了份活，主任是个仪表堂堂的中年人，说话时谈笑风生，非常有感染力。没事时，这个中年男人就躲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发呆，一个人面无表情地抽烟。这样一间大房子，装的居然是寂寞。不过，要是我能呆在里面，不知要熬上多少年。
我们新来的总共三个男生，工资都是一千二。因为上班没什么事情，所以大家也就无甚怨言。换个角度想想，公司提供场地、水电、午餐、保险和工资，就是让你玩儿，人家可真亏大了。我们三人一间办公室，共用一台电脑，没事时就玩游戏。头儿有时也进来，勉励我们多学习。见我们在游戏，就若无其事地走出去。也许他怕我们无聊，希望我们用学习来挤占时间，但我们选择用游戏来解闷。
财务主管是个过了更年期的女人，我们称她刘老师。三十来岁的方经理则提议大家一同喊刘姐，说是怕乱了辈分。刘老师为人心直口快，有事没事喜欢找我们摆龙门阵。她说得最多的是自家的宝贝女儿，说要介绍给我们认识，但从来就没有行动，因为她最了解我们的财务状况。第二年，刘老师很正式地给我们发来请贴，三个光棍还没来得及出手，就眼睁睁地看着她那美丽动人、耳熟能详的女儿成为别人的新娘。
工资第三年涨到一千八，活儿总不见多。总觉得和刚来时一样，什么都没学到。最初进成都办事处，是因为这里清闲，多年来写作的爱好能维持下去。可一旦整天处在一个清闲的环境中，反倒失去写的动力。这时我们都已明白，成都办事处没有走市场，而是走系统。只要关键时主任能挥洒自如，搞定教育系统的领导，办事处就能开张吃三年。我们三个人的功能，一半是打杂，一半是摆设。有时想想，实在有些悲凉。
我想我应该离开，可是我没有勇气。生活一下子失去方向，只好四处寻找刺激。一千八虽然不多，但在成都足够潇洒。可以呼朋引伴，隔三岔五找人吃火锅，喝喝小酒打打牌。要么约同学去望江公园，共同缅怀已经流逝的大学时光。我坐在府南河畔的石头上，看着悠悠的流水，以为生活就这样过去。
03年底，一场不大不小的疾病消耗掉我所有的积蓄。黑格尔说过，存在就是合理的。我的命运朝不保夕，可我却无力抗争。在社会的潮流中，个人的命运实在太渺小了。我已经一无所有，倒不如索性豁出去。可是七年来，我已经熟悉了这个城市的一切。闭上眼睛，我甚至能回想起每一个地段的风貌。离开这个城市，我又将去向哪里？
04年流火般的7月，当我提出辞职时，头儿在沉默后表示理解。我是知道的，我们的主任喜欢并乐意扶持有才干的人，可在他手下做事永远不会有出息…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悖论。我缓缓走出单位大门，听见一声叹息。三年来，我和我所生活的城市、我所工作的单位以及我的领导，彼此之间不过是维持了一个默契的假象。
温州记
当你在一个城市混不下去时，最好是立即更换一个城市。这样一个冰冷的完全陌生的城市，偏偏能激发人的征服欲。
05年春节，我回成都稍作喘息，把目光瞄准温州。几个堂哥都在这里，开大货跑上海。当我在那所著名的二线高校虚度光阴时，几个哥哥以此为荣，认为我在改变家族的知识结构后，能轻易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而现在，他们的期望还没结出果实，我就投靠他们来了。
三城记（2）
温州的文字活，一个月也就两千左右。而一个资深大货司机连同吃油钱，一月能挣三千出头。事实上一个月拿两千和拿两万，只有数的变化而无质的区别。可一个人连温饱都难以为继，哪里能作进一步的打算？我对几个哥哥说，我这次来准备在温州办学。所谓办学，就是给孩子做家教。温州人有钱，只要教得好，家长出得起高价。
05年4月，我白天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月薪两千，有饭补。下班后做家教，几个孩子轮番上阵，把我的业余时间占得满满的。月底一算还成，一共收入四千。但公司承诺的饭补没兑现，经理说我还在试用期。我怒斥道，难道试用期的员工就不吃饭了？你们口口声声说温州广告界水平落后，我看一些小事情上落下的笑柄，倒是会被业界奉为经典。
这个耿直的重庆崽子大为震动，对我再三挽留。事实上我的文案水平不过尔尔，我唯一比温州人高明的是学会装腔作势，这得益于在北京几个月的熏陶。
我试图融入温州人的圈子，可惜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温州，保姆是保姆，家教是家教。人与人之间的分层意识无处不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网络是最为便捷的交际方式。我轻易地结识一群本地愤青，以文化的名义勾搭成奸。这些落魄的文化青年虽然贵有东方犹太人的血统，但个个都穷困潦倒。这让我在江湖的落魄中找寻到一些心理安慰。
05年6月初，我已嗅到暑假家教市场的火药味，就毅然从广告公司辞职。我爹在电话里气得不行，他溜光的下巴又像掉了毛的掸子一样抖个不停。几个哥哥倒是理解，看样子这几年在外没白混。不过，他们也只能把自创门户的使命交给我。
温州的办公用房租金太贵，管理又非常严格。我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把眼光投向百里之外的飞云镇。我来到镇中心小学宣传时，学校老师已捷足先登，早就怂恿学生参加他们的暑期培训班。家长们则认为无论如何要给老师一个面子，不然开学后孩子会受到歧视。
6月28日学生拿成绩单，我站在大雨中，一手拿伞一手发传单。有些孩子接过后连看都不看，就当纸巾抹了脸。小脸被传单的底色染得通红，叫人哭笑不得。学生散尽后，我向旁边的店家借了张扫帚，把路上的纸屑清扫干净。因为传单上我已是来自北京的名师，不能叫这帮人小瞧自己的素质。
我找了一间清水房，又弄了几张桌子，教室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最终来了近二十个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往往是教了这边，又去应付那边。两个八岁的孩子过得非常开心，往往不到八点半就守在教室门口。有一次钥匙不见了，我就带孩子们去公园玩。快到下课时他们才收到培训班的口头命令…回家后写一篇作文。
一次收费二十，二十个学生就是四百。这让我兴奋无比，因为赚钱的方式有别于昔。这
一次我为自己打工，我的时间没有廉价地出卖给任何人。可奔波于温州与飞云两地之间，实在是太累了。在开向温州的车上，醒来时我的包已被人用刀划开，手机和学费都不见了。
我站在温州的大街上，四顾茫然，心里酸得能清晰地感觉到肺叶的颤抖。我已经无钱再维持下去，也不好意思再向几个哥哥开口。记得有人说过，太平盛世最大的兵荒马乱便是幻灭。这一次我的希望破灭了，美丽的温州成为囚我之城。看样子，该是撤退的时候了。
北京记
无论什么人，只要自以为和文化发生过半点关系，都希望去北京扬名立万。我到北京后才明白，外地来京人员最多有两种：一种是民工，另一种是文化人。
第一次来京漂泊是04年10月，我当时什么证书都没带，自以为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北方傻大个忽悠得二麻二麻的。结果跑遍大大小小的文化公司、出版社，也没有一家肯收留我。这帮文化人表面上主张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实际上还被禁锢在一张文凭里。
三城记（3）
其间我曾厚颜无耻地去拜访一个诗人，此人十年前是四川某山村的教师，因为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进而产生留在北京的梦想，如今已在通县买了一套房子。因为介绍人面子够大，我和诗人称兄道弟，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一直到走，我都没有点破来意。我想落入尘世中的诗人也会明白，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断地恭维他，无非是希望有人能提携一把。
天气越来越冷，钱也越来越少。我躺在缺少暖气的平房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我对找工作已经没有信心，不时地和北京的熟客小聚，趁机打打牙祭。北方人善酒，我则不胜酒力。不过有一回我特有面子，以两杯茶对一杯啤酒的比例，把一哥们灌得大醉。此后的两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我的肚子在咚咚作响。
05年8月，我又回到成都。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风情万种的城市始终是我的回归之地。我较为简短地在一家主营农业的广告公司工作了两个月，然后做带头大哥，抗议对我宠爱有加的老板夫妇。结果，我被手下的兄弟出卖了。一年之后，我从终点回到起点，又从起点回到零点。
我每天都在网上查询招聘信息，看见四川一家饲料公司招销售。我打电话问：你们招编辑吗？对方说：只有北京总部才招编辑。我反问：那你知道你们总部设四川分公司目的何在？趁对方还没有回过神来，我接着说：一方面为了赚钱，另一方面也要推荐人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错的人才。
05年11月底，我又一次杀回北京，在这家饲料公司总部做内刊编辑。12月中旬，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第三届饲料大会上，我见到以前广告公司的老总。他穿着黑色的风衣，还是那样帅气迷人。我握着他颤抖的手，感觉有些凉。人在江湖上，总会遇到一些恩怨。有时候，你只能选择淡忘。
一段时间后，我由文字编辑改做发行编辑。公司内刊发行量50万份，管理非常混乱，什么流程都没有。我只好整天看报表，不懂地就向相关人员请教。做了两期后，很快就上手了。紧接着，要对印刷厂家、发报的邮局和物流公司重新洗牌。我整天装模作样地和一帮人讨价还价，总觉得生活离自己想要的越来越远。
我发现印刷、邮寄和物流一年花掉千万，里面漏洞非常大。按照社会的潜规则，其中有一定的操纵空间。我早就领悟到资本的巨大力量，它让人臣服于朝九晚五。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莫非我迎来了改变人生的支点，在逆境中展翅飞扬？
我的心乱得厉害，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公司给的待遇不高，仅能满足基本生存。不过刚来时我很知足，因为我无须四处颠沛流离。我可以肆意喘息，用一种安详的姿势来看北京。我虽然渺小，但在这个浩瀚的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坐标。晚上回到厨房改造的单间里，我可以看书，写小说，想我遗弃在温州的孩子们。我的生活很平淡，但感觉像诗意一样生存。
可我又怎么能甘心呢？我是一个从田野里走出的孩子，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因为上了大学，就企图做城市的主人。两年来，我不停地辗转于三个城市之间，每一座城市都成了伤心之城。我觉得每一次撤退，就是一座理想之城的丢失。可我惟有撤退，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这一次，机会摆在面前，我究竟是下手还是不下手呢？
为神的使者工作着
我们的SalesDirector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偶然提到：“老板也不是神，是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从昏睡的临界状态中回过神来，定睛凝神端详了他几眼。他是台湾人，在美国呆了十多年，受东西文化的共同熏陶，身上兼有中国人的儒雅气质和美国人的挺拔姿态，中英文都极为流利，且两者之间切换有若行云流水般自如。我当下在心中感慨：如果上帝长得就是这个样子，信教的热诚将绝不亚于追星。
我不知道这位老板在部门###上说出这句话，是不是因为太多人对他提出太高的期望，以至于他感到了做上帝的压力；既然他在试图纠正某种看法，至少说明了这种观点的客观存在。不过，如果有员工象敬神一样供奉他的老板，我知道也是事出有因。老板负责给他加薪水，做业绩评定；决定一个人到年底拿多少奖金；在多长时间能做一次升职，更夸张一点说：他决定了这个人一家老小在特定时间内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这家的孩子是上私立贵族学校还是街区内的附属小学。老板掌控了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从而间接地影响了他的命运。
我回想起在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因为部门里那个苛刻尖酸的经理，我和我的几位同僚无奈地选择了辞职。如果不是她，我想或许今天我还留在那家世界知名的企业，为公司在500强中靠前的排名沾沾自喜，而不会有以后的一切变故。从这一点说，老板确实象上帝，只不过有时候他以男人的面目出现，有时候借女人的形象显灵；有时赐你好运，有时带来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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